“釦”指在木器、漆器、陶瓷器、玉器、玻璃器等器物口沿、底部、附件等部位，施加以金、银、铜、铅锡等材质的金属箍的工艺，达到对器物的加固和装饰等目的，而被附以金属釦的器物称为“釦器”。由考古实物资料看西周时期发现木胎釦器，战国至秦汉镶釦工艺广泛应用于漆器，唐宋时期随着瓷器的兴盛开始大量出现镶釦陶瓷器，此后釦器向着工艺和审美多样化和普及化发展，至明清出现以仿古为目的为器物加釦的做法。

伴随相关考古发现日益增多，自上世纪后半叶中外学者对釦器的发展脉络、漆器和瓷器的镶釦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涉及镶釦的功能、工艺和釦器的地位，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基于考古遗存发现和前人学者研究，不难发现釦器在隋唐时期产生的变化，相较于汉代漆釦器的盛行和宋代以后瓷器镶釦的普及和多样，隋唐时期并非镶釦器物流行和兴盛的时期，然这一时期釦器虽然数量少，但在陵墓、佛寺、窖藏等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金银釦器多为能代表时代最高水平的珍贵器物，反映了镶釦工艺的发展和釦器的价值。该时期的釦器装饰类型和方式均发生了转变，至晚唐江南地区开始大规模生产瓷质釦器。据此本文试图从隋唐时期釦器的类型、技术影响、功能转变等方面切入，分析讨论釦器工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新技术的吸收和借鉴，釦器的制作使用情况、功能、变化原因和文化观念在其中的作用。

《说文》释：“釦，金饰器口”，至唐李贤注:“釦，音口，以金银缘器也”，南唐徐锴又注：“若今金银稜器也”。从汉至唐宋，“釦”从一种为器物加金属箍的工艺形式逐渐引申为既指代金属箍，又包含了釦器整体的概念。依照文献与实物，釦器的称呼最晚至中唐时期发生了变化，原本专指建筑边角的“稜”（同“棱”）成为了“釦”的同义字而广泛用于形容带有金属箍的各类器具，至宋戴侗《六书故》解释道：“釦器皿之上廉者亦曰稜”。以“稜”为名的釦器作为唐代贵族的日常器皿使用情况可见唐段成式（约834-862年）《酉阳杂俎》记：“元和初，有公主夏中过，见百姓方汲，令从婢以银稜碗就井取水，悮坠碗，经月余，出于渭河。”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监运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器衣物帐》石碑(874年)刻“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稜”，“银稜檀香木函子”，“稜函子”等物名记载，对应地宫出土的鎏金银棱金银平脱秘色瓷碗、银棱盝顶漆宝函等实物，可知无论是秘色瓷碗还是瘗藏舍利的漆木函只要为“金银缘器”均可以“稜”称之。

