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县博物馆展厅内有一件自铭为“越王者止于赐”的青铜剑，是馆藏古代兵器中的镇馆藏品。此剑通长54.5厘米，宽3.5—4.6厘米，由剑身、剑格、剑柄和剑首四部分构成。在磨砺精细的剑格双面用绿松石镶嵌出极富美感的白色双勾空心鸟篆八字铭文：“王戉（越）王戉（越），者旨於赐”，剑柄上双箍也用绿松石嵌出精美的纹饰。该剑1996年出土于寿县文物管理所配合寿春镇外环路西圈路段建设工程而清理的三号墓葬。此外，馆内展品中还有诸如自铭为“蔡叔獻敄之行”的双联戟、原始瓷杯和较多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精美车马器，也都出土于西圈墓地。

西圈墓地位于寿县县城西南约500米处，大体包括米家圩、周家圩和陶家圩等几个自然村。墓地处于寿春城遗址的西部边缘，西邻寿西湖。历年农田水利建设或工程取土过程中，时常发现有古墓葬和重要文物。198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寿春城遗址调查工作队在墓地调查发现了14座春秋时期墓葬，清理了其中的3座，将寿县西门至西圈一带认定为一处春秋时期墓葬区。

2009年，寿县明珠大道（西段）改造施工过程中，发现大量与周边土色不同的灰白色花土堆积。经我们实地勘查后确认，此处为一处车马坑填土。通过对车马坑及周边的勘探，发现春秋战国至明清遗存34处，并随即对车马坑、瓦砾层、夯土基址、灰坑和部分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车马坑平面呈曲尺形，由坑道、坑室组成。坑道位于坑室东端北侧，为长方斜坡，方向北偏西5°。坑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坑壁光滑笔直，坑底不甚平整，方向85°。坑室内共发现木车6辆、马骨15匹、铜车饰2件、木环10件。根据地层堆积、遗迹打破关系及车、马组合形式，初步判定该车马坑的年代为春秋晚期。钻探发现其北侧40米处有一座中大型土坑木椁墓，该墓墓圹东西长16米，南北宽8米，深约8米，未发掘，推测可能为车马坑的主墓。

2011年，在定湖大道改扩建施工中发现一座土坑墓，编号M6，位于定湖大道中段，紧贴西圈墓地核心区。墓葬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为竖穴土坑木椁墓。墓圹南北长6.8米，东西宽5.46米，深4.82米。葬具为一椁一棺，位于深色青膏泥和淡色青膏泥之间。木椁长方形，无盖、档、墙板，椁底板南北长5.6米，东西宽4.1米，由9块东西排列的方木拼成。随葬器物224件，其中陶器5件、铜器116件、铅器55件、玉器2件、漆器46件。从出土陶鼎和方豆的形制来看，其年代应为春秋晚期。

为配合寿县二中选址，2011年底—2012年初，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由寿蔡路、明珠大道、定湖大道和南关安置小区围成的西圈墓地核心区进行了部分钻探工作，发现墓葬400余座，其中带有青膏泥的土坑木椁墓30余座。这些墓葬一般长约7米，宽约6米，从形制、规格的角度看，属于中型墓葬。后由于寿县二中另选他址，未进行后续的勘探和发掘工作。

为配合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申报与建设工作，时隔十多年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寿县文物管理中心，重新启动了针对寿春城遗址学术课题引导下的主动性考古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7—2020年我们对西圈墓地进行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共分为两个区，累计发掘面积约1400平方米，清理墓葬58座、灰坑28个、房址1座，出土陶器、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铜器、漆木器和玉器等500余件（套）。

