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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修复背后的故事
当我们走进博物馆时，很容易被一件件形制完整、纹饰明晰、铭文清晰的文物所吸引，并折服于古人精湛的手工技艺。
而事实上，无论是青铜器皿还是书法画作，出土时能保存完好的只有极少数。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往往是锈蚀遍体、破损残缺，甚至难以辨认的大堆碎片。要让这些文物重现其貌、重展风采，离不开修补文物的人。
这群隐身于文物背后的人，以数十年如一日的耐心与专注以及百折不挠的工匠精神，沉浸于以毫厘计的文物修补的细枝末节中。一双巧手还原的不只是器物，更是一段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
本期，我们走近这个特殊群体，聆听他们修复和保护文物的故事。
罗夜起：专注青铜器修复数十年
罗夜起在家中的工作室修复一件青铜器的复制品。（郝亚鑫摄）
文物修复的日常工作极其枯燥，除了安静，还是安静。但今年79岁的罗夜起，自1971年到云南省博物馆从事雕塑兼修青铜器工作后，一干就是几十年。凭着一腔热情，他在青铜器修复领域中取得不俗成绩：既修过国家一级文物“三骑士铜鼓”，也复制过镇馆之宝“牛虎铜案”。
耗时5个月修复“三骑士铜鼓”
在位于玉溪市江川区的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珍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三骑士铜鼓”，此文物真实再现了古滇国武士风采：鼓面正中有十二芒太阳纹，芒间饰三角形齿纹，面上二晕均由锯齿纹组成，上面三骑士服饰相同，头戴鸭嘴形头盔……
铜鼓是分布于我国西南滇桂地区和东南亚的一种重要乐器，用于宴会、战争、祭祀等重大场合。“三骑士铜鼓”作为江川悠久历史和古代文明的见证，于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在李家山古墓群被发掘出土，而它的发掘地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不过遗憾的是，因地层变化、墓穴塌陷等原因，“三骑士铜鼓”出土时已破碎，铜鼓被挤压变形。
“初见时，文物已碎成大小不等的40块，鼓面、胴、腰、足均已严重变形，鼓面3处断裂。此外，一骑士缺1只脚，三匹马的脚均已断裂，其中一匹马缺2只后脚，一匹马缺1只后脚。”说起首次与“三骑士铜鼓”见面的场景，罗夜起记忆犹新。为恢复文物原貌，更好地挖掘它的历史、艺术和科研价值，云南省博物馆安排罗夜起对“三骑士铜鼓”进行整形修复。
如何修复？国家有严格规定，其中一条就是：保持文物原状，不要随意增添或改变原物的面貌和完整性。鉴于此，当时有人提出用锯解、组焊方法达到整形目的。但罗夜起对铜鼓碎片进行仔细观察、推敲后发现，文物的胎质延展性比较好，用锯解法不仅会对文物造成更大损坏，也不易焊接。最后，罗夜起决定用锤打法，再经过敲击、挤压、焊接等工序逐一仔细打磨，耗时5个多月后，“三骑士铜鼓”真容再现。
自研技法修复贮贝器
1984年，在省博物馆的安排下，罗夜起开始修复“杀人祭鼓铜贮贝器”。该文物于1956年出土于晋宁石寨山，与曾亮相于《国家宝藏》节目的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同属于古滇国（西汉早期）时期的器物。
贮贝器是古滇国特有的贮放贝币的青铜器，器上铸造有姿态各异的群像，具体而生动地展现了祭祀、战争、狩猎、祈年、播种等情形，是研究古滇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杀人祭鼓铜贮贝器”由一面铜鼓改装而成，有底有盖，器盖上刻有32人、5马、1牛、1犬，整体布局与同期出土的“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非常相似。
出土时，由于受压变形，“杀人祭鼓铜贮贝器”已破损，并有很多缺块，修复难度较大。拿到文物后，经反复观察、思量，罗夜起决定对其进行局部整形，然后对已破损的缺块进行造型复原、做石膏模具，同时对贮贝器缺失的双耳进行移植、做模具、电铸、组焊、作旧、着色等。为了完美再现文物当年的风采，修复中，罗夜起不断打磨工艺，并自创技法，他所用的电铸工艺便是其中之一。“修复时，要始终把文物安全放在首位，自我钻研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干这一行，不热爱、不认真钻研是难以成功的。”罗夜起说。在他的精心打磨下，一个完好的贮贝器最终展现在世人面前，此件还于1984年7月在日本“中国云南省博物馆青铜器展览”中展出。
完美复制“镇馆之宝”
在云南省博物馆工作的几十年间，罗夜起不仅修复了众多青铜器，他还擅长于复制工艺。“文物复制是博物馆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对文物复制有严格规定，其目的在于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便于陈列和开展研究工作。”罗夜起说。