图1 \ 金釦玉杯 李静训墓出土

图2 \ 金釦玉杯 西安博物院藏

在唐中晚期出现目前发现最早的镶釦瓷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镶釦工艺和釦器的使用功能依旧延续着秦汉以来的传统，然而市场供应和社会普遍使用器物类型的转变却在渐渐改变人们对釦器的认知。西安李静训墓（608年）出土的金釦玉杯（图1），以泽润无纹的珍贵和田白玉雕琢，口沿镶金釦，杯口外侧的金釦宽0.6厘米。细观金釦，口沿打造平整，有凸棱一周，整圈贴合杯壁，在玉杯口沿醒目而和谐。根据装饰特征和材料的相似性，不难联想到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三件西汉金釦玉杯（图2），三件玉杯形制相同，以和田玉雕琢，杯口、身和足束有4道金釦，其中一件金釦全部脱落。金釦厚约1毫米，呈扁平状，包嵌在口沿外侧的一周宽于内侧，工艺和材质与李静训墓金釦玉杯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每件玉杯均在杯体外琢磨出凹弦纹和细线，刻纹与需包嵌金釦位置完全吻合，说明在设计制作玉杯之时便将金釦装饰考虑其中，这与后来以加固或修补为目的而仅对器物口沿或底足等易磕碰磨损之处进行镶釦的做法不同，是早期高品级釦器为上层社会专门定制、使用和赋予等级礼制意义的实例。三件玉杯发现于汉宣帝杜陵陵区王皇后陵冢东南处的壕沟内，为皇家用器，《后汉书》“祭祀志”载：“宗庙三年大袷祭，子孙诸帝以昭穆坐高庙，诸隳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座，高祖南面……曲几，黄金釦器。高后右坐……白银釦器。”《汉旧仪》记：“太官尚食用黄金釦器。中官私官尚食用白银釦器，如祠庙器云。”可知金银釦器为祭祀礼仪中帝后和官员用器，仪制等级与不同材质关联。以漆器为主的釦器也是汉代皇室、王侯等上层社会的日常用器，官营漆釦器的制作实行“物勒工名”制度，但就考古发现来汉代对釦器的等级化控制并不严格，“蜀汉釦器”逐渐成为在贵族和民间贵富间流行的奢侈品，因其稀有性和装饰性象征着拥有者的财富与地位。数百年后在李静训墓这座隋代高等级墓葬中依然出现金玉之合的釦器，作为深受皇家喜爱并定制的奢华日用器彰显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地位与品味。

中国古代工艺技术擅长对不同材质装饰和复杂工艺进行拼接组合，并在新旧或中外装饰风格的互融中寻找变化创新，这在唐代釦器装饰上可得到印证。相较于两汉时期的兴盛流行，镶釦器自魏晋以降一度式微，但在东晋和南朝的高等级墓葬仍有发现，可见汉文化中心区域一直延续着制作使用釦器的传统。唐代釦器多发现于保存较好的高规格墓葬和佛寺遗址中，其工艺既有对传统技艺、装饰风格的延承，又在形态和组合上体现出显著变化，形成了新的装饰类型与风格。

图3 \ 考古发现和揭取银棱盝顶檀木宝函（八重宝函最外层） 法门寺地宫出土

与传统镶釦工艺一脉相承，唐代釦器与多种工艺相结合，金属釦兼顾装饰与保护器物的功能，又与唐金银器装饰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关联。法门寺地宫出土银棱盝顶檀木宝函上下包有长宽为30厘米的方形雕花银棱边，宝函为唐懿宗（833-873年）供奉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之最外层，由檀香木制成，外壁绘佛图，出土时木胎已朽坏，银棱边仍保存完整（图3）。宝函上银釦雕花的工艺可上溯至汉代，如满城窦绾墓出土的五子漆奁上的铜釦采用雕镂技法和错金银法雕刻纹样，盱眙刘非墓出土耳杯的银釦上以针刻纹样并镶嵌玉石，而唐代以后即使是最珍贵的镶釦装饰也不复汉代般奢华和繁琐，但錾刻工艺的发展和普遍应用使纹饰更加轻浅而精致。

图4 \ 1.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秘色瓷碗 法门寺地宫出土 2.秘色瓷碗 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5 \ 银平脱梅花瓣形漆奁 吉林省渤海国王室墓地出土

与髹漆、金属镶嵌相关工艺还有金银平脱釦器，“平脱”是以金属薄片镶嵌的漆艺装饰技法，在同一器物上搭配金银平脱和镶釦，是盛唐后高级工艺品上特有的工艺组合。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2件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秘色瓷碗，两碗形制相同，五曲葵口，斜腹，内壁施黄釉，外壁髹黑漆，饰金银平脱雀鸟团花五朵，口沿与底足均镶鎏金银釦（图4）。龙头山古墓群渤海国王室墓地出土的银平脱梅花瓣形漆奁（图5），八曲梅花瓣型，子母扣，奁盖及四周平脱龙、凤、人物、花鸟、植物等银饰，奁身口沿、底沿和盖的口沿均包铜釦。金属釦是釦器的主要装饰构成，然而与复杂的平脱工艺结合后釦则成为装饰中的一部分，漆地平脱勾勒出金银光泽的纹饰，口沿和底足的鎏金釦则让器物在视觉上进一步加深了金属质感。虽然金银只是这些釦器上的辅助性装饰手段，但对器物材质显然发生了视觉错位，正如金银平脱秘色瓷碗的奇特性在于实际材质被隐藏和削弱，从外观上已难辨认本体为瓷质，更似衬托金银饰的存在，加之器物的多曲造型本身即是对金银器锤揲工艺造型的模仿，缘于器物外部的金属釦仿佛是器物向金银器的延伸和强调，使其他材质的器物兼具了与金银器同等或类似的意义。多种成熟的金属装饰工艺叠加于器物表面，以复杂的材料混合形成特殊装饰效果，使器物变成了超越所有材质和工艺的复合体，附加并提升其价值。

