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吉林省博物院藏商周、春秋、战国青铜礼器
青铜，是指纯铜（紫铜）与锡、铅等化学元素的合金。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古称金或吉金，合金成分主要为锡青铜、铅锡青铜。
人类技术发展过程中，使用青铜工具、兵器的时代称之为青铜时代。“青铜时代”为西方舶来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青铜时代形成于龙山文化晚期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要比两河流域及古埃及晚。但我国青铜器以其繁多的种类、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丰富的铭文、复杂的铸造技术，在世界艺术史上独具地位。中国古代青铜器能在古代享有如此地位，与当时的时代特点离不开关系，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青铜铸造工艺被广泛应用于祭祀、生活用具及兵器等方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极大推动了青铜铸造工艺的发展，礼器、兵器的大量存在即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物质表现。青铜容器除应用于古代宗教祭祀外，亦是贵族阶层宴飨宾客的的礼仪工具，依据阶级内部权力和地位的高低对于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有严格的要求，起到“明尊卑，别上下”的作用，既为保证对庶民的统治，也为内部政治与经济的秩序分配。东周以后，此种反映等级制度的仪式化行为规范被称之为“礼”，青铜器作为这种礼仪制度的服务工具，也就被称之为“礼器”。青铜礼器除宗教祭祀、宴飨宾客外，还可用于宾礼、军礼、嘉礼，即朝聘、会盟、婚聘等场合。
青铜礼器既是礼制统治的工具，也是古代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孟子·梁惠王下》言：“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可见青铜礼器作为传国宝器的重要性。
中国的青铜时代主要存在于夏商周三个朝代，历经十五个世纪，铸造工艺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达到顶峰。
吉林省博物院所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礼器，来源多为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央及上海、辽宁、陕西、山西等地博物馆、文管会拨交、长春文物商店及个人收购。
自成汤于鸣条之战灭夏至周武王牧野之战灭商，商代历经500余年。学者们一般按照商代青铜器器型、纹饰、铭文等阶段性特点，将商代青铜器的发展阶段划分为商代早期、商代中期和商代晚期。
商代早期考古学文化以郑州二里岗文化为主，出土有觚、鬲等青铜礼器。除二里岗遗址外，黄陂盘龙城亦有大量青铜器出土。纹饰主要以火纹、目雷纹、兽面纹、连珠纹为主。商代中期考古发现以二里岗上层文化晚期出土青铜器为主，安阳殷墟早期墓葬也有发现，此时期的青铜器在黄河、长江流域都有发现，究其原因，涉及到时局动荡多次迁都。
商代中期青铜器的器型与纹饰自早期发展而来，种类上出现方鼎、瓿、罍、盘等。器型上在耳（鋬）、腹、足等部位有了较多的变化。纹饰上多以兽面纹为主题，形象更加具体饱满，注重疏密相间，更有些器物出现立体装饰，最重要的是此时期的青铜器身出现文字。
盘庚迁殷标志着商代晚期的到来，此时的商朝政局相对稳定，国家势力得到长足发展，后经武丁南征北战，王朝走向最强盛的时期。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此时期的青铜器，无论种类、造型、纹饰，都集中体现了高超的制作水平与艺术成就，青铜工艺的发展来到了巅峰期。随着商代晚期地域文化交流的频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出土大量青铜器，其中就有闻名于世的三星堆遗址和新干大洋洲遗址。从各地出土大量的青铜器来看，此时器物的种类、器型、组合关系已基本完整，方形器、动物形青铜器较多出现。纹饰丰富多彩，圆雕与浮雕相结合，并出现了商代晚期最典型的特点——全器满花，即主纹饰、主纹饰上的细纹饰及器表地纹所组成的三个层次的花纹。铭文大量出现，多以使用者的氏族徽记、名号、祖先名字为主，偶有纪事体铭文。
爵，飨饮酌酒之器，出现于夏代晚期，流行于夏代晚期至西周中期，定名始于宋人，也是考古出土数量较多的一种青铜礼器。《说文解字·卷五下篇·鬯部》：“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容庚先生、朱凤瀚先生认为爵为温酒器，马承源先生认为爵为斟酒器。一般器型为筒状，腹前有流，后有尖锐状尾，一侧有鋬。杯口与流交接之际有柱，下有三足，其中一足位于鋬下。
