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按】1979-1980年，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楼兰古城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考察与发掘。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沙漠考古，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属于科学意义的楼兰考古。关于这次活动的考古报告，当时的领队之一、著名的西域研究专家侯灿先生执笔完成了《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报告写成于1987 年，对调查发掘经过、考古发掘所得文物都做了详 ...

【按】1979-1980年，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楼兰古城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考察与发掘。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沙漠考古，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属于科学意义的楼兰考古。关于这次活动的考古报告，当时的领队之一、著名的西域研究专家侯灿先生执笔完成了《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报告写成于1987 年，对调查发掘经过、考古发掘所得文物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并对照前人发掘的同类物品做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图文并重，还有大量线描图和数据统计表，是我国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而侯灿先生也于2016年去世，成为其终身遗憾。

近日，凤凰出版社出版了被列为“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丛刊”之一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虽然是一部迟到三十多年的考古报告，但正如孟宪实教授在《后记》中所言：“楼兰考古，1980年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侯灿先生主笔的这部报告，依然是最新的楼兰考古报告。”最新出版的《报告》收录有侯灿先生的弟子张莉研究员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侯灿先生的楼兰情缘及其未完成的楼兰研究写作计划，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楼兰古城遗迹

 

侯灿先生1979年12月楼兰考古留影

2016年6月20日，侯灿先生病逝于上海，享年80岁。1936年，侯灿先生出生于四川合川县一位农民家中，1956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中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门化专业学习，四年后毕业，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农一师师部政治宣传科工作。1973年，调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1978年随着考古机构的调整，调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9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进入罗布泊地区，作为楼兰考古队西队队长负责了楼兰古城遗址及其周边古墓群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从此以后，侯灿先生与楼兰结下不解的情缘，一生孜孜以求，晚年更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整理楼兰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1999年11月出版了他费尽心血主编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侯灿、杨代欣编著：《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1-3册），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该书40余万字，倾尽全力系统地整理了一个世纪以来楼兰出土的汉文简纸文书，将先后经过六个国家学者之手的楼兰考古发掘资料、文字考释研究资料等搜罗齐全，依照文书出土地点，按组点和文书出土时间先后编入书中，清晰地呈现了各组点出土文书的内涵和外延，方便了学术界对于这些简纸文书的研究和利用（学者肖小勇指出该书“使楼兰出土汉文文书更加系统化，从而使读者更易于查找和使用”。见肖小勇：《楼兰鄯善考古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87页）。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荣获四川省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是一本严格按照考古学要求整理的楼兰研究资料。其实，在1999年前后，侯灿先生一直在考虑撰写有关楼兰的研究专著，却因各种原因终未完成，成为他去世前最为遗憾之事。最近，在整理侯灿先生遗留学术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他把《〈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与《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出版计划放在一个文件袋内，两份楼兰研究写作计划有其内在的关联性，既能体现侯灿先生有关楼兰研究的学术脉络，又能体现侯灿先生的治学精神。兹根据侯先生的学术研究历程和我的亲身经历，尝试梳理这两份编写提纲的来龙去脉。