20世纪80年代，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其中“牛虎铜案”指的就是1972年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古墓群遗址中的一件战国时期青铜器，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该文物移交省博物馆后，发现地的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便需要一尊复制的“牛虎铜案”，以供当地陈列和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将重任交给了手艺精湛的罗夜起。
“此铜案为古滇战国时期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但复制则需要讲究技巧。”罗夜起说，为此，他依据造型先将3个动物分开做模具、翻块。这些工序完成后，他遇到了难题：大牛肚子下面如何留出空间给小牛呢？“思来想去，我先把大牛的空间用泥巴堵住，模具翻好后再把泥巴取出来，最后把小牛焊接进去。”罗夜起说。
复制件完成后，另一个难题又出现了，如何进行磨光处理和颜色作旧？“作旧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也是铜器修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它能反映出铜器修复效果的好坏。”罗夜起说，作旧有传统作旧和化学作旧之分，他选择了后者。“先将打磨、抛光好的铜铸件放入配制好的化学溶液中整体浸泡，浸泡一定时间后拿出来晾晒。然后用浸泡过的溶液涂刷铜件，等铜件表面颜色转变成古铜色后继续涂刷。之后再用塑料薄膜包裹铜件两个月以上……”谈起打磨工序，罗夜起说得头头是道，而一件文物的完美再现，一道道技术要求高而复杂的工序不可或缺，罗夜起一如既往地沉醉其中。
杨利群：妙手“续命”让古籍重获新生
杨立群正在进行修复工作
握着“手术刀”，杨利群要“医治”的却不是病人，而是经年累月流传的古籍。它们因虫蛀、鼠啮、絮化等“病害”，在垂危之际来到古籍修复师手中，经过“问诊”，查出“疑难杂症”并进行“手术”。修复师所做的工作，是复活濒死的文化记忆，赋予时光生命。
“望闻问切”寻病因
位于云南省图书馆一楼的古籍修复室，不宽敞也不陈旧，却留存着数百年书香。省图的上万册古籍基本都曾到过这里。光阴流转，让古籍因虫蛀、鼠啮、霉蚀、酸化、磨损变得脆弱不堪，亟待古籍修复师妙手回春，延续生命。这看似简单的修复“手术”，过程却极为繁复。
双眉微蹙，眼睛专注地盯着面前的残页，杨利群手法轻柔地将褶皱的破碎纸片铺平、延展，再用蘸有糨糊的毛笔和镊子将纸片慢慢拼接到一起。“这门活特别考验耐心和责任心，如果不小心，一镊子下去，一个字可能就再也没有了。”杨利群说，古籍修复的第一步是“问诊”，仔细检查该书的年代、装帧形式和破损等情况，针对不同“病因”建立修复档案，再根据具体情况“照方抓药”。想要尽可能保持古籍原貌，不仅要根据原书的纸张材质，还得按照颜色和薄厚进行配纸。拍照、拆书页、配纸……一套流程20多个步骤，一本古籍有多少残页，同样的工作就得重复多少遍。大多数时候，一天只能修复1～6页，遇到“疑难杂症”，一天也修复不了一页。
杨利群生长在古籍修复世家，父亲是云南省博物馆字画修复人员，母亲是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受家庭熏陶，杨利群20岁出头就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杨利群清晰地记得，第一套经他之手“重生”的书是《岳氏宗谱》。当时，这套书破损严重，底部脆化，一翻就可能碎成渣。杨利群只能一点点拿开水去除纸张的酸性，再进行修补，一套书整整修了半年多时间。对热爱修复古籍的杨利群来说，每当看到残旧破缺的古籍经自己的手得以“续命”，内心就充满了自豪。
创新工艺让古经获重生
2010年9月，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格咱乡村民无意中发现了纳格拉洞。一个月后，迪庆州图书馆组织考察队两次进入纳格拉洞考察，发现洞内有上千件古老藏文经书。专家认为，“纳格拉洞藏经”的发现，是中国古代通过茶马古道进行思想、文化、宗教交流的有力佐证。
经过挖掘、整理后，考察队共抢救出2200余叶藏经。然而，古籍修复工作却遇到了难题。“当时，国内没有藏文古籍的修复先例，认为‘条件不成熟，先放一放’。”据杨利群回忆，刚发掘出土的藏经，要么粘连在一起，要么残破不堪，亟须抢救性修复。经过反复思考，杨利群和专家们商讨出一个初步方案，确立“按照原貌、不作装帧、整旧如旧、最小干预”等原则，确保所有修复材料都可去除、过程可逆。
“起初我打算用‘夹接’的方法，仔细研究后又觉得还是用纸浆更好，却找不到合适的补纸。”这让杨利群犯了难。来自青藏高原的经书，采用独特的藏纸工艺，制作出的狼毒草纸韧性强、防虫蛀，与中原地区的书本纸张完全不同。为了找到与狼毒草纸匹配的修复用纸，修复团队奔赴西藏、贵州、安徽等地调研，考察彝文、东巴文、藏文等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用纸，始终没有结果。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杨利群最终选用安徽潜山定制的构皮纸作为基本用纸，再用产自迪庆的狼毒草根汁与纸浆混合，创制出“人工纸浆补书法”，让老旧破损的古籍重焕青春。如今，已实现狼毒草茎造纸，与原经书用纸无差别。