商兽面纹铜爵（图一），高17.7、足高7.1厘米，杯体偏长，器壁较直起扉棱，圜底，流较长，兽首鋬，口流处铸有双菌状柱，三锥形足进口处饰有一圈蕉叶纹，杯中部饰兽面纹，辅以雷纹，商代晚期典型器。
尊，高体大中型容酒器，定名始于宋人。《周礼·春官·司尊彝》：“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说文解字·卷十四下篇·酋部》：“尊，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按形体可分为大口有肩尊、觚形尊和动物形尊三种。
商兽面纹觚形铜尊（图二），高31.2、口径26厘米，此尊圆筒体形似觚，侈口，直颈，深腹且稍有鼓出，圈足外撇。颈下部饰有弦纹两道，腹部饰三层纹饰：上层饰外卷角兽面纹和连珠纹两道，中层饰弦纹两道，下层再饰外卷角兽面纹与两道连珠纹，商代晚期器。
图二 商 兽面纹觚形铜尊
公元前11世纪中叶武王灭商定都于镐，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西周王朝历经十二王近300年，实行以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宗法制度，强调等级与继承，后世称之为“礼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就是此种“礼制”的物质载体。历史学家把西周分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三个阶段。
周人是以农耕文化发展起来的西部氏族，手工业相对落后。西周早器的手工业多是继承商晚期工艺和技术。青铜器器型、装饰方面也延续了商晚期风格，但器类及组合与商晚期产生了不同的制度体系。由于西周初期的抑酒令，酒器相对减少，食器相对增加，大型器物有较大增加。西周早期青铜器在商晚期青铜器器型的基础上出现新的变化，如凤鸟形器物、簠形器、直筒形卣、方座簋的出现，簋的圈足加高、觚身变细、鼎腹下垂。纹饰上，凤鸟纹出现并普遍流行，牛角兽纹增多，也出现了此时期所独有的蜗身龙纹。西周早期青铜器普遍铸有铭文，除延续商代记载氏族徽章、名号、祖先名字外，逐渐以纪事为主，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等方面。用途上，周人不同于商人的祭祀礼制，更多供奉于宗庙之中。
西周中期，王朝的政治制度已基本确立和完善，殷商的遗留影响日益减弱，逐渐建立起周人的政治、经济、宗法制度，列鼎制度得以确立，青铜器工艺也在此时期进入历史上的转变期。种类上，酒器继续减少，食器逐步增加，出现盨、簠。器型上，由早期的庄重雄奇向端庄实用转变，外观简练，但也偶有保留奢华遗风之作。纹饰由豪华瑰丽向粗犷简朴转变，更具变形抽象性，凤鸟纹在此时极其流行。
西周晚期，青铜器工艺相对停滞，多为中期的延续，盨、簠组合使用频繁，纹饰进一步变形、抽象，由弯曲线条组成的变形装饰取代兽面纹，值得注意的是双身蟠龙纹及吐舌龙纹出现并迅速流行。铭文内容多以外族入侵、疆场征战为主。
簋，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之器物，见于《周礼·地官·舍人》：“祭祀，共簠簋。”东汉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礼记·乐记》：“簋簠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自商中期沿用至战国晚期，在贵族祭祀、燕飨时常与鼎组合。西周中期确立的列鼎制度中天子配享九鼎八簋，诸侯配享七鼎六簋，卿、大夫配享五鼎四簋，士配享三鼎二簋或一鼎。
西周顾龙纹铜簋（作宝簋）（图三），口径17、高12.9、腹径23.1、圈足直径18.9厘米，敛口鼓腹，器身呈扁球形，双侧一对兽首环耳，环耳下有垂珥，颈部饰有一圈顾龙纹，腹部铸成瓦棱纹，圈足较低，簋内底部铸有“作宝簋”三字，原档称“西周铜簋”，且对铭文与纹饰未加注释，笔者认为此簋符合西周中期器特点。
匜，沃盥注水之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怀嬴）奉匜沃盥”，《仪礼·公食大夫礼》：“小臣具槃匜，在东堂下”，“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东。”匜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盛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
西周云雷纹铜匜（图四），通高11.8、通长23.5厘米，口缘较直，深腹圜底，下具三条兽蹄足，后部铸有龙形鋬，近口缘部饰有云雷纹，西周晚期器，2007年经吉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二级文物。
图四 西周 云雷纹铜匜
公元前770年，平王迁都洛邑，西周王朝终结，春秋诸侯争霸时代开启，此时的青铜器在体制和工艺上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现象。
春秋早期青铜器基本沿用西周晚期的工艺，随着周王统治衰弱，诸侯权力日益增大，各诸侯国的青铜器明显增多，并多具有明显地域文化特点，如盒型器等新器型出现，装饰上亦具有新特色，但总体上未改变西周延续下来的体制和工艺。