侯灿先生1979年12月3日于楼兰

侯灿先生1980年4月楼兰考古工作中

一、《〈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
这份《〈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写在题头是“新疆师范大学稿纸”的发黄稿纸上，有四页，设计了六章，预计“文稿25万字，照相图幅280，线图145”。开头第一页右上角用铅笔写到“第一次考虑，1996.10.1”，在第四页的最后，用钢笔记作“1996.10.2”。目前，仅留着一份编写提纲，再未见相关资料。根据其所收藏的位置，结合侯灿先生的学术经历可以判断，这是一份被主动放弃的写作计划。
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楼兰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楼兰的历史、文化、人种和地理环境等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关论著连篇累牍，存在诸多争议。1979年和1980年侯灿先生两次前往楼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之后，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搜集国内外相关研究论著，本着“穷尽资料，艰苦探索”的学术精神，潜心研究与探讨诸多楼兰谜题，除了发表相关研究论文之外，侯灿先生还制定过诸多与楼兰有关的研究计划，这份《〈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应该是因《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一书的编写而被搁置下来的写作计划。
1981年至1986年，结合自己的两次楼兰考古经历和1900年以来斯文·赫定、斯坦因、黄文弼等人的考察与研究，侯灿先生相继发表了《楼兰遗迹考察简报》《楼兰考古》《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楼兰出土糜子、大麦及珍贵的小麦花》《楼兰考古取得重要收获》《荒漠中的古城——楼兰考古纪实》和《楼兰古城考古调查》等专题研究论文和有关考古过程的简介（《楼兰遗迹考察简报》，《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5—202页；《楼兰考古》，《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2期，第56—58页；《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155—171页；《楼兰出土糜子、大麦及珍贵的小麦花》，《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第225—227页；《楼兰考古取得重要收获》，《文物天地》1986年第1期，第46—48页；《荒漠中的古城——楼兰考古纪实》，《文物天地》1986年第5期，第11—16页；《楼兰古城考古调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年鉴·1986》，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48页）。随后，侯灿先生又主笔撰写了《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和《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作为楼兰考古队的正式发掘简报刊发在《文物》1988年第7期上。同一期上还发表了侯先生的专题研究论文《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

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锦（楼兰出土）

 

西汉五铢钱（楼兰出土）

1987年以来，侯灿先生与日本学者西谷正教授、长泽和俊教授、伊藤敏雄教授等人来往密切，他们交流学术观点，相互协助查找研究资料。在这几位教授的帮助下，侯灿先生搜集了大量有关楼兰研究的英文和日本资料。 随即，侯灿先生请中科院地理所的王守春先生、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夏雷明先生、新疆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崔延虎先生等人帮助翻译了这些英文资料中的部分章节。1996年初至1998年7月，我一直跟随在侯灿先生身边，协助他翻译和整理斯文·赫定、斯坦因、贝格曼等人论著里的重要章节、图片题名及相关注释。而侯灿先生则致力于整理20世纪以来楼兰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研究，详细比对和分析，他当时关注和探究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份《〈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的内容。

1988年10月11日，侯灿先生会见早稻田大学长泽和俊教授（右二）、伊藤敏雄（右一）、中岛幼八（翻译、后排高坐者）以及朝日新闻社记者。

1991年11月16日，侯灿先生留影于九州大学学术演讲厅前

1995年9月，侯灿先生在湖北襄樊参加“魏晋南北朝史第五届年会”时结识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书法的杨代欣先生。杨代欣先生对楼兰简纸文书上的书法很感兴趣，1996年夏他们形成合作整理出版的意向，随后侯灿先生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的整理和编纂之中。而原计划中的《楼兰的发现》一书的撰写因此被耽搁下来，但是从其所设计的章节内容来看，侯灿先生是计划系统整理和总结他在1996年之前有关楼兰研究的思考。
侯灿先生设计的《楼兰的发现》一书共计六章。第一章为序章，交代编写的动因和世界地理大发现热潮中的罗布泊地区。第二章梳理楼兰探察史，概述1900年以来的历次楼兰考察与考古发现，计划撰写6万字，配照片105张，线图36张。在这份编写提纲中，细致计划到每一小节的字数和配图张数上，可见，侯灿先生对于此书的撰写是胸有成竹的。第三章主要计划整理汉文史籍中有关楼兰的记载。其中“唐朝人心目中的楼兰”一节颇有趣味，可以看出侯灿先生对于史料记载角度的关注。第四章内容最为丰富，主要讨论楼兰王国与楼兰城，计划从遗留器物、简纸文书记载、遗址、古墓葬等多个角度和层面进行研究。这一章计划撰写12.5万字，配照片165张，线图100张，亦是将字数和配图数详细分配到各个小节。从目前整理的侯灿先生论著目录来看，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在侯灿先生1981年至1988年所发表研究论文的基础上汇集和整理而成。第五章为楼兰研究争论问题的辨析，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楼兰和鄯善历史的关系、楼兰王都与楼兰城的分歧、楼兰与海头的论争、楼兰环境变迁的关键、早期丝绸之路变迁与楼兰城衰废问题、楼兰幻灭的原因探讨。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一章所包含的诸多问题早已在《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中有所涉及。第六章为结束语。因此可以说，《楼兰的发现》一书的撰写计划，应该体现的是侯灿先生在1989年至1996年间对楼兰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和扩展。
总而言之，从这一份《〈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中可以看出侯灿先生的治学特点。基于考古学实践和思维的历史研究，是侯灿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这一点最突出体现在第四章各小节细目的设计上，其内容主要是以考古发现地点来梳理和展开讨论。侯灿先生治学的另一大特点是兼及东西学术。楼兰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要想研究透彻，提出新观点，必须系统整理东西方学者的研究，参与重要问题的讨论。在这份编写提纲中，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考察史和学术史梳理，到第四章遗址遗物的整理，再到第五章专门针对学术界有争议问题的讨论，都体现了侯灿先生兼及东西的治学特点。
这份编写提纲，书写工整，设计内容周详，写作计划细致，处处体现出侯灿先生严谨、细致、勤奋、求真的治学精神。同时也是基于这样的治学精神，在1996年之后，随着楼兰资料整理工作的推进，这份写作计划被侯灿先生放弃了。