历时4年，杨利群和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采取清洗、接补、挖补等方法，修复藏经2200多叶，完成了“纳格拉洞藏经”修复，为探究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提供了宝贵经验。
为古籍修复培养人才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大省，各类古籍存量逾百万册。“现在馆内未修复的古籍数量庞大，几十年都修复不完。只能在我身体条件允许时，干一天是一天。”退休后的杨利群被返聘回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承担修复培训等工作。
为破解修复人员稀缺的困境，从2012年开始，省古籍保护中心实施古籍修复志愿服务项目，广泛吸纳高校、基层图书馆等机构的古籍修复人才。今年9月16日，“第十二期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云南省图书馆开班，杨利群为参训学员开展古籍修复实践授课。“虽然现在可以使用纸浆补孔设备修复古籍，但只适用于被虫蛀的书，最好的修补还是要靠人工。”杨利群说。
自培训班开班以来，省古籍保护中心分期、分批组织古籍修复志愿者深入各地开展少数民族古籍调研，并采取面对面教授、手把手辅导、集中培训等方式，组织志愿者研究和开展彝、藏民族古籍修复工作。如今，云南省已有30余名可以独立开展工作的古籍修复师，为东巴经、傣文古籍、贝叶经等珍贵古籍修复奠定了人才基础。杨利群的女儿杨璐源也加入到古籍修复师队伍中。
古籍修复留艺不留名，修复得再好的书，也不会留下修复师的名字。在杨利群看来，古籍修复的火候、分寸、手感非常重要，培养出一名合格的古籍修复师，要耗费至少5年时间。因此，从业者必须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头，才能通过指尖的技艺拖住光阴的脚步，守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沐蕊：做文物修复“杂家”
沐蕊修复文物
“我就是一个杂家，什么文物都可以尝试修一修。”在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了36年的沐蕊，参与修复的文物不计其数，从青铜器、砖石器、陶器到玉器、牙骨角器、竹木器、纺织品等，甚至古建筑修复现场都留下过她的身影。从业多年，沐蕊在文物保护和修复领域颇具权威，却仍自谦为“杂家”。
用馒头修复木雕
在云南省博物馆三楼展厅内，两件精美的明代贴金“帝释部众”香木窗花木雕在灯光下流光溢彩。这两件千年木雕数十年前在丽江出土，由明代丽江土知府木嵚献给木氏宗祠。每一件木雕长223厘米、宽121.5厘米，分别以精湛的高浮雕及透空雕手法刻画出30个佛教人物，这些人物最高的75厘米、最矮的不足10厘米，充分反映出14世纪中叶南诏木雕及佛教的兴盛，被视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若不靠18公斤馒头，这60个佛教人物还处在漫漶、污损和霉湿中。”沐蕊说，“帝释部众”香木窗花木雕出土时，因曾遭烟熏火燎，上面雕刻的60个佛教人物早已“灰头土脸”。该文物被收入云南省博物馆后，一直没能“容光焕发”。2006年，为筹办“南诏与大理——佛光普照的国度”大型展览，沐蕊和同事们从仓库里找出了两件木雕。如何让它们“变身”？为尽可能恢复原貌又不伤及文物，沐蕊考虑过很多技术手段，如高端清洁剂、离子树脂等，但成本过高，可操作性不强。无奈之下，沐蕊尝试了曾在1990年使用过的“馒头清理术”。
据沐蕊介绍，“馒头清理术”的原理很简单：揭掉面皮的馒头还蕴含水分，可将木质文物表面的尘垢擦去，而不对文物造成任何损害。但清理木质文物时，必须使用不充分发酵的死面馒头。1990年，沐蕊曾用馒头清理过大理州博物馆的四大金刚和文殊普贤雕像，效果奇佳。这一次，她使用的18公斤馒头果然不负众望发挥奇效，“帝释部众”香木窗花木雕上的灰尘和烟垢逐渐褪去，栩栩如生的“帝释部众”显露真容。
助讲武堂驱除白蚁
当游客步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或许从未想到，这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遭受过蚁患威胁。2001年，管理人员发现，讲武堂北楼连续两个月有白蚁飞出。到2002年，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当时，昆明市区尚无白蚁危害建筑的记载，为慎重起见，沐蕊多次来到讲武堂，反复观察并采集害虫标本。最终确定，白蚁正在危害讲武堂北楼。
通过种属鉴定和资料查阅，沐蕊发现，危害讲武堂北楼的是拟尖唇散白蚁，属土木两栖白蚁，防治难度较大。由于讲武堂的白蚁防治属于特殊工程，要求依照“对建筑最小干预”的原则进行施药，致使给药方式受到限制。沐蕊总结木结构古建筑虫害防治工程经验，对讲武堂北楼所有露明木构件施药，所有土坯、土墙均按蚁害距离区域远近进行灭治和预防处理。对新更换木构件，一律药液浸泡后再使用。
为便于检验施药效果，除与木样作对比外，沐蕊还在药液中加入少量色料，以便抽查药液渗入深度。她认为，为杀灭土壤中可能隐藏的白蚁，让土壤地基形成阻隔白蚁的化学屏障，应在讲武堂北楼内外