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温州博物馆“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展厅中，一方极不起眼的石板，却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东晋篆书碑志。它就是《朱曼妻薛氏买地券》。这方买地券，自民国以来，就受到关注。刘承榦《希古楼金石萃编、罗振玉《地券征存》均有著录，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取引法）》、池田温《中国歷代墓券略考》以及张传玺《中国历代 ...

在温州博物馆“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展厅中，一方极不起眼的石板，却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东晋篆书碑志。它就是《朱曼妻薛氏买地券》。这方买地券，自民国以来，就受到关注。刘承榦《希古楼金石萃编、罗振玉《地券征存》均有著录，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取引法）》、池田温《中国歷代墓券略考》以及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也都有录文和考释。

这件展品由温州博物馆首任馆长方介堪征集入藏，是国家一级文物。本文试从此方买地券如何辗转归藏于温州博物馆、该买地券用途、人物故事解读以及此券与温州移民风俗研究的角度，略作考释。

温州博物馆藏朱曼妻薛氏买地券原件

“失而复得”的归藏故事

这块买地券的归藏故事，要从1896年说起。

那年，平阳县南乡鲸头村（今龙港云岩社区）几名工匠为村中一富户上山营造墓穴，无意间挖到一块石头，其中一名工匠识得一些字，认为石头上面刻有文字，遂将其挖了出来。而这块石头，正是如今的这块朱曼妻薛氏买地券。

当地名绅陈锡琛听闻后遂上门。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后，发现这是一块有来历的年代久远的墓志，于是收购了此券。之后，陈锡琛将此券拓片数份，请平阳县学训导吴承志和瑞安大儒孙诒让辨识，得知它是晋代遗物。但也因此，许多人知道了他有这么一块买地券，纷纷找到他求过目或赠拓片，为避纷扰，他谎称挖墓穴的人害怕得罪死者，已经此券重新埋回墓里去了。至此，这块朱曼妻薛氏买地券“消失”了。

1919年，陈锡琛在与方介堪的一次闲谈提起了此券，称券石虽然不在，但知方先生对碑版金石深有涉猎，可将以前所拓的碑文转送他一张。但之后，方介堪一直没有收到拓片。1930年，方介堪在上海美专任教，他教的学生中，就有来自平阳的学生陈德辉，而他正是陈锡琛的孙子。从陈德辉手中，方介堪得到了这块买地券的拓片，并因为是新拓，得知这块买地券并未被埋回墓里，而是被陈家珍藏。

新中国成立后，已任温州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方介堪再遇陈德辉，询问买地券去向。1956年，回乡的陈德辉竟在旧屋书斋地板下找到原石，并立即上报文管会。闻息此事，方介堪立即通过政府组织购回，保存于温州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95年5月16日，在当时江心屿的温州博物馆，国家文物局的专家们一致同意将其定为一级文物。

方介堪征集朱曼妻买地券的收据

方介堪《在平阳寻到一件珍贵的晋代买地券》手稿

“买地券”究竟为何物？

买地券是中国古代民间用于冥世土地买卖的一种随葬契约文书，其主要内容是向地下神祇宣告亡人在阳世的生命已经结束、从而正式成为冥世的一份子，并通过“买地”取得了在阴间的居留权和居住地，而且此种权力受到诸如女青律令之类冥世法律的保护。

换句话说，刻在石头上的买地券，它的“读者”并不是现实社会中的生人，它起到的作用也并不是现实社会买卖双方订立永久契约的见证品，而是在世的人向冥府鬼神告知的一种冥界文书，具有明器的特征。所以，它写下的文字，也是逝者在地下拥有墓地所有权的文书凭证，以此为死者寻求地下世界官府的保护和认可。

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大致可以区分为丧礼和葬仪两个部分，丧仪主要包括亡人殁后的招魂复魄、小敛、大敛，殡、告丧、弔等环节，葬仪则包括卜葬、下葬、谢墓等环节。在下葬的时候，要先立明堂（就是在择定的墓穴前设一个祭坛），然后斩草，之后才是发土开圹、营墓、葬埋，然后是镇墓、谢墓。下葬环节最重要的仪式，是斩草。所谓斩草，就是拿九根草，斩三下，其作用是断恶鬼，安亡魂。斩草仪式的核心是置券，就是写立买地券。一般说来，买地券有两份，一份埋在墓穴前的明堂地心，一份在下葬时埋在墓中的柩前。

