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余扶危，洛阳市文物局研究员、古墓葬专家、唐三彩研究专家。

唐三彩是盛行于中唐时期的铅釉陶器的总称,是因器物上有光亮的黄、绿、白或黄、绿、蓝等多色釉彩而得名。它是以粘土作胎,以含铜、铁、钴、锰等矿物和铅的氧化物作为釉料的着色剂和助溶剂,经过80℃左右的温度烧制而成,无论在造型、装饰、色釉或烧制工艺等诸方面,都闪烁着我国唐代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艺术光辉,是唐代文化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艳丽之花。

“唐三彩”是制陶匠人所制作,无籍无名,不见经传,文献资料几乎也没记载过他们。因而被人们遗忘了一千多年。二十世纪初期,陇海铁路工程施工时在洛阳发现了一些唐墓,墓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施有多种釉色的铅釉陶器和陶俑,人们称之为唐三彩。从此唐三彩蜚声于海内外,登上了艺术的宝座。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唐三彩”遭受浩劫的历史,代之以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和研究,从而使唐三彩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唐三彩这朵绚丽的艺术之花为什么出现于唐代?这是因为唐代政治的安定、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达、文化艺术的繁荣以及发达的陶瓷工业为这朵艺术之花提供了沃土。唐代瓷器生产的地域十分广泛,据陆羽《茶经》记载,以州命名的瓷窑系统就有七处之多。同时生产工艺已比较成熟,不但选料精良,而且配方科学,能根据瓷土的特性,配上相应的釉色,烧制出各具风格的产品,如邢窑、大邑窑的白瓷“类银”、“类雪”、“胜霜雪”,越窑青瓷是“夺得千峰翠色来”;黑釉、黄釉、褐釉、搅釉、搅胎等品种的质量也相当好。唐三彩就产生在这陶瓷百花园之中。

唐三彩属于铅釉陶器。我国铅釉陶器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就出现于关中地区。到了东汉,釉陶的生产已遍布南北各地,并成功地烧制出深绿、浅绿、栗黄、茶黄等各种釉色。这说明工匠们对于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发现了为数众多的绿釉和黄釉陶俑。这一阶段的釉陶,色调比例配合得恰到好处,造型风格注重写实。美观大方。但釉色均为单色釉,且施釉较厚,流动性不大;器物制作较粗糙,原料为一般的粘土,器物为一次烧成,和唐三彩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到北朝时期,釉陶生产的原料开始以高岭土制成,在白色或黄绿色釉里又挂上了绿色彩,可以说这时的釉陶已是唐三彩的雏形。隋代已发现有两色釉的陶器。唐代釉陶工艺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在同一器物上,多种釉色交错使用,奇迹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唐三彩被工匠们创造出来了。可见,唐三彩的出现是陶瓷工业自身发展的产物。

我国出土唐三彩的地域十分广泛,可以说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有唐三彩的发现。如河南、陕西、甘肃、河北、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市都有唐三彩的出土。出土数量最多的,首先是陕西的西安和河南的洛阳,其次为江苏的扬州。其中洛阳市出土唐三彩的地点就有二十处以上,所出三彩总计数量至少五百件之多。

洛阳、西安出土唐三彩之所以最多,其原因首先与这两个城市在唐代所处的特殊政治、经济地位和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洛阳与长安一样,同为唐王朝的都城,史称东西二京,先后有六个皇帝在此施政五十余年,特别是在武则天执政的二十余年间,洛阳被称为神都,地位还在长安之上。这里有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聚集了大批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和外国贵宾。他们生前极尽所欲,死后厚葬成风。《唐会要》记载:“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成,下兼士庶”。不难看出,统治阶级生前和死后的需要,是唐三彩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西安、洛阳唐三彩大多出自墓葬,遗址中也有出土,但完整的不多。洛阳唐墓遍布于隋唐东都洛阳城的四郊,但主要集中在城北的邙山、城南的关林、龙门和城西的谷水一带。在上述地区,我们先后发掘了杨坟、北窑关林、槐树湾、龙门、谷水等唐墓群。洛阳唐三彩,绝大多数都是这些墓区的墓葬中出土的。唐代统治阶级死后以大量精美华贵的唐三彩埋入自己墓中,正好反映出他们生活的奢侈腐化。洛阳出土三彩的墓不同于西安,全系中小型土洞墓,主要原因是因为东都洛阳居住的皇亲国戚和勋臣宿将死后均运回西安陪葬皇陵,因而留在洛阳埋葬的基本上都是一般中下级官吏和地主商人。