春秋中期，礼制的衰落减弱了对青铜工艺的束缚，诸侯国的发展也促进了其逐步更新，样式更富于变化，这时的青铜器造型既有华美，也有简洁两个方向的设计形式。纹饰上兼有粗放和写实的存在，龙纹成为主要题材，并逐渐繁复细密化。铭文减少，内容以作器时间、器主名号、祈福为主，诸侯间通过联姻结盟的通婚嫁娶类铭文亦不少。
随着春秋早期青铜器出现地域风格的特点，到春秋中期的转变，青铜工艺在春秋晚期迎来了全新面貌改变的又一个发展高峰期，在兼具地域文化特点的同时，形成了以强大诸侯国为主体势力范围的青铜文化圈，其中以黄河流域的晋文化圈和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圈青铜器影响较大。纹饰上各类多变的交龙纹为青铜器纹饰的主要题材，在器物表面镶嵌红铜片来描述人类活动场景的纹饰出现。此时期铭文少见，吴越楚等地区出现以鸟兽为笔画装饰的鸟虫书。
鼎，是古代烹煮盛放肉食、祭祀的器物，《周礼·天官冢宰·亨人兽医》：“亨人掌共鼎镬，以给水、火之齐。职外，内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宾客，亦如之。”郑玄注：“鑊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孰，乃脀于鼎，齐多少之量。”马承源先生认为，基于这种意义上的商周青铜鼎并不是直接的蒸煮器。此外，鼎也是青铜礼器中最能代表国家昌盛与王权至上的象征，《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表明九鼎是夏商周时期的传国之宝，其一直以来更被视为华夏的象征，其重要性从“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成语中就可见一斑。
春秋窃曲垂鳞纹铜鼎（图五），高23、足高7、口径30.5厘米，侈口圜底，浅腹，器体似锅型，整体小于半球形，属盆式鼎，双侧立耳稍外撇，三兽蹄足粗大，颈部饰带状窃曲纹，下衬一周凸弦纹，腹部缀有垂鳞纹，范线清晰可见。此鼎较完整，为春秋早期典型器物，2007年经吉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二级文物。
春秋弦纹鼎（图六），通高27.1、口径20.2、腹径24厘米，大腹圜底，双附耳较直，平盖上原铸有三规矩形支块（其中之二已损），三兽蹄足细长，装饰简洁，仅中腹部饰有一周弦纹，春秋晚期器。
战国时代，铁器的广泛使用取代了青铜在社会物质文化中的地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结束于战国中期，但并不意味着青铜器的完全消亡，冶铁技术发展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青铜冶炼技术，青铜铸造虽偶有新工艺，但仍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战国早期的青铜工艺基本上是春秋晚期工艺的延续，铸造工艺的成熟使青铜器纹饰细密繁复，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尊盘和冰鉴的浮雕、镂空设计。器表镶嵌和鎏金成为此时期最常见的表面处理技术，表现贵族生活的燕飨图像和水陆攻战为主要题材内容。
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器型单调、纹饰简单，大量素面无纹器物出现，也有工序简化、铸造粗糙之作，虽偶有平山中山王墓出土器物的延续之范例，亦无法改变末路之势。
战国蟠螭纹铜鼎（图七），原档称“战国铜鼎”，通高24.5、口径22.1、腹径25厘米，大腹圜底，器身近半球形，三兽蹄足较短，上腹部饰蟠螭纹，中部饰一圈凸弦纹，下腹部饰蟠螭纹。双附耳微曲，正面饰蟠虺纹，侧面饰绳绞结状绹纹，细密精美，符合战国早期器特点。
勾鑃（钩鑃），古代吴越地区一种手持的打击乐器，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腔体似铙而长，横截面近椭圆形，纵向长度稍大于横向长度，浅凹弧口，顶端一柄或扁平或圆柱形，较长且便于敲击，目前学界根据绍兴博物馆收藏的“配儿钩鑃”铭文“以宴宾客，以乐我诸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其次勾鑃”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其次择其吉金铸句鑃。以享以孝，用祈万寿。子子孙孙，永保用之”以及常熟市出土的“姑冯勾鑃”铭文“以乐宾客，及我父兄”等记载，考证该器物名勾鑃（钩鑃），为古代祭祀、宴飨之乐器。
战国勾鑃（图八），高29.2、口径12×8.6厘米，腔体窄而深，双侧略倾，腔体近舞处饰回纹和蕉叶纹，长柄、微残，口部浅且呈凹弧形，横截面呈瓜子型，两侧较角尖锐。此器原账上记载为铙，笔者对比故宫博物院所藏其次勾鑃器型及纹饰特点，并参考1959年上海文管会拨交的来源情况，认为其为勾鑃。
图八 战国 勾鑃
本公众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