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发现世界最古老造币厂的消息冲上“热搜”，备受国人瞩目。郑州大学考古团队经过¹⁴C测年确认，河南荥阳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在公元前640—前550年开始铸造制式化金属货币。这一数据首次提供了中国早期铸币遗址的绝对年代信息，也使官庄遗址成为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铸币作坊。

官庄遗址铸币生产相关遗存的平面分布（《古物》。红点为出土芯范单位，绿点为空首布成品出土单位）

目前国际考古学界广泛认可的世界最早的金属货币，是发现于土耳其以弗所古城的吕底亚王国“琥珀金币”，年代在公元前630—前600年之间。当时，位于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吕底亚王国，将河里的原生金银合金矿石切割后，直接打上戳记作为货币使用。这种原生金银合金矿石的金银比例约为3∶1，因此颜色发白，又称为“琥珀金”或“白金”，硬度较大，比黄金更耐磨损，非常适宜流通。严格说来，这一使用原生合金矿石简单锤打而成的“打制金币”，并不是将冶金、治模、范铸融为一体的，有着规范工艺流程的金属铸币。且以弗所古城遗址中，也尚未找到任何货币制造作坊遗址。在地中海地区，目前经考古确认的铸币作坊，均不早于公元前400年。

吕底亚王国的“琥珀金币”（大英博物馆藏）

官庄遗址是一座完整的西周至春秋中期城址，建于约公元前800年，约公元前450年被遗弃。自2010年发掘以来，遗址发现了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区，手工业活动涉及铸铜、制陶、制骨等。官庄遗址的青铜铸造作坊位于大城内中北部，占地面积大，在对其进行发掘过程中，共发现四类与布币铸造相关的遗存，包括空首布币成品实物、尚未使用的芯范、已使用的芯范以及外范。

中国古代货币经历了从自然物海贝到铸造物金属币的基本历程。大约在春秋初期，不同形状的金属铸造物开始被用作货币。从模拟海贝形状的铜贝币开始，乃至模拟农具形状的布币，模拟兵器形状的刀币，以及各种矩形、方形、条形金属币纷纷开始铸造，在各自的属国属地流通使用。

铜贝币是以青铜浇铸的模拟海贝形状的货币，应为我国最早出现的金属铸币，其铸造年代甚至可以追溯至商代中晚期。不难发现，“货币”一词的“货”字本就与“贝”字有关；后世所谓“通货”一词，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先民最初流通贝形币，以此交易货物、通行经济的场景。“财富”一词的“财”字，也以“贝”为偏旁，贝币自古即是财富的象征。

商代石质及玉质仿刻贝币（山东博物馆藏）

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曾出土3枚殷商铜贝，虽数量不多，却足证铜贝铸造年代确可溯至商代。又如，1963年在山西侯马上马村一座春秋时代的古墓中，出土海贝8枚、骨贝100枚、铜贝1600枚及包金铜贝32枚。铜贝币数量巨大，与天然海贝及其他材质的仿贝币形成鲜明对比，足见春秋时期铜贝币铸行之盛。

1971年山西保德出土海贝112枚、殷商铜贝109枚。“保德铜贝”一度被视为中国金属货币之“鼻祖”。如今看来，“保德铜贝”在世界范围内也属铸造时间最早者。1981年，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古代钱币（第一组）》邮票，就把贝币分为“货贝”与“铜贝”两种，并注明其铸行年代为商代，位列该套邮票首枚（空首布则以耸肩、平肩两种，分列第二、三枚）。

保德出土商代铜贝（山西博物院藏）

然而，学术界对铜贝是否属于铸币仍存疑虑与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因其没有固定的形制、重量、大小及等级区分，无法体现其铸币属性。根据出土实物与相关文献推断，铜贝可能是装饰物或者其实物货币属性大于铸币属性，属于一种惯常用于商品交换、民间习见的实物货币。因此，铜贝还不能称之为“铸币”。

考古发现表明，铜贝币在两周时期大量流通于黄河及江淮各诸侯国，近百年来南北各地屡有出土，数量颇丰。用于铸造贝币的钱范也时有发现，足见当年铸行之盛。不过，这些贝币钱范大多属于战国时期，年代已较晚。且无论是出土还是传世铜贝币，并无与之相匹配的。如此一来，中国古代铸币的肇始者，也就只能是空首布，而不是铜贝币了。

西周时期，一种外形似铲的青铜铸币开始出现。及至春秋早期，这一青铜铸币大量流通于东周王朝及晋国等地，在中原地区逐渐取代了贝币的原有地位。

这一由模拟农具形状而来的铸币，源自于“以物易物”时代的一种特殊商品—当时被称为“镈”的铲形农具。因为人们经常用“镈”去交换商品，这一铲形农具实际上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角色，即经济学上所谓“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的统一价值表现材料的商品”。这样一来，“镈”就具备了原始货币功能，它的特殊形状—铲形，自然也就随之成为货币符号的某种象征了。