《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

《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

《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

《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

二、《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出版计划
在同一文件袋里，侯灿先生将几份与《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出版计划有关的书信、写作提纲、申请出版计划、经费申请表、学者的推荐信及部分初稿等都放在了一起。《楼兰研究与探查》一书是侯灿先生去世前最为惦记的一份研究写作计划。2005年前后，他曾数次跟我感叹他的体力不支，身边又没有助手，担心这份写作计划不能完成。后来，果然由于侯灿先生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直至2016年，侯灿先生去世时，这个写作研究计划都处于刚刚启动的状态。
《楼兰研究与探查》一书的写作立意、相关经费的争取、撰写过程中资料的补充与查阅，都得到了朱玉麒教授的鼎力相助。2004年底，时任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学科负责人的朱玉麒教授与侯灿先生联络，商讨《楼兰研究与探查》一书的写作与出版事宜。2004年12月16日，侯灿先生将《〈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出版计划书》及三个附件（《〈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提纲》《侯灿简介》《侯灿公刊论文简目》）寄给朱玉麒教授。2005年1月14日，即从新疆师范大学学科建设经费里获得了启动经费的资助。
在《〈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出版计划书》中，侯灿先生首先阐释了楼兰发现与楼兰考古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而提出希望在自己所带队进行的楼兰考古的基础上，整理相关资料，将自己二十余年来不断深入研究之所得撰写成书。侯灿先生写道，近年来“通过日本友人，笔者又积累了东西方国家有关楼兰探查与研究的不少资料，这为本书写作与出版奠定了比较丰厚的基础”，因此计划撰写并出版“一部有学术生命力的《楼兰研究与探查》”。对于这本书的出版，侯灿先生要求甚高，不但要求体现较高的学术水平，还要求呈现较高的图版印刷质量。侯灿先生写道：“本书是对楼兰遗址发现至今，一个多世纪探查与研究全面性、阶段性的总结论著，因此要求资料必须真实可靠（翻译稿必须译自原著），编纂体例必须符合科学，总结论述必须高水平，具有学术前沿性。”与此同时，“争取由出版水平高的品牌出版社出版，由于本书涉及东西方语种较多，文字符号复杂，考古线图、示意图、器物图和彩色、黑白照片图版较多，因此排版、印刷技术要求精良，拟出版16开精装本，分上下册，纸张要好，图版、线图要清楚，设计格调要高雅，定价要经济实惠”。在这个出版计划书中，侯灿先生考虑周详，字里行间都体现着他对于梳理和探究楼兰问题的殷切之情。撰写和出版《楼兰研究与探查》一书，是侯灿先生二十余年来楼兰研究的情之所系，是他的夙愿。
侯灿先生拟定的《〈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提纲》十分详尽，后来在2005年3月7月写给朱玉麒教授的信中，他提到又对写作提纲进行了重新修订，增删了不少内容，细化到了三级标题的名称。《〈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出版计划书》中指出，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楼兰研究”，着重论述其他学者和侯灿先生对楼兰研究的主要成果，阐释一些所谓的楼兰之谜，预计15万字；中篇主要文字为侯灿先生1980年完成的楼兰考古发掘报告，同时兼及有关文字论述，约13万字；下篇主要以外国探查家为线索，综合介绍和总结相关考察与研究，约20—25万字；另外，预计在书中配上各种线图、照相图版，约计1500幅以上；计划一年至一年半完成。
从侯灿先生的《〈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出版计划书》和《〈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提纲》的内容来看，这部书是侯灿先生有关楼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计划尽其一生的积累与所学，努力做出可为后世称道的学术精品。