第二、西安和洛阳在历史上陶瓷手工业一直很发达。以洛阳为例,其制陶业从春秋战国以至汉、魏晋、隋、唐,洛阳都是最发达地区之一,各时代的窑址不但数量多,而且作坊的规模也很大,据不完全统计,洛阳发现唐和唐以前的陶窑就有数百座之多,仅西工区一带就发现有近两百座,可见洛阳制陶业的兴旺。

洛阳及其周围制瓷业的历史也很悠久。西周时北窑西周墓群原始青瓷器的大量出土,表明在唐代时洛阳制瓷业就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北魏时,洛阳有烧制瓷器很著名的洛京窑;唐代,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就是大量生产白瓷的窑址。在陶瓷手工业如此发达的洛阳及其附近,唐三彩这一陶瓷新产品脱颖而出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洛阳及其附近到处埋藏着生产唐三彩的优质粘土——白色高岭土和烧制唐三彩的燃料木材或煤。由此可见,洛阳之所以成为中国唐三彩生产的中心之一,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必备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离洛阳不远的巩县大小黄治村的唐三彩作坊遗址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兴建起来的。

由于洛阳唐三彩是本地烧造,所以和西安唐三彩比较,无论是坯胎、装饰、釉色、造型等方面都有差别。在胎质上,洛阳为白胎,西安则为一般陶土烧成的红胎;在釉色和生活器具装饰上,洛阳的釉色和花纹较为鲜艳,纹饰繁褥,且多几何形纹、点彩和垂条带纹,西安则比较清淡、素雅,少见多种花纹;造型种类上洛阳不如西安多,西安出土的三彩楼阁、亭院、山峦、水池等模型洛阳至今尚未发现;洛阳唐三彩女俑俏丽飘逸,西安则丰润饱满;洛阳有为数甚多的三彩玩具出土,而西安则无。洛阳唐三彩与扬州唐三彩的差异也很大。各地唐三彩的这种差异,正好说明唐三彩不是一个地方烧制,不是官家垄断,而是由各地多家经营的,并且是商品性很强的一种工艺品。就现有考古资料看,全国发现的唐三彩作坊遗址,除河南巩县外,陕西铜川,河北内丘,以及河南密县、登封等都有发现。唐三彩自身的分期问题就全国而言,形成于初唐时期。西安麟德元年(664年)郑仁泰墓和上元元年(674年)李风墓出土的唐三彩为产生和发展期,并一直延续到武则天时期,即公元七世纪中叶至八世纪初叶;第二期,盛唐时期,从中宗到玄宗,即公元八世纪初叶至八世纪中叶,这是唐三彩最兴盛的时期;第三期,中唐至唐末,为唐三彩的衰退期。第一期数量少,品种单调,彩色不够丰富绚丽,人物造型仍保留了前代俊秀,衣衫紧窄之遗风;第二期数量巨增,品种齐全,彩色绚丽,人物、马、骆驼造型高大丰肤,有“吴带当风”的气魄。第三期品种数量急剧下降,质量尚差,唐三彩已接近尾声了。而洛阳的情况不尽相同,从目前出土墓志的三彩墓表明,洛阳唐三彩只出现在武后中宗时期,而高宗中期或稍晚的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及这以后的大量唐墓中,至今尚未发现有一件唐三彩。这种情况正好说明洛阳的唐三彩是伴武则天而来,随玄宗而去。也就是说伴着洛阳在唐代武则天时期的特殊政治地位而来,随着洛阳政治、经济地位的衰败而去。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大致可以分为选料、制胎、施釉、烧窑、开相等五个方面。唐三彩是以一种白色粘土(高岭土)作为胎料的。胎料开采出来以后,要经过精细挑选、舂捣、淘洗、沉淀、排出杂质等。精选过的胎料增加了抵抗变形的能力,保证了产品的稳定性,从而达到了随心所欲造型之目的。