买地券的源头，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前期墓葬所出的告地策，或称之为遣策，其内容是以地上官府的名义，告知地下官府，某人于何时死亡，将他的名籍由地上转移给地下官府。到东汉时期，才出现买地的内容。告地策与买地券，最初大约是在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使用的，后来逐步向中原地区扩张。随着道教文化的逐渐兴起，买地券就成为一种常见的随葬文书。到唐宋时期，成为各地普遍采用的埋葬仪式。它主要流行于中下层官员及平民中，高门大族并不普遍使用。其书写的材质，六朝时期主要有铅、砖、石三种，铅质较少，也有可能写在木牍或纸上的，只是现在见不到了。现在可以见到的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买地券，也大多是刻、写在砖、石上的，但我们相信有更多的买地券，是写在纸上的，没有保存下来罢了。

温州博物馆藏的这方《朱曼妻薛氏买地券》，就写在石板上，长30厘米，宽17.2厘米，厚8.5厘米；其上画有网格线，共八行，第一至七行每行十四字，第八行九字。拓本释文如下：

晋咸康四年二月壬子朔四日乙卯，吴故舍人立节都尉晋陵丹徒朱曼故妻薛，从天买地，从地买宅，东极甲乙，南极丙丁，西极庚辛，北极壬癸，中极戊己，上极天，下极泉，直钱二百万，即日交毕。有志薛地，当诣天帝；有志薛宅，当诣土伯。任知者东王公、西王圣母。如天帝律令。司。

文书参照现实生活中使用的土地契约的形式，详细列出土地的买受人、出卖人、四至（方位）、大小、价格、见证人以及发生争议时解决的办法。所谓从天买地、从地买宅，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土地的四至及天帝、土伯等都与道教神祇崇拜有关。券文的末一字 “司”字，方介堪先生释为并写的半截体“合同”二字，点出了此券的正式用途。用今天的话说，这个石券的正式定名，应当是“朱曼妻薛氏买地合同”。它应当是一式两份的，这是其中的一份。

朱曼妻薛氏买地券

出现在温州的一些猜想

根据券文，此券刻于东晋咸康四年，即公元338年。墓主薛氏，是孙吴故舍人、立节都尉朱曼之妻。舍人，是“太子舍人”（即宿卫官）的简称。立节都尉，应当是武职，但不见于《三国志·吴书》。券文说朱曼是晋陵丹徒人。晋陵丹徒，指晋陵郡丹徒县，在今江苏省镇江市。

此券发现于1896年的平阳县南乡鲸头村，即现在的龙港市云岩社区。龙港行政区域原属平阳县，1981年归苍南县从平阳县析出，今已独立设市。若朱曼妻薛氏原居江苏镇江，何以会死葬于今浙南海滨的龙港？

民国《平阳县志》记载

“平阳，汉回浦地，后汉光武时地属章安，永和三年分属永宁县，三国吴赤乌二年属罗阳县，置横屿船屯。” 由于此地地理位置优越，战略位置重要，造船材料丰富，吴赤乌二年(239)，吴大帝孙权在横屿山（今平阳县海西镇仙口村一带）置横屿船屯，委派典船校尉监督造船、操练水师，成为东吴东南沿海三大造船基地之一。

横屿船屯的设置，大大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晋灭吴后，在此地置县，从而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据《宋书·州郡志》记载，横阳县是在太康四年（283年）由横屿船屯升置为县的，本来叫始阳县，后来改名横阳县（取横屿和横阳江之意，横阳江原称始阳江，今鳌江）。县境即今平阳县、苍南县、龙港市及泰顺县境部分，平阳单独设县始于此。朱曼妻薛氏买地券的发现地就在此境域内。

买地券发现地位置示意图

朱曼曾任东吴第三任皇帝孙休的太子舍人。清代金石学家吴承志推断朱曼是孙休的皇后朱夫人的戚属，朱据之孙、朱熊或朱损之子、朱宣之弟。孙休去世后，孙休的侄子孙皓继承帝位。第二年（265年），朱皇后就被新帝废去太后名位，并加以残害，朱曼也受到牵连。据《瑞安市志》记载 ：“吴赤乌二年……在横屿山置横屿船屯，委派典船校尉监督罪徒造船、操练水师。“在陈寿《三国志》也有记载，吴会稽郡守郭诞，因“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张綋之孙张尚因致孙皓不悦而被“送建安作船”。建安即福建候官造船中心。可见，横屿、候官、番禺这东吴三大造船中心常为接收罪徒的流放地。朱曼一家，很可能是在宫廷斗争失败后，由丹徒被迁移或发配到横屿船屯来的。船屯是造船的地方，也可能是水军的驻屯地。据介绍，与买地券同出的随葬明器，均为简朴粗糙之物，并无厚敛迹象，亦能反映朱家流亡客寓的真相。

