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工程施工需要，墓地发掘分为A、B、C三区。2020年发掘A、B区墓葬196座，均为土坑竖穴墓，墓向以南北向为主，葬具多为单棺。

随葬品多出自壁龛或头龛，共700余件/套，不见铜礼器，以陶器为主，组合以鬲、盂、豆、罐为主，其次为鼎、敦/盒、壶等，有少量铜、玉和漆木器（图一），铜器有剑、印章、镜等。从墓葬形制、棺椁结构及随葬品组合来看，均为公元前278秦拔郢之后的楚人及楚遗民的小型墓葬。

2021年发掘C区墓葬116座（图二），包括14座保存极好的饱水墓葬（图三）。均为土坑竖穴墓，不见封土和墓道，部分带有头龛，圹壁多经人工涂抹；见有3例对坍塌的墓圹进行支护加固的现象。墓葬填土一般上部为五花土，下部为致密的青膏泥，饱水墓葬的青膏泥层均较厚。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个别为屈肢葬。墓向以东向为主，约占一半。

葬具分为一椁一棺和单棺两类，一椁一棺墓一般由横梁将椁室分为棺室与头厢，或由横梁和纵梁将椁室分为棺室、头厢和边厢（图四）。部分墓葬横梁下设置有相通的板门，或同时在边厢纵梁下设置有相通的门与窗。其中2座墓的板门上有绘画（图五、六），1座板门及边厢楣板上均有绘画（图七）。部分墓葬的椁室结构不完整，多无椁底板，或用几根立柱代替椁壁板。

随葬品主要摆放于头厢和边厢，带边厢的墓葬随葬品明显更为丰富，如M257、M276、M277均达100件/套以上，其头厢设有横隔板，分两层摆放随葬品。

C区随葬品共计1000多件/套，以漆木器为主，其次为陶器，少量铜器、玉器、料器、竹器等。其中漆木器400多件/套，多集中出土于饱水墓葬中（图八）；以耳杯为大宗，其次为奁、盒、盂、扁壶、樽、卮、璧、匕、俑等，其中人物扁壶、双口扁壶、虎头枕、凤形勺、日月纹奁、马纹盂、耳杯盒等极其特色（图九、十、十一）。

陶器以日用器为主，少见仿铜礼器，以缶、罐、釜、盆、甑、瓮为主，有少量鍪、蒜头壶及茧形壶等；以缶最为多见，多成组出现（图十二）。铜器主要有鼎、壶、钫、洗、剑、鍪、甗、盘、匜、匕、勺、镜、铃、印章等（图十三、十四）。玉器主要有剑饰、璧、珮、印章等（图十五）。

8例墓葬见有殉牲，一般为牲头1个，多置于墓圹正中的椁盖板之上，其中6座殉猪头，1座殉牛头（墓圹四角各置1牛蹄）（图十六），1座殉猪头及牛头各1个（M257）。部分墓葬棺内底部铺满水稻。

从墓葬形制、棺椁结构、随葬品组合、殉牲习俗来看，可确定C区为秦文化的中小型墓葬，整体面貌与睡虎地墓地高度一致。大体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墓葬规模较大，共5座，集中分布于西南角，葬具为一椁一棺，多设有头厢和边厢，随葬品在50件/套以上，有铜礼器组合；第二等级，7座，一椁一棺无边厢，随葬品在10至20件之间；第三等级随葬品均在10件以下，葬具多为单棺，一般仅随葬陶器，为平民墓葬。第一、二等级墓主身份应略高，多为中下层贵族或下层吏士。墓主主体应与公元前278年秦军占领安陆后的秦人及其后裔有关，年代跨度为战国晚至汉初。

图十七 多学科检测

开展的多学科检测研究包括碳十四测年、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包括棺椁木材鉴定）、古DNA分析（包括动物）、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成分分析（纺织品、金属器、漆器、陶器）、产地分析（料器、金属器）、工艺研究（玉器、漆器）和腹土寄生虫检测等（图十七）。

均进展顺利，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首次成功提取了一批人骨样品的古DNA；通过对C区12例人骨的第一、第二、第三臼齿以及肢骨或肋骨的碳、氧、锶稳定同位素的系列检测，基本复原了各自生命周期中的饮食变迁及其所反映的迁徙路线，证实多数墓主确实来自关中及其周邻地区，与根据随葬品组合和殉牲习俗所作的推断相吻合，清晰地揭示了南北人群的交融互动；

青铜器检测分析显示其中秦式器与楚式器的合金配比及加工工艺差异明显，较好地体现了青铜器风格和材质在战晚至汉初的连续变化，对技术史研究及文化融合探讨有重要意义。

残留物分析表明铜蒜头壶内液体为果酒，陶缶内液体也含有酒类有机酸；发现亚洲最早的下颌骨恶性肿瘤个体病例（M346），填补了亚洲地区古病理学相关发现的空白；在11座墓葬中的8座人骨骶骨部位提取到鞭虫、绦虫以及肝吸虫等寄生虫虫卵，感染率达81.8%，为了解该地区古人身体健康和卫生状况提供了重要信息。

发掘收获

（一）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除M277遣策（图十八）及铜鼎铭文（图十九）外，战国晚期墓葬M274出有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木觚正反两面各七行，每行约50字，全文约700字（图二十），字体是典型的秦隶，载有谋士褂嗡登赝跚薇?⒁逯?牵?白莺帷鄙?逝ㄓ簦?謇?臀姆缬搿墩焦?摺贰墩焦?莺峒沂椤方?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