以金属为原料的装饰物自古有之，秦汉金银饰器在上层社会盛行，魏晋以后受佛教影响金银饰器传播广泛，隋唐继承和发展了汉以来“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等神秘观念，同时把金银器饰的使用渗透到社会等级观念中。8世纪中叶前唐代金银器制作基本由中央政府和皇室垄断，盛唐以后在地方割据的影响下致使民间兴起的金银手工业中心转向南方，为满足各阶层需求，工艺制品种类日趋多样化，在此过程中唐代金银器的制作由最初受外来影响而逐渐实现中国化。金银器的制作技术如锤、揲、錾刻、镂空、攒焊、铆、镶嵌、累丝、镀金、抛光等以及如《唐六典》中记述的十余种金银加工工艺已广泛运用到器皿的制作当中，而其他材质对于金银器造型和工艺的模仿亦比比皆是，如临安水邱氏墓出土的“类银似雪”的白瓷器被认为是瓷器模仿金银器的典型，其上再添的鎏金釦边从视觉到观念上对金银器般效果进行再强化（图6）。

图6 \ “新官”款鎏金银釦白瓷云龙把杯、杯托 临安水邱氏墓出土

图7 \ “官”款鎏金银釦瓜棱执壶 临安水邱氏墓出土

图8 \ 金属装饰瓷器 土耳其托普卡匹皇宫博物馆藏

经过本土化的融合与改造，初唐末至盛唐时期开始出现以金属装饰陶瓷器的做法，这些经金属加工过的器物在本土市场交易上受到欢迎并流向海外。谢明良曾于文章中引述塔巴里（839-923年）在《历代先知和帝王史》中记录自中国运往撒马尔罕的货物中有被金银覆盖的器皿；另一本西亚文集中记述了犹太商人于9世纪来到东方，携带大量丝绸和瓷器回到乌曼（Uman），并向统治者进献“顶端镶金的深色瓷壶”，虽然无法还原该瓷壶的真实面貌，但类似的金属饰瓷器可以参考水邱氏墓出土官款银釦瓜棱执壶（图7）。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证明在唐宋时期，如釦器等金属装饰器物的外传对西方装饰工艺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最晚至元代随着瓷器的全球化传播，金属釦装饰瓷器的方式西传，如土耳其托普卡匹皇宫博物馆和伊朗阿德比尔清真寺藏传世中国瓷器和仿中国瓷器中有不少带金属釦或被添加金属装饰，有的瓷器上还会被特意在口沿描一圈金彩以示模仿釦器的效果，这种金属装饰工艺虽具中西亚当地传统特色，但在修复和装饰时明显受到了瓷器原产国的影响，至少在以金属装饰和保护珍贵器物的观念上和视觉呈现上达成共识（图8）。