唐三彩制品的种类繁多。造型手法灵活，主要为模制、轮制、捏塑、雕刻等方法制成。唐三彩在造型上的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特别是俑的塑造,集北方浑厚雄健与南方清新柔润于一身,在人俑的塑造上充分把握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物特定情感与特征,使造型神形兼备,维妙维肖。那些高髻广袖的女俑,亭亭玉立,悠闲典雅,裙带生风,似动非动,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匠师们在女俑的造型中十分注意发髻,用髻来区分女俑的地位和身份。当时妇女发髻不下百种,目前发现的也有十余种,如双高髻、倭坠髻、练垂髻、半翻髻、惊鹄髻、单刀髻、两丫髻、单坠髻、鹦鹉髻、螺旋髻等,变化多端,别具匠心。那些峨冠博带的文臣俑,完全是一副道貌岸然,诚惶诚恐,俯首听命的奴才形象;那些武士俑,天王俑,镇墓兽却是神勇刚健、凶猛可怖,使人望而生畏。动物俑的塑造是紧紧抓住了不同动物形象的个性特征,马雄健有神,骆驼沉静悠闲,狮子机灵可爱。它们比例准确,结构真实,又富于艺术的概括力。三彩马俑大多骨肉均匀,线型流畅,神气完足。艺术家们抓住了马的精神,用外在的形而发内在的劲。关林车屹垱出土的黑马和安菩夫妇墓出土的三彩马都是代表作品。总之,唐三彩的造型虽与龙门石雕、敦煌彩塑有大小之别,但他们的艺术成就却各有千秋,都是唐代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人们喜爱的艺术珍品。

唐三彩因釉色而得名。受到人们的喜爱。因而,施釉在唐三彩的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三彩制品的成败。唐三彩的施釉是将各种不同颜色的釉药施在素烧过的胎体上,釉药的主要原料是石英、铅粉和各种成色的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铜,氧化钴,三氧化二铁,氧化钛等等。当时的工匠们已对于各种金属氧化物的呈色原理有了相当认识,如褐色为铁,浅黄色为铁或锑,各种绿色为铜或铬,蓝色为铜或钴,紫色为锰,因而成功地配制出了浅黄、赭黄、翠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色彩,并能根据需要,随心所欲地烧成一彩、二彩、三彩、多彩。同时工匠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呈现金属在火焰的帮助下能在釉层里融溶、流动、浸润等变化的特点,并把这一特点与当时的贴花、刻花、印花、捏塑、浮雕等装饰手法相结合。做出了宝相花、蔓草、莲花、荷叶、珍珠、鱼子、铺首、动物、人物等各种各样的装饰纹样,从而使唐三彩的装饰绚丽灿烂,光彩夺目,华贵斑驳。相比之下,唐代的许多工艺品都相形见细,这不能不说是釉药和金属氧化物的奇妙之处。

唐三彩是用氧化焰烧成的。烧窑分两个阶段,即素烧和釉烧。素烧是将晾干后的成型胎体放入窑内烧到1000℃或1100℃左右,釉烧是将素烧好冷却后的胎体表面施以配好的釉汁,第二次入窑经900℃温度烧成三彩产品。工匠们对于烧成温度的要求,即升温及降温要求,素胎和釉胎膨胀系数的要求等一系列技术问题,都掌握得恰到好处,这就保证了器物不致变形,保证了胎体釉色的均匀和通体一致。可见当时的烧造工艺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为了增加塑造人物形象的质感,人俑面部不施釉,烧成后,再在人俑头部涂以白粉,唇上加朱红,眼瞳、眉毛、胡须和鞋帽都涂黑,这就是“开相”工艺。通过“开相”,就增强了三彩人俑在艺术上的真实感。