然而，又一个疑问随之而来？朱曼妻薛氏若于265年从丹徒流亡到此，卒于338年，若按古代女子15岁左右婚配推算，也有接近90岁的高龄了。在平均寿命普遍不高的古代，薛氏的高寿就变成了一个极小概率事件。朱曼之妻是否与朱曼一样，同样来自晋陵丹徒？是否有可能，朱曼流亡到此后，以高龄娶当地少妻，或也可推敲一番。

浙江仅见

反映东南沿海地区的移民方向，亦是研究字体演变的实证

毋庸置疑，朱曼成为了温州市平阳县移民历史可考的第一人。这块买地券为平阳（含今苍南、龙港）移民史研究提供了最早的佐证。

今天根据考古发掘见到的东吴买地券，共有12种；两晋买地券，共有7种。大都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建康（南京）周围。在今浙江所见，惟此一例。换言之，这一方买地券，在浙南地区被发现，显得非常突兀而且孤立。它并不能说明当时浙南地区的葬仪已普遍使用买地券，而更可能反映了六朝时期东南沿海地区自北向南移民的一种方向。

这方买地券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一块东晋篆书碑志，亦是研究篆书字体向隶书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上世纪60年代留存至今的一件拓片上，留有方介堪、姜东舒、夏承焘、沙孟海、陆维钊等11位名家的题款，并对券文做出考据。

衍园美术馆展出的《朱曼妻薛氏买地券》拓片63×31cm

如书法家、篆刻家沙孟海题款：

金石刻文，常有不依笔次，先刻横画，后刻竖画，或先刻竖画，后刻横画，取其便也。此券盖即先刻横画者，故竖画有漏刻。第二行“舍”字、“节”字、“晋”字，第三行“妻”字、“薛”字，第六行“诣”字，第八行“令”字，横画刻竟，漏刻若干竖画。介堪兄释第二行是“吴故舍人”，甚碻。漏刻笔画之例，在商代甲骨文中已有所见。郭沫若同志举《殷墟书契后编》卷下第五片自第三行至第八行皆缺刻横画，即先刻竖画斜画之证，故知此券缺刻竖画诸字，亦是漏刻，非省笔。一九七三年元月，沙孟海。

书画家陆维钊题款：

此券后于杨绍买冢地莂五十四年。浙中少汉晋石刻，虽小品亦可贵也。窃尝谓石刻之传书者，太半有其成就，刻者则未必皆能手，或知书善契，或略识之无，而刻时或一手到底，或二人前后递易，故传世之作有极工极不工，或工与不工并见于一石者。此刻书似《天发神谶》，而刻手则不工，以方、沙两同志论及简笔及先后刻石之例，为补发一义如上。东舒同志教正，一九七三年二月，陆维钊。

词学家夏承焘题款：

买地有券，是道士设施，曾数见之。晋有禁令，一般均不许立碑，晋墓志亦属仅见之物，浙中益少，足证此券珍贵。史称晋朱太后被黜，朱曼为其党人，贬于濒海，借故妻大做埋幽之文，文章之雄伟环丽，字迹之精工，更属罕见。浙地晋置，亦止此耳。尝以古籀、秦篆、汉隶，又复分书，下及楷行草书，字形演变，笔画增减随之字当创始，未统一时，尔增彼减，自难一致，正如“ ”字少直，楷书写“晋”字，“毕”又作“ ”，岂谓之误落横直乎？“ ”去直，真书是“言”，其义可参，仅举几字以释例，绝不合将笔画增减归罪工人。陆、沙两君言须审慎，倘无违方先生推荐之意。西王母“母”字上格石断缺三分之一以上，原刻“母”字后将“母”刻下格。慎旃。承焘谨观。

目前，关于此方买地券大家讨论的问题，除了上述舍人、立节都尉以及朱曼的来历、本券的定名等之外，还集中在券文所说“直钱二百万”，以及“有志薛地，当诣天帝；有志薛宅，当诣土伯”上，特别是地、宅的关系，还有很多不明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

展览海报

参考资料：

● 翁剑刚 谢晓燕：横屿船屯的设立与建制问题探析，《温州文物· 第十四辑》。

● 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