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 / 陈洪波

德国学者C.W.西拉姆的《神祇·坟墓·学者》融传奇性、个性和科学性为一体，在学术观点和写作风格上独树一帜，有“考古学传奇”的美誉，是一部考古学史经典之作，对当今考古类论著的撰写有重要参考价值。

不少人将德国学者C.W.西拉姆的考古学史专著《神祇·坟墓·学者》称作是一部“考古学传奇”，这个赞誉毫不过分。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也许不会想到考古学著作也能写得如此美妙动人，甚至令人热血沸腾；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那就请不要对考古论著的“必然枯燥性”妄加评论；如果你没有读过这本书，就绝不会想到考古的世界居然有着不逊于其他任何一个学科和职业的魅力！这本著作目前至少有三个中文译本，读者各有所好。我最欣赏刘廼元先生的译本。刘先生自称不是考古学家，但他显然深深地被这本考古书打动了，在译序中他感叹到，“读者看到‘考古’二字往往猜想，书的内容大约会像古物一样枯萎而干瘪……西拉姆的《神祇·坟墓·学者》却不是这样……读了这些，才知道原来考古界竟有这许多非凡的人物，考古工作竟需要这样非凡的努力，而考古的历程竟会如此的惊心动魄呢！”

在1967年的英文版序言中，西拉姆不无得意地说：“本书德文原本于1949年出版以来，已经译成26种文字，读者以百万计……由于书的内容严格遵守科学性的原则，长时间以来已被不少大学定为必读书。出版家和不少评论家认为这本书是一本考古的典籍。”中国在1987年即有了胤嘉先生的译本，书名为《神、陵与学者—考古史话》。199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刘廼元先生的译本，书名即《神祇·坟墓·学者》。这个版本流传较广，2001年已经是第二版了。中国的许多考古学者也都将这本书列为考古学的必读书，甚至在考古界之外，这本书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很多人都是通过这本书，对考古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C.W.西拉姆

为什么这本书对于读者会有如此之大的魅力？因为这本书有它自己迥然于其他考古书籍的特性，简言之，这是一部充满了传奇性、个性和科学性，三者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

《神祇·坟墓·学者》书影

该书的内容共分为五部分。前四部分分别记述古希腊、埃及、巴比伦和中美洲四大古文化区的早期文明发现史，第五部分是后来追加的，简要提到了“尚且写不出来的几部记载”，指当时材料较少的赫梯、印度和印加三个古文化区。

作者在叙述四大古文化区的考古学发展史时，采取的方法是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在对人物和事件的交织描写中勾画出20世纪之前考古学早期的发展历程。作者采取了不同于一般学术著作的写法，他在描写这些人物和事件时，将他们本来就具有的传奇性一面充分发掘了出来，笔墨构思完全体现出作者的专业作家水准。西拉姆在文中曾说，“19世纪的传记作者喜欢把人物事件写得有声有色”，他自己也完全秉承了这个传统。他将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事件描写也是妙趣横生，扣人心弦，甚至惊心动魄。如谢里曼和他的传奇故事、全能画家德农以及他在埃及的战斗经历、商博良的天纵聪明、格罗特芬德破译楔形文字的戏剧过程、雷雅德在尼尼微的历险、美国人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寻找玛雅的艰苦卓绝过程，另外还有科尔特斯征服阿兹台克的血腥战争（虽不属于考古的范畴，却与考古有种奇异的相关性），这些考古史上的传奇英雄和他们的故事，无不令读者如痴如醉，感受到极大的阅读乐趣。

此举一个与考古关系不是很大的例子，看一下作者的叙事能力，故事是说后来精通18门外语的谢里曼是如何学习俄语的。

“他能找到的全部学习材料是一本旧语法书、一本词典和一本译笔拙劣、记述奥德修斯的儿子的《德律马库斯》的俄译本。他经常自言自语地做假想会话练习，吵得四邻不安。他整段地背诵《德律马库斯》，声震屋瓦，弄得邻居们意见很大，结果只好两次迁居。最后他想了一个主意，用每周四法郎的代价雇了一个人专门听他讲俄语。他叫这个可怜的人儿坐在椅子上，听他长篇累牍地朗诵那一个字也听不懂的《德律马库斯》。就这样，乱哄哄地闹了一个半月后，有几位俄国商人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一笔蓝靛生意时，谢里曼竟用流利的俄语同他们交谈了。”

我不止一次在其他书刊中看到对上面这一精彩情节的描述，可惜没见到有几个人注明是出自这本书。

类似的生动描写俯拾皆是。我相信作者应该不是凭空捏造，大部分应该是有出处的，或出于亲历者的回忆录，或出于当时其他的报道资料，即便有些是出于想象，也无关宏旨，因为它并不损害所叙述事件的基本事实。但这样的写作手法大部分考古史作者恐怕是不敢采用的，因为这会遭到可怕的攻击，背上不客观不严谨不科学的骂名。

另外的一种写法则不但生动而且体现了作者的大手笔。如在讨论玛雅的历史之谜时，他虚构了一个所谓的同权威们的问答游戏，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

“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一天全体玛雅人民忽然抛弃了他们好端端的帝国，连所有建得极为牢固的城市一律不要了，接着到原始森林的中心重新建立了一个北方的帝国？”“这时考古学家们笑起来了，他们回答说：我们的意思正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事实。例如……”