后来按一定比例缩小的、模拟“镈”的形状浇铸而成的、由国家法令强制流通使用的铲形货币，也随之称为“镈币”。又由于“镈”字的发音与“布”相近，且历史上确有以布为“一般等价物”来交易商品的情形，所以人们也就将“镈币”通称为“布币”，流传至今。

布币又分为两大类，即空首布与平首布。这是因不同时期铸造工艺上的差异，所形成的两种铸币类型。所谓“空首布”，清代李佐贤《古泉汇》中说得简明扼要，即“布形类铲，故俗呼‘铲布’，其首中空”。但凡使用过铲形工具者，都知晓为了装把儿，铲面上端首部有一个空心的方锥体铸件。布币最初也有这么一个极为逼真的、中空的，称之为“銎”的铸件存在，即所谓的“空首”。后来因铸币需求量日增，为省却工序、提高效率，把“空首”改换为实心平板状铸件，不再需要用于填塞空心处的“芯范”，称之为“平首”。有没有空心的“銎”，是判定其铸造年代早晚的关键特征。

平肩弧足空首布的銎部特写

原始空首布，面有铭文“十七”

原始大布（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钱范，即古代铸造金属货币的模子。早期钱范直接刻划在石、铜质的范材上，也有用陶泥质地刻划而成的。通行两千年的方孔圆钱的钱范，国内各地多有出土实物与传世藏品。先秦货币的钱范，因年代久远，更兼多为极易毁损的陶泥范，相对存世较少，弥足珍稀。

据考，空首布的铸造采用“一范一布”的工艺流程。先是挖取范土和泥，刻模制范；继而将阴干的陶范经过焙烧成型，将正、背两面陶范拼合成套，在陶范首部塞入芯范。接下来，向陶范内部浇灌已经熔化的铜液，待铜液冷却范铸成形之后，敲碎陶制外范，毁范取币。将铸币成品逐一打磨清理，就可以作为法定货币，投入市场使用了。制成一币即要毁坏一范，因此空首布的钱范能经过两三千年完整存留下来，实属凤毛麟角。1959年，在山西侯马牛村古城南东周遗址，多次出土耸肩尖足空首布，还发现铸造此种空首布的作坊遗址，出土了一批尖足空首布陶范，有的陶范中还有空首布铸币实体。这批空首布钱范，今存于山西博物院，为早期耸肩尖足空首布的钱范，当时限于条件，没有做¹⁴C测年。

山西侯马出土的空首布陶范（山西博物院藏）

近四十年之后，时至1997—1998年，郑韩故城遗址内清理出春秋中期（或略早）的空首布钱范，随之出土的还有26件“芯范”。经考古发掘证实的铸币场遗址有2处，分别为大吴楼和小高庄遗址，都是当时郑国官方铸造作坊，产品种类丰富，铸钱是其中重要部门。遗址中发现的制范窑、烘范窑、化铜炉、铸币范等遗迹，全面反映了当时的铸币技术工艺。出土的各类布币钱范，年代最早者乃春秋中期（或略早）的郑国空首布钱范，稍晚的则有战国中晚期的锐角布范、楚国布币范、圆肩圆足布范、桥足布范等。

比郑韩故城此次发掘稍早，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内也曾发现一件空首布钱范，这一发现表明，当时的铸币权可能还掌握在周王手中，铸币作坊也应当位于王城内。钱范中有“安臧”二字刻文，应为小型平肩空首布安臧布的钱范，属战国早期实物，年代上已晚于官庄遗址所出土的“无文大布”及芯范两百年左右。

“安臧”布（正背面），平肩弧足空首布

此外，中国钱币博物馆还收藏有陶质耸肩尖足空首布钱范一套，正、背范两面各一件。该范呈长方形，范面镌刻一枚空首布模型，陶范銎首部位还留有一陶制泥芯。

官庄遗址出土的尚未使用的空首布芯范 （ 《古物》 ）

郑州大学考古团队在官庄铸铜作坊的田野发掘过程中，辨识出了四类与布币铸造相关的遗存，包括空首布成品、尚未使用的芯范、已使用的芯范以及外范。其中最能够直接表明官庄铸铜作坊生产制式化金属货币的遗存是空首布的芯范。此次共发现了54枚芯范，这些芯范与遗址中所出土的两枚空首布成品銎内所嵌留的芯范完全一致，由此确定这些成品布币就是在官庄生产的。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1年10月刊，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