2005年2月4日，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为本书的出版撰写了推荐信，信中提到：“侯灿先生在楼兰研究上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他的《楼兰研究与探查》一书包括有他所主持的考古调查的正式报告，这项工作由侯灿先生来完成，是再好不过的了。本书在发表考古调查成果的同时，也把此前外国考古学者和探险者的楼兰考察，介绍给读者，并且把作者本人对楼兰史上一些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有争议的问题的研究成果，一起发表出来，使读者一册在手，不仅有考古材料，而且有研究成果，这是新时代考古研究的最佳成果形式。根据我对侯灿先生本人及其学术成就的了解，我愿意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推荐，希望能够早日刊行。”
2005年3月3日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为本书的出版撰写了推荐信，信中提到这本书“总结前人以及自己在这方面的考察、发现及研究的成果，这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出版计划”，并且指出“侯灿教授的前期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基础雄厚，是最有条件完成《楼兰研究与探查》这本书的”，最后指出：“这样一部著作的问世，无疑是世纪总结之作，将会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荣新江教授和陈国灿教授对侯灿先生研究基础和能力的认可，以及他们对《楼兰研究与探查》出版的期待，体现了学术界对于本书撰写价值的认可。
2005年3月7月，在写给朱玉麒教授的信中，侯灿先生提到“初稿的第一部分‘楼兰研究中的几个症结问题的观点和认识’，第二部分中‘（二）楼兰人远古活动的聚点’‘（三）楼兰遗址的分区’以及‘（七）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治’均已改写出来”。此外，侯灿先生还提出，他手头所有的斯坦因《西域》和《亚洲腹地》中有关楼兰出土的器物照片，是1980年和1981年的印度德里的再印版，他期望在本书出版时，能够尽量使用斯坦因等人原著里的照片，因此拜托朱玉麒教授访问英国期间，帮助他翻拍1921年牛津版的《西域》和1928年版的《亚洲腹地》中的图版。在随信所附“英国图书馆查寻线索及提示”一文中，侯灿先生详细叙述了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霍恩雷收集品和斯坦因收集品的内容和特点，英国博物馆人种学部和英国印度事务图书馆的收藏。这份信件的内容，足以体现侯灿先生对于楼兰研究的投入与深厚的积累。与此同时，亦可以看出侯灿先生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
以上侯灿先生信中提及的《楼兰研究与探查》部分初稿，在先生遗留的资料中，只见到“楼兰研究中的几个症结问题的观点和认识”“楼兰人远古活动的聚点”“楼兰遗址的分区”三部分已经完成的文字，合计4.4万余字；未见“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治”这一部分的文字。在“楼兰研究中的几个症结问题的观点和认识”这部分中，主要讨论了罗布泊的位置、楼兰城址问题、楼兰国都问题、楼兰的交通路线问题、楼兰绿洲衰废的原因。而“楼兰人远古活动的聚点”“楼兰遗址的分区”则主要根据考古和考察发现，梳理了孔雀河三角洲上各个时期遗址的分布、遗物遗址的基本特征内容。其文字的风格依然是严谨而精炼的。
按照这个进度，如果身边有助手的话，侯灿先生有可能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完成本书的撰写。然而侯灿先生早在1997年就退休了。1999年底出版了《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一书后，又整理出版了《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一书（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期间由于劳累过度，于2002年6月突发心肌梗塞，进行了心脏搭桥手术。此后，一直处于恢复和休养的状态。因此，2004年底提出的这个《楼兰研究与探查》出版计划，是侯灿先生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依然孜孜以求，力图集一生所得，呈现百年来楼兰考察与研究全貌的不懈追求。侯灿先生最终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停止写作。此为侯灿先生未了之夙愿，亦为学术界一大憾事。