受金银加工工艺和各类器物技术革新的影响，釦器的材质、种类和金属箍的形状也在此阶段发生了变化，总体可分为两种型（表1）：一种金属釦薄而宽，如李静训墓金釦玉杯、法门寺银棱盝顶黑漆宝函。这类金属釦继承了传统漆木器上加工金属片的特征，对器物产生强化加固作用，较大面积保护或修复易损器物的边缘，并易于在釦上施加装饰工艺，展示金属材质的光泽和纹饰美感。此类釦边应用性广，延续时间长，适于在各材质器物上施加，特别十在之后发明的以覆烧方式烧制出的瓷器颇为流行这类施釦形式，以便将器物口沿的“芒口”全部包裹，同时也可在较宽的金属釦上錾刻花纹而受到推崇。另一种釦边相对圆而窄，如法门寺鎏金银釦秘色瓷碗、龙头山渤海国王室墓地银平脱漆奁、水邱氏墓银釦花口碟等，此类釦边类型受到唐代金银器的影响。由于唐代很多金银器的口沿装饰有小圆边，可起到防止器物变形的作用同时兼具美观和实用性，唐宋时期陶瓷器皿在制作时会特意仿制金银器的口沿特意做出“唇口”造型，还有部分黑釉瓷器口沿留一圈白边，日本称为“白覆輪”，颇似一圈嵌在口沿的银釦。在对器物口沿进行镶釦时也会对类似金银器的圆边进行模仿和借鉴，达到仿金银器或保护器物口沿的目的（图9）。质地较厚的釦适合对已造成口沿或圈足受损的器物进行修补，起到更好的保护修补作用。窄圆型金属釦使金属装饰比例缩小，装饰性减弱，在视觉上更加突出器物本体。

表1 \ 金属釦的形状分类

图9 \ 1.鎏金花鸟纹银碗 何家村窖藏出土 2.白瓷碗 邢台唐墓出土 3. 金釦青瓷碗 苏州七子山钱元璙家族墓出土

纵观釦边形态的发展，两种类型在唐宋时期长期共存，第一种薄宽边釦在很长一段时间仍为大宗，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第二种圆窄边釦所替代，其原因应归为镶釦对象、目的和意义发生了转化。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提升，器皿类产品再具有了更高的品质的同时也变得更为易得，出于保护或遮瑕以及提升价值为目的而进行镶釦之必要性随之削弱。北宋以后朝廷对釦器的使用加以等级规定和控制，而鉴古与收藏之风的兴起将镶釦的对象转向了更具价值的器物，由于收藏级器物的价值逐渐高于附加金属装饰甚至金银器，镶釦装饰的目的一方面有对破损古代器物进行修补和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器物本体艺术和审美性的衬托，甚至被文人阶层中附加了鉴古的意味，在视觉上更简洁且更突出器物本体的窄边釦逐渐取代了传统极具装饰性的宽边釦，成为釦器工艺装饰的主流。

伴随瓷业技术和规模的发展，陶瓷器皿逐渐取代了传统漆器等器类成为了各阶层日用器的大宗，陶瓷质釦器的数量也开始增长。法门寺金银平脱秘色瓷碗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瓷质釦器，已体现出相当成熟精湛的工艺。上林湖后司岙唐代窑址出土一件青瓷盘的口沿刮釉一周，外壁有棱线，均为镶金属釦所造之痕迹，是唐代越窑瓷器被设计加工成釦器的证明。结合当时金银器制作重心南移，法门寺地宫出土“浙西”铭金银贡器等实物来看，不排除这些青瓷器在生产之后不久即于当地完成了镶釦或平脱等加工，再向中央朝廷进贡的可能性。而在唐末五代吴越地区王室贵族墓中陆续发现了成套高品质镶釦瓷器，拉开了吴越地区盛产釦器并向中原地区进行大量输出的序幕。

