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早发现了周口店猿人遗址？

——顾梦红

2018年是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一提到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许多人都知道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巨大贡献。实际上，在周口店遗址漫长的发现、发掘过程中，瑞典的安特生、奥地利的师丹斯基、加拿大的步达生等早期考古学者的发现发掘功不可没。

安特生1874年生于瑞典，1902年毕业于瑞典的乌普拉萨大学，并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06年在该校任教，并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曾去过北极与南极考察探险，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是当时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地质学家。他曾经主编和编写了《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调查集。此外，他对考古也有着极大的兴趣。

民国初期，北洋政府根据地质调查所（隶属于农商部）负责人丁文江的建议，决定聘请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前来中国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当安特生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聘书时，毅然辞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职务，从首都斯德哥尔摩出发，不辞艰辛万里辗转，从北欧到印度，进入新疆后沿塔里木河向中国前进。1914年（民国三年）5月16日抵达北京，次日，安特生即前往中国农商部赴任。

安特生征尘未洗，立即在中国开展煤田及其他矿产调查。很快，他的工作组在张家口找到了龙烟煤矿。1916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地质考察的研究经费短缺而发生停滞。安特生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方面。安特生先后在中国整整工作了10年，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他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探索研究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荒漠中播撒下智慧与希望的种子。

1916年，安特生开始主持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工作，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他号召各地传教机构报告化石地点，并开始大量收集信息。此间，他与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等研究同行积极保持联系。步达生后来帮助安特生做从各地收集到的古生物化石的鉴定工作。

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然遇见了在北京任教的著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安特生得知，这位化学家从周口店附近鸡骨山的红色黏土中采集到许多碎骨片，并说在周口店一带的石灰岩洞穴中还有极多的类似堆积物。这件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极大兴趣。

1918年3月23日，安特生骑着毛驴找到周口店，在这里考察了两天。鸡骨山在周口店火车站西南两公里处，是一座石灰岩小山。他在这里深红色砂质黏土中发现了骨骼化石，这种黏土是石灰岩裂隙生成后才充填起来的。安特生看到，含化石的堆积物的围岩已经剥落殆尽，变成一座高约5.5米，直径1米左右孤立的类似古塔形状的小丘。当地老乡并不认识动物骨骼化石，误认作鸡骨，因此这座小山得名“鸡骨山”。安特生在此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找到了一种啮齿类和一种食肉类化石，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啮齿类化石。因为发掘收获不大，安特生进一步发掘的兴趣并不浓厚。

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中国，这年春天他刚刚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打算和安特生合作三年，在中国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研究。师丹斯基到了北京以后，安特生安排他先到周口店发掘鸡骨山，让他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此后，这位奥地利古生物学家的名字也与周口店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同年8月，安特生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考察团首席古生物学家葛兰阶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就在这次访问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此后震惊世界的“北京人”之家竟向这几位不速之客开启了一道门缝。正当他们在鸡骨山发掘的时候，一位老乡告诉他们，离这不远的地方能够采到更大、更多的龙骨（当地人称化石为龙骨），安特生一行在老乡的指引下来到鸡骨山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这个新化石地点在周口店火车站以西大约150米处，是一个被废弃的采石场，这就是龙骨山。

安特生在他的著作《黄土的儿女》中详细记述了这次发掘过程：

正当我们发掘（鸡骨山）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什么用，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去处，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我深知要在中国寻访龙骨，绝不能轻易放过任何线索。我立即向那个人作进一步的了解，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很可信。于是我们立刻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走去……我们在那里搜索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一件猪的下颌骨。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我们来到了一处比鸡骨山希望大得多的化石地点。当天傍晚，我们满怀希望地返回住地，好像重大的发现已经向我们招手……次日，阳光普照，我们沿着一条直路，从我们下榻的小庙向一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漫步走去。这个地点总有一天会变成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在这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他认为，凭借它们那锋利的刃口，用来切割兽肉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它们会不会被我们人类的老祖宗用过呢？安特生轻轻地叩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安特生和葛兰阶走后，师丹斯基在周口店的发掘持续几个星期才结束，陆续发现了野猪、鹿、水牛、剑齿虎以及一些小动物化石。这个地点试掘的初步报告于1923年发表。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在堆积物中含有石英碎片，这一点在考古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安特生恰恰是根据这一现象推断我们祖先的遗骸就埋在这里。

虽然这次发掘并没有十分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周口店对安特生依然有十分强大的诱惑力。1923年秋，在安特生的要求下，师丹斯基再次到龙骨山发掘考察。但是，由于可以发掘的部位已经高悬于陡壁之上，搭合适的脚手架不容易，所以，师丹斯基把能采到的化石尽量采下来之后，就结束了周口店的野外工作。1924年1月起，安特生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着手研究他从中国运去的化石标本。

1926年夏天，安特生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着手研究他从中国运去的化石标本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从周口店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牙。其实，早在1921年发掘时，他就发现了一颗很可疑的牙齿，但当时师丹斯基把它当成了类人猿的，没有看出是人的，其实这是一颗古人类的后臼齿，牙冠已经磨掉了。他新认出的是一颗前臼齿，牙根虽已残缺，牙冠却保存完好，没有磨损过，鉴定起来很方便。师丹斯基把这前后发现的两颗牙齿鉴定为“真人”。

安特生在华的考古经费主要来自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瑞典人早期在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是在瑞典皇家的支持下进行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当时的瑞典皇太子， 1926年9月底10月初，周口店发现人牙的消息已经由瑞典传到北京。10月22日下午，瑞典皇太子（即后来的国王古斯塔夫六世）访问北京，当天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北京协和医院等学术团体联合举行了瑞典皇太子欢迎会。会上安特生代表乌普萨拉大学的维曼教授介绍这所大学关于中国古生物研究最新成果时，发布了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两颗人牙的消息。

这一消息的宣布，震惊了国际学术界。因为在当时，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亚洲大陆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年代这样古老的化石。由于发现人牙化石的周口店在喜马拉雅山以北，不仅给当时流行的“中亚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还从此拉开了龙骨山系统的发掘序幕。

安特生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加拿大著名解剖学家、古人类学家步达生。他当时在协和医学院担任解剖科主任。1927年，步达生对在周口店先后发现的三颗牙齿进行了研究，给这一从未见到过的古人类定了个拉丁语化的学名——Sinanthropus Pekinensis（通常译为“北京中国猿人”）。现在已把他的“属”“种”和爪哇人合并，另建立了一个“亚种”，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科学上常称之为“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则给它起了一个更为通俗的名称：“北京人”（Peking Man）。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及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动物化石和其他古文化的丰厚资料。“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而安特生是“北京人”的发现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的序幕。安特生在中国工作了10多年后回到瑞典，出任瑞典远东古生物博物馆馆长。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逝世，享年86岁。

20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这时欧美等国的考古学发掘、研究已相当的规范和成熟。一些远道而来的外国学者在中国做初步的开辟性的工作。安特生作为最早来华工作的外国学者之一，贡献尤为突出。他积极主动地给中国同行介绍已在欧美流行近百年的田野考古技术和方法，并且身体力行，组织人员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野外考古发掘，给中国培养了许多地质考古界的学人。沿着安特生、师丹斯基、步达生等考古先行者的足迹，1927年12月，裴文中发现了第一颗北京人头盖骨，成为世界考古学界的重大新闻。此后，周口店遗址的考古发掘不断有新的成果，新的突破。

历经了百年沧桑后，中国考古学已经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重大考古成果的周口店遗址，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并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一个个镌刻在周口店遗址历史上闪光的名字，将永远闪烁着不朽的光芒。

顾梦红：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