2017—2018年我们对I区进行了发掘，主要有以下几点收获：

一是以M25为代表的一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中小型墓葬的发现，力证西圈墓地为下蔡的重要墓葬区。M25位于发掘I区的北部，无墓道和封土迹象，形制结构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长6.2米，宽4.6米。葬具为一椁重棺，棺室位于椁室南端中部，东西两侧为边箱，北侧亦有隔板痕迹形成头厢结构。椁室四周填充有厚约40厘米的青膏泥，除椁盖板外，棺椁均保存较好。内棺发现人骨1具，仰身直肢，骨骼保存较差，棺内随葬铜短剑、玉瑗和弓箭各1件。该墓是发掘区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未被盗扰的早期墓葬，出土随葬品丰富，其中陶器均为仿铜陶礼器，如鼎、鬲、敦、簠等；铜器主要为兵器和车马器；大量的漆木器虽保存较差，可辨识出器类有琴、瑟、壶、器盖等；此外，还出土有部分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

该墓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位于东边厢紧贴东椁壁出土的一件三联戟，其中最前部一件戈上胡部有纵向两排六字错金铭文“蔡侯产之用戈”，第3件戈为木戈。此铭文戈的出土，一方面为该墓的年代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综合分析随葬品类别和墓葬结构，大体可知墓主身份应为下大夫一级的男性中等贵族。

M24为小型墓葬，位于发掘I区的南部，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南北向，长3.2米，宽1.4米，单棺内分东、西两厢。该墓也未被盗扰，共出土9件随葬品，其中陶鼎1件、陶壶1件、印纹硬陶罐2件、原始瓷杯1件、瓷罐1件和瓷碗3件。所出器物均表现出明显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因素特征，或可说明当时蔡与吴国的紧密联系。

发掘区内还揭示出下蔡墓葬有东西成行、南北并排分布的迹象，如北排墓葬以M25、M27、M31、M33为代表，南排墓葬则以M24、M28、M29、M30为代表。

二是首次在寿春城遗址内发现战国中期墓葬。以M37、M40为代表的战国中期墓葬为东西向的土坑竖穴墓，这与下蔡墓葬普遍为南北向的情况截然不同。虽然被盗扰严重，M37和M40器物组合不完整，但从残剩出土的部分随葬品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墓葬延续了此前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墓葬普遍随葬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的传统。这批战国中期墓葬的发现，填补了寿春城遗址这一时期遗存的空白。

三是战国晚期遗存的新发现。本次发掘一方面从层位关系的角度揭示出战国晚期灰坑等遗迹与战国早期墓葬之间的叠压或打破关系，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对战国晚期遗存分布范围和内涵的认识。M25之所以幸免于被盗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墓正好被战国晚期灰坑H3所叠压。从平剖面揭示的情况分析，H3的形成原因应为M25椁盖板腐朽塌陷所致。而以H1为代表的灰坑内除了建筑构件板瓦、筒瓦以外，还出土有相当数量的生活类陶器，如盆、罐、豆等，丰富和完善了寿春城遗址春秋晚期至汉代的陶器编年。根据以往对寿春城遗址主要分布在今寿县东南部区域的认识，西圈墓地发现的战国晚期遗存说明楚国晚期的迁都事件，导致大量人口涌入，其居址区的分布应已扩展至寿西湖东岸沿线一带，结合该地块较高的埂台地貌特征，也比较符合楚人以高台居住的区位选择习惯。

2019—2020年，我们对II区的发掘工作主要围绕1号大墓展开，主要目的是验证其是否为南侧车马坑之主墓的问题。根据前期勘探资料，该墓平面形制为东西长、南北宽的近长方形，未发现墓道迹象，所以我们对其遗迹属性产生了怀疑，若为东西向墓葬，根据底部大量青膏泥的情况似乎应为楚墓，若为楚墓则存在时代和布局方面的矛盾，楚墓的车马坑一般位于主墓的西侧；若为南北向墓葬，则其形制与结构又存在诸多疑惑之处。