《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提纲

《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提纲

《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提纲

三、两部写作出版计划的比较
与《〈楼兰的发现〉编写提纲》的内容相比，这份《〈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提纲》更加详尽和全面，其内容包括了前者，又在论题和研究内容等方面有所超越，体现了1996年到2004年期间侯灿先生对于楼兰研究的深入和扩展。
《楼兰研究与探查》的上编“楼兰研究”是《楼兰的发现》中第四章“楼兰王国与楼兰城镇”和第五章“楼兰研究争论问题的辨析”的扩展和深化。《楼兰研究与探查》的上编“楼兰研究”更加突出了依据遗址点来理解其内涵及其出土遗物的外延性，并且增加了对于楼兰出土的汉文文书和佉卢文文书的讨论。《楼兰研究与探查》的中编“1979—1980年的探查与试掘”则是完整的考古发掘报告。这份考古发掘报告，由于诸多原因而被耽搁未能出版，侯灿先生计划在这本书中刊发出来。从前引陈国灿教授和荣新江教授的出版推荐信里，亦可以看出这是学术界特别期待的重要内容。《楼兰研究与探查》的下编“外国探查家的探查”则计划系统梳理斯文·赫定、斯坦因、橘瑞超、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贝格曼等人的调查与发现，以便能够使研究者一册在手，可详细了解楼兰考察与研究的来龙去脉。从字数和内容上看，这部分内容都比《楼兰的发现》的第一章“序章”和第二章“楼兰探察史”更为详细和丰富。
1999年出版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是《楼兰研究与探查》一书的重要研究基础。此外，在1996年至2004年之间，侯灿先生又发表了《艾尔迪克发现古楼兰城辨误》《楼兰三说正谬》《楼兰的发现及其正名》《庞贝何能比楼兰》《楼兰汉文简纸文书研究综述》《楼兰发现及其纠葛——楼兰发现百年祭》《楼兰出土张济逞文书与李柏文书再探》《魏晋西域长史治楼兰实证——楼兰问题驳难之一》《楼兰研究析疑——楼兰问题驳难之二》《楼兰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等系列研究论文（《艾尔迪克发现古楼兰城辨误》，《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39—44页；《楼兰三说正谬》，《丝路游》1998年第1期，第19—21页；《楼兰的发现及其正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73—78页；《庞贝何能比楼兰》，《中国青年报》2000年4月11日第8版特约稿；《楼兰汉文简纸文书研究综述》，《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第97—101页；《楼兰发现及其纠葛——楼兰发现百年祭》，《丝绸之路》2001年第3期，第4—9页；《楼兰出土张济逞文书与李伯文书再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几年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2—400页；《魏晋西域长史治楼兰实证——楼兰问题驳难之一》，《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105—111页；《楼兰研究析疑——楼兰问题驳难之二》，《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第66—72页；《楼兰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吐鲁番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04—114页）。这些着重于讨论核心争议问题的论文，与1996年之前以楼兰考古为基础的学术论文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侯灿先生还指导我于1998年和2001年完成了两篇与楼兰有关的学位论文，随后发表了3篇专题研究论文（张莉：《两汉通西域道路的开拓》，新疆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论文，1998年。随后以《西汉楼兰道新考》为题，将其中的主要发现刊发于《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第86—88页。张莉：《汉晋时期楼兰古绿洲环境变迁动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随后一部分以《楼兰古绿洲的河道变迁及其原因探讨》为题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1辑，第87—98页；另一部分以《汉晋时期楼兰绿洲环境开发方式的变迁》为题发表于《历史地理》第1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198页）。因此，2004年的《楼兰研究与探查》写作计划既体现了1996年以来侯灿先生所进行的楼兰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新进展，又是侯灿先生对于楼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楼兰的发现》和《楼兰研究与探查》两部楼兰研究写作计划的先后提出及其内容的设计，体现了侯灿先生学术研究路径的特点：
