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现了一座始建于西周初期的城址，规模远大于以往发现的同时期西周城址。城址位于周原遗址西北部，东西约1480米，南北约1065米，呈规整的长方形，方向352°，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图2）。北墙发现于2016年，当时确认了800米长的一段，但囿于资料的局限，没有认定是城垣的组成部分。东墙南起齐家村北，北至强家村西与北墙交汇。南墙西起王家沟转角，东至齐家村北；西墙北起凤雏村西，南至贺家村西，距王家沟30-50米。城址北、东、南三面有人工城壕，西面以王家沟为壕。城墙试掘开设了4条探沟、铲刮5处断坎。

结果显示，（1）东墙基槽宽约8米，残深0.8米，夯层厚0.06–0.12米；基槽夯土内出土西周初期陶片，被西周中期的灰坑打破；墙以东14.9米的城壕，口宽21.2米、最深3.75米，有5次清淤行为（图3）。（2）南墙保存基槽宽25米，由6块平行夯土组成，厚0.6-0.8米，夯土下压西周早期的灰坑，又被西周晚期灰坑打破（图4）。（3）西墙基宽12.5-13米，由三块平行的夯土组成，夯土厚0.6-0.85米（图5、6），打破先周晚期的灰坑，内含西周早期陶片。结合以往城内外分布遗存的情况，综合判断其始建年代为西周初期。

三，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西周晚期城址，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西周城址（图2）。其南墙东起召陈村南，经庄白村北、齐家村南、刘家村北，至礼村西南，长2415、宽约10米，与西周初期城址南墙大致平行，二者南北相距约1000米。东墙北起下雾子村东，南至召陈村南，南北长1770、宽5米，与西周初期城址东墙大致平行，东西相距约1287米。北墙钻探发现两段，恰好位于西周初期城址北墙的延长线上。城址总面积在500万平方米左右，几乎是西周初期城址的3倍。

南墙平面揭露两处，铲刮断面3处，可知基槽内有4块平行夯土，基槽底部不平，深的地方可达2米，遇生土则不深挖基槽。夯土内包含西周晚期陶片，又被西周晚期灰坑打破（图7、8）。东南城角揭露完整，平面可见纵横的夯土板块，南墙宽7.5米，东墙宽7.2米（图9），解剖发现夯土厚0.65米，夯层厚约0.08米，下压西周晚期灰沟或灰坑，夯土内出土西周晚期陶鬲。在召陈建筑基址的东北，发掘了一段长90米、宽约10米的东墙，并发现长17、宽5.3米的门道遗迹。门道曾遭火焚，被倒塌的红烧土覆盖，地面上出土西周晚期的铜盂腹部残片。门道北侧有嵌入城墙的门塾，面阔7.5、进深8.9米。城内一侧连接曲尺形夯土台，限定了入城后要向南转向，类似瓮城结构。门道南侧的城墙内外各发现马坑一座，可能是与城门有关的祭祀遗存（图10）。综合各类信息，推断城址的年代为西周晚期。

图9 大城东南角（召陈南T4-6）（左）、图10 召陈东墙和门（右）

四，发现了包括一座大型建筑基址在内的大量东周时期遗存，丰富了周原遗址的内涵，并由此确认了战国美阳县治所在。

以往周原遗址的工作多集中于商周时期，新石器时代遗存略有涉及，但东周时期的考古几近空白。近两年来，考古队在遗址的王家嘴至刘家一带调查、钻探发现相当丰富的战国遗存，仅勘探墓葬就有上千座之多。最重要的是，在王家嘴村北先周文化大型建筑（F1）以西25米，发掘了一座东西宽41米，南北长30米，面积1200平方米的战国晚期大型夯土建筑（F2）。该建筑基址四角没有夯土，发现有踩踏面。基址被10道贯通的墙基槽分隔成9个长条空间，条内不规则分布着大量柱础坑（图11）。

基址被20多座战国晚期瓮棺打破，解剖时发现夯土内包含战国晚期陶片，因此推断年代为战国晚期。在建筑废弃地层中出土带“公”字铭文的陶量（图12），结合建筑特殊的形制、密集的木柱，推测可能是干栏式的大型粮仓。战国时期大型粮仓设置于乡、县以上。在王家嘴周边以往曾多次出土“美亭”陶文，本次工作还发掘出了两例“美阳”陶文（图13）。结合以上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确认东周时期的美阳县就在周原遗址的这一带。

总之，本次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周原考古与研究的深入，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一是先周文化大型夯土建筑的发现，填补了以往周原遗址无先周时期高等级遗迹的空白，结合以往关于聚落规模与文化性质的发现和认识，可以肯定周原遗址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东周时期美阳县位置的确认，及大型夯土建筑的发现，可结合文献进一步证明古公亶父迁岐之地就在周原。

二是规模巨大、布局方正的西周城址的发现，是探索我国先秦时期筑城史的重大进展，为周原遗址聚落结构厘清、相关遗存性质的认识，及聚落与社会变迁过程的勾勒提供了参照背景，为三代都邑建制提供了难得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