为期两年的发掘，我们揭示出1号大墓为平面呈“亚”字形的积炭大墓，无墓道。主墓室为南北向，南北长约10.5米，东西宽约7.5米。东西两侧为侧室，南北长约7米，东西宽约4米。墓室总面积约146平方米。在确认了1号大墓形制为“亚”字形的前提下，我们进一步揭示出其墓圹存在一圈内“亚”字结构。即在墓壁内侧夯筑一圈紧贴墓圹、宽度为1.1—1.3米的护壁墙遗迹，且在平面形制上与外墓圹一致。夯土整体呈黄褐色，夯层厚度在6—20厘米不等，但多数为10厘米左右；每层之间的夯面上铺垫有草编织物、蚌壳等有机质材料；夯窝明显，基本呈椭圆形，凹圜底，长径约10厘米，短径6—7厘米，深约3厘米。该夯土护壁墙，夯筑板实、坚固考究，能有效阻止墓壁坍塌，这一结构对于1号大墓这种无墓道且墓圹尺寸较大、深度较深、营建难度较大的墓葬具有极强的防护作用。

对墓圹内堆积清理后，确认该墓在西汉早期之前遭遇过大规模的毁坏，墓圹内平面上有一个东西向不太规则的椭圆形大坑，暂将其命名为毁墓坑。毁墓坑长径约14.2米，短径约8.7米，深约3.9米。坑内填土为锅底状倾斜堆积，有一定的堆积层次，体现出由四周向中间递次回填的特征和趋势。从层位关系来看，该毁墓坑被M43、M51直接打破，而从随葬品形制特征及组合情况来看，M43的年代为西汉早期，可以说明毁墓坑形成的年代下限为西汉早期，结合该墓为蔡墓的情况，可将毁墓的时间大体锁定在战国中晚期。

该墓虽然早期被毁，但墓葬形制和结构保存较好，据此我们可以较为完整地复原1号大墓的营建过程。从开口层位来看，1号大墓打破一层厚25—30厘米的灰白色垫土，通过勘探并结合探沟试掘，我们初步掌握了该灰白色垫土的分布范围，或为其茔界范围。挖掘出“亚”字形墓圹后，夯筑内“亚”字护壁墙，然后在墓底依次铺垫厚约15厘米的青膏泥、厚约30厘米的积炭层，积炭上放置枕木，枕木上放置棺椁（棺椁被毁坏，不见痕迹），在椁与护壁墙之间分层置积炭。

较多圆形坑状遗迹与1号大墓开口层位一致，推测可能与筑墓相关。从毁墓坑内出土的大量战国早期瓦片、瓦当等遗物来看，该墓应有墓上建筑，可能为享堂一类的祭祀遗迹。靠近墓圹、对称分布（北边4个、南边4个、东西近墓葬中部各1个，共10个）且与墓葬方向平行的两排柱坑，我们认为其可能具备双重性质与功能，一是筑墓时的临时工棚类建筑的柱坑，二是墓上建筑的柱坑。

该墓由于早期被毁坏，棺椁及随葬品均未见，仅在毁墓坑的填土中出土了少量随葬品残件，其中小型玉器制作精美，铜器残片均为车马器或饰件，不见铜礼器残件，漆木器残件中有器形较大者，髹漆纹饰较为繁复，除了大量瓦片外，陶器发现较少。此外该墓还出土了数量较多的仿铜钟的“陶冥钟”残片，或可说明由于缺乏铜矿资源，该墓的礼乐器只能以仿铜陶礼器替之。根据出土器物的形制特征，我们认为其墓葬年代应为战国早期。

西圈墓地1号大墓的发掘具有几点重要意义：首次在安徽地区揭示出“亚”字形墓圹的积炭大墓，为研究东周时期江淮地区诸侯国葬制葬俗提供了新材料；明确了其与南侧车马坑的组合关系，解决了车马坑的主墓归属问题；完善了西圈墓地下蔡时期墓地的文化内涵，改变了以往认为西圈墓地为“中小型墓地”的认识，并进一步佐证了下蔡地望“寿县说”而非“凤台说”的观点；墓葬等级较高，结合以往该墓地发现的同时期墓葬情况，我们推测其可能为蔡侯一级的高等级大墓，为下蔡城址下一步的探寻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作者蔡波涛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张钟云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