唐三彩品种之多,内容之丰富,可以说是概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其性质而言,有实用器和明器之分。就种类而言,又可分为生活用具、儿童用具、俑三大类。生活用具包括水器和酒器:壶、尊、瓶、罐、奁(樽)、盆、盅等。饮食用具:盘、豆、碗、盂、钵、盒、杯。化妆用具有粉盒。炊具:釜、甑。文房用具:水盂、水注、砚台、洗。寝室用具:痰孟、香炉、枕。照明用具:灯。交通工具:马车、牛车。建筑材料:瓦当、筒瓦和板瓦。模型:房屋、庭院、家室、柜榻、碓井、灶、水池、仓库、假山、厕所。俑类分成人物俑和动物俑,人俑形象有天王、武士、文官、贵妇、少女、男女仆从、牵马牵驼俑、乐舞俑、骑马俑以及介于人兽之间的镇墓兽和十二神肖俑;动物俑计有马、骆驼、驴、牛、羊、猪、狗、鸡、鸭、鹅、兔、狮、虎;儿童玩具有动物形的马、虎、犀牛、猴、狗、雀、燕、鸠、龟、骆驼、鸳鸯、象等,人物有骑马、骑骆驼俑、抱婴俑、抱狗俑、抱狮俑、伎乐俑;乐器类有口哨、小铃、人头、猴头等。

琳琅满目的唐三彩制品,是与唐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反映中外友好往来的唐三彩,是唐王朝与各国各族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唐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有了高度的发展,中外友好往来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据《唐六典》记载:当时有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唐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就是到了开元年间(713—741年),仍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唐王朝保持着这种关系,洛阳由于是唐王朝的两京之一,又是通往西域、地中海的丝绸路上的起点,也是外国商人经广州、洪州、扬州而抵达洛阳去长安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南线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中转站或终起点站。由于洛阳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和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其在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洛阳龙门石窟外商的造像题记,安菩夫妇等外国外族人墓葬中出土的怀抱乐器、背负行囊、弯腰驼背慢步行走或牵驼牵马的各种三彩胡人俑,驮负卷帛、丝绸和内地名产宝货西行或载运西方货物逶迤东来的三彩骆驼,活泼可爱的三彩狮子狗,温顺善良的三彩大白象,刚猛雄健的三彩狮子等,无一不是这种特殊地位的见证,也无一不是中外友好往来的见证。

唐三彩这一陶瓷工艺品种中的杰出艺术品,并没有因唐王朝的灭亡而终结。唐以后的宋、辽、金、元还有三彩的生产,只不过数量、品种少,釉色呆板,光泽不强而已。辽代生产的三彩称为辽三彩,常见的造型有皮囊壶、鸡冠壶、马蹬壶、凤头壶、罐等,釉色简单,釉层里没有融溶流动的效果;金代三彩品种有枕、灯;宋三彩有塔、盆、灯、枕一类,风格清秀,多用刻划填色,釉色平板;元代三彩有双耳三足炉、鼎等器物,风格粗犷;明清两代,铅釉黄绿的使用多转移到琉璃瓦上。今天唐三彩的仿制取得了可喜成就,它作为一种美化生活的工艺品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中国人民喜爱唐三彩,世界人民也喜爱唐三彩。唐三彩曾作为特有的宝货沿着丝绸之路运销海外。在苏联的撒马尔罕发现了唐三彩碗;在伊拉克阿北路特和沙姆拉(萨麻拉)发现有三彩盆和三足盘;在伊朗的德赫兰地区、叙利亚、约旦都发现了三彩钵、三足盘等器;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和苏丹出土了不少三彩片;印尼发现了三彩器皿;在日本海滩的绳岛、冲之岛和奈良的大安寺遗址发现了唐三彩长颈花瓶和三彩枕。可见唐三彩的足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同时唐三彩的生产工艺也传入了朝鲜和日本,他们仿照唐三彩烧制出了精美的“新罗三彩”和“奈良三彩”。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中原文物》1994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编辑助理：曾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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