这本书对于中国考古读者来说，会感觉到它是充满了强烈个性的，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写作手法，更是由于它所体现出来的学术观点和思想观念。

这是一部以艺术史为主线的考古学史，与以《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为代表的以史前史为主线的考古学史完全不同。不仅体系完全不同，具体观点差异也很大。这样的著作，我们目前读到的还不多。

比如，他就认为那不勒斯王后对维苏威火山下古城的发掘是考古学的开始，而温克尔曼才是考古学的创始人。他丝毫没有提到三期说和约翰逊，以及北欧和英法其他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考古学家。这与丹尼尔等欧美考古史学家奉史前考古学为正宗的观点显著不同，西拉姆明显重视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他似乎对史前考古研究视而不见），充分表现出考古学上艺术史研究的传统。

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在考古学的学术发展上，《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完全表现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发展观，而西拉姆则将不同的古文化区视为各自独立的单元，其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也是相对独立进行的。在更深层次上，这实际上体现出两者的历史发展观有着根本性区别。西拉姆深深受到汤因比（A.J Toynbee）历史观的影响。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是21种文化互相衔接连续接替的历史，他彻底否定了斯宾格勒已经批判的、而现在学校还在讲授的观点，即“循序发展”的观点。这种观点传统上是把历史排列成“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现代”的发展公式，从过去到现在，大多数学者们都是这么做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考古学史观也体现了这种思想。

但西拉姆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词句中体现出欧洲中心论的倾向，他在叙述以地中海地区为中心的古代文明时充满了感情，却认为拉丁美洲的文明是“野蛮、可怕和难以理解的”。然而他与丹尼尔毕竟不同，虽然声称“难以理解”，但实际上他对玛雅、阿兹台克和托特米克的历史还是做了非常精心的研究，这从文中清晰详尽的论述中可以看得出来。

汤因比

西拉姆的考古史观无论对错或者是否客观，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考古学发展史的完全不同的视角。这本书让中国读者看到了另外一个版本完全不同的考古学史理论体系。在无比强调学科发展多样性之重要性的今天，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听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而且不是胡说八道，这是《神祇·坟墓·学者》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丹尼尔和西拉姆的区别，前者代表了专业的考古学家，而后者则不仅仅局限于考古的专业角度，而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纵览考古学的发展史，所以他的看法虽然学术性不如对方，但内容的多样性却要丰富得多，这也是非常可贵的，这对于人们如何丰富考古学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有着很好的启示。

西拉姆在作品中的一些具体观点也很不寻常，强烈体现出他的民族性或者说个性的色彩。

比如，他对个人才能在考古工作中的作用推崇备至，至于破译象形文字、楔形文字更被他认为只能是天才的杰作。

他对饱受恶评的谢里曼发掘法有另外一种认识。谢里曼没有按照科学程序，发掘过程中破坏了大量古迹，但却加快了速度和效率。他说，如果谢里曼按部就班，可能永远也挖不到特洛伊。再如对莱亚德的评价，在《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莱亚德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冒险家或者说盗掘者，而在西拉姆笔下，莱亚德和谢里曼一样，都是历经艰辛，为考古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传奇性英雄人物。

他对业余考古学家不吝溢美之辞，有一大段文字专门赞美“外行”在科学史上的重要作用。当然，这个观点现在已经很难让人苟同了。今天，考古学草创的时代已经过去，探险式的发现必须让位于科学严谨的研究。

总之，我觉得作者带着本民族和本人的个性写出来的东西，这种满含着感情、毫不做作写出来的篇章，可能比四平八稳故作公允写出来的文章更生动、可爱、耐看，也更有生命力。

有很多观点作者表述得相当深刻，有时候表现出来的思想水平超过了专业的考古学家。比如他对考古学意义的表达：

“为什么我们要探讨过去？”他说，“考古学家的艰巨任务就是：让干涸的泉源恢复喷涌，让被人忘却的东西为人理解，让死去的转世还魂，让历史的长河重新流淌，因为这长河沐浴着所有的人……因此考古学是关系到一切人的事，而决不是什么奥秘的、特殊的科学。从事考古实际上是在研究整个生活本身，因为生活不是什么偶然发生的事物，而是过去和未来的汇合点上的一个常数。”

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他是这样对读者们说的：

“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5000年，以便掌握未来的100年。”

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令人肃然起敬的说教，但这些话更加充满人性，更加有一种动人的真情，它虽然丝毫也没有触及考古学上的人类学和历史学之争等重大问题，却从更深广的层次发掘出了考古学的伟大价值所在。

1975 年版《考古学一百五十年》

继此书之后，西拉姆又陆续发表了《赫梯人的秘密：古帝国的发现》（1956年）、《图解考古学历史》（1958年）和文集《研究过去的人》（1966年）。格林·丹尼尔在1975年写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中将此书和《图解考古学历史》列为考古学史的参考文献。

本书翻译质量很高。刘廼元先生看来的确是打心眼里喜欢这部著作，并且读通读透了它。而且，刘先生和作者一样，同样具有作家的才能，所以将这本书译得如此引人入胜。对这样的译者，我们读者无法不表示尊敬和感激。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19年06月刊，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