图10 \ 1.银釦白瓷花口碟 水邱氏墓出土 2.银釦白瓷花口碟 钱宽墓出土

浙江临安钱宽夫妇墓均出土金银釦装饰的白瓷器，其中水邱氏墓（901年卒）出土17件白瓷中14件镶有金银釦，包括“官”款鎏金银釦瓜棱执壶，“新官”款鎏金银釦白瓷云龙把杯，“新官”款鎏金银釦白瓷杯托，“新官”款银釦白瓷敞口碗，银釦白瓷花口碗，银釦白瓷花口碟等。鎏金银釦和纯银釦装饰在器物的口沿、足部、流等部位。钱宽墓（900年）曾遭盗掘保存状况较差，出土的“官”款银釦白瓷花口碟的口沿残留有银釦痕迹（图10），镶釦形式应与水邱氏墓相同。两墓材料公布后就有学者注意到出土瓷器中只有精细白瓷产品有釦而其他本地产青瓷器无釦的现象，金银镶釦的特征与“官”字款的出现反映出这批白瓷的特殊性。学界经多年争议和研究，已普遍认识到这些白瓷为晚唐定窑产优质精细白瓷的代表，而对于白瓷底部“官”款的涵义有诸多解读，就产品来源有中原皇帝对吴越王的赐物或为吴越国宫廷王族己用的生活用品等观点，秦大树认为高品质的“官”字款定窑瓷器出现在王氏义武军节度时期，是向所属王国政权贡纳的产品，这些器物在南方高等级墓葬中出现是藩镇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官方贸易活动的体现。目前尚无法确定对这些白瓷是否为官方渠道所得，但结合晚唐带釦越窑瓷器的发现和五代时期吴越国向中原输入釦器的记录，以及唐五代瓷质釦器的多集中发现于江南地区等情况来看，为这批白瓷加金银釦很可能发生在器物被运至南方并被钱氏王族所得之后，体现钱氏家族对所获贡瓷的珍视并附加其更高价值。留为王族己用的釦器只占少数，大量釦器作为吴越国特产名物在维持国家经济和与他国外交中起到重要作用。

晚唐两浙地区釦器加工制作的兴起与强藩对经费的需求以及维系与中央和藩镇之间关系的需要密不可分。自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起事于浙东，经王仙芝、黄巢起义，王郢叛乱，钱镠乘势崛起，中央王朝已丧失了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两浙成割据之势。出于对促进地方经济贸易以获得资金支持的迫切需求，南方地区的陶瓷、金银器等手工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唐末五代时期最好的实例即越窑秘色瓷的兴盛。在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证实何为“秘色瓷”之前，虽然有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证晚唐已产此类瓷，但在宋代官修著录或文人笔记所提秘色瓷几乎均与钱氏家族相关，可见越窑瓷器在吴越国时期的发展和影响，与此同时结合了高档瓷器和金银装饰的“金棱秘色瓷器”开始大规模生产。唐代全社会追求金银贵金属的热度持续不减，基于中唐以后的两浙地区已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金银加工地，以金银装饰各类名物器皿的釦器占据了技术、经济和文化多重优势，使釦器的产量自藩镇割据开始迅速增长。吴越国偏居一隅，王朝体制建立在藩镇体制基础上，须维系与其他强国的关系，之后又奉中原朝廷为正朔，在满足己需的同时不定期进贡财货宝物。根据《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十国春秋》、《吴越备史》等记载，五代吴越国曾向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政权进献的带金银装饰陶瓷器至少达15次，数量达数十万，其中多数为釦器。根据文献，除带釦的青瓷和白瓷外，吴越国还制作并进贡“金棱琉璃碗”、“金釦藤盘”、“金釦雕象俎”、“金棱牙茶床子”、“金棱七宝装乌纹木椅子”等各类釦器，足见吴越国形成了高效且大规模生产加工釦器的体系，由于当时存在地方官府管辖的窑业和金银作坊，制作用于宫廷自需和进贡的釦器很可能是在官方主导的手工业作坊内完成的。

吴越国倾国力讨好中原王朝也难改国运，但从侧面反映了中央朝廷对釦器的巨大需求量，在获得江南奇珍名器的同时又收获可观的贵金属。由于金属釦具有可反复铸熔和再加工的属性，常被拆解和再“鎔流”，用于加工制作新物或货币。《宋会要》载仁宗时期朝廷发现内侍偷拆皇家银稜器，折合高达三千余两金银。北宋宫廷所用瓷器加釦的比率很高，且专设为宫廷加工釦器的“稜作”，不难推测这里的工匠可能来自于熟悉加釦工艺的江南。来自吴越国的大量进献改变了中原地区对釦器的认知和使用习惯，这种以金属装饰各类器具的工艺形式在此促进下普遍流行于两宋之际，使镶釦工艺随着技术和观念的变化继续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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