其一，尽可能地占有研究资料。由于楼兰研究牵涉的国家和学者特别多，侯灿先生多方拜托国际国内学术友人查找、复印相关资料，又托请学术友人和学生进行翻译，孜孜以求，不遗余力，最后才占有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资料，为楼兰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尽管《楼兰的发现》和《楼兰研究与探查》两本书都没有完成，但是已经出版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是侯灿先生研究过程中的产品，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二十余篇专题研究论文，依然能够体现出侯灿先生将尽可能占有资料视为学术研究生命力之所在的宗旨。
其二，坚持以考古学思路和标准整理楼兰考察与研究资料。楼兰研究是以地理考察和考古调查、发掘为基础展开的，每批发掘人都有自己的考古编号，每个考释人又有自己的文书编号，而资料的汇集人又会形成一套编号，有时引用人还会再编号，这样楼兰出土遗物，特别是文书的编号纷繁杂乱，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因此出现不该有的错误。侯灿先生在整理《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和设计《楼兰的发现》《楼兰研究与探查》两本书的时候，都坚持以考古学的要求，采用斯坦因的分级编号法，以出土地点为依据整理楼兰研究资料，以利于厘清学术研究脉络，做出真正创新性的研究。
其三，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齐头并进。目前已经出版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和《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是侯灿先生在研究过程中的资料整理成果，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他关注的核心学术问题研究而展开的。有关吐鲁番的研究，侯灿先生已经发表了诸多论著，是吐鲁番学研究中绕不开的重要学者。而《楼兰的发现》和《楼兰研究与探查》两部论著的写作计划，则是侯灿先生在不同的阶段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尝试对楼兰进行综合深入研究的努力，虽然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但是他在这两本书中体现出来的学术思想依然能够给研究者们带来启发。
在2005年9月侯灿先生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开设专题课程时，他在备课本上写到：学者“要打造核心竞争力”，“必须要有拳头产品，尤其要有轰不垮、打不烂的核心产品”， “既有核心产品，也要有一般产品发表”（见下图）。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发掘及其相关研究和《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是他的拳头产品，他的一系列楼兰研究论文中既有核心产品，也有一般产品发表。《楼兰的发现》和《楼兰研究与探查》都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按照拳头产品的标准设计的。前者的写作因为1996年之后新的楼兰资料的整理而被放弃，后者的写作计划则力求全面而综合地反映楼兰考古与研究的方方面面，更是按照顶级拳头产品的标准设计的，其工作量远远不是晚年的侯灿先生可以承担的。

侯灿先生《新疆师范大学专题讲授提纲（2005年9月5—15日）》局部

悠悠赤子心，楼兰未了情。从1979年带队进入楼兰考古，到临终前念念不忘《楼兰研究与探查》一书的出版，侯灿先生以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投入极大的热情于楼兰研究之中，令人敬佩。《楼兰研究与探查》一书终未完成，是侯灿先生的遗憾，亦是学术界的遗憾。期待本文对这两部未完成书稿的介绍能够给研究者带来启发和借鉴，推进楼兰研究的深入，我想这一定是侯灿先生所乐见的。
本文所据资料为侯灿先生的夫人吴美琳老师馈赠，本文的写作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宪实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玉麒教授的提议和推动下得以完成的，在此致以深切的感谢！

本文选自侯灿编著《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凤凰出版社，2022年），原刊《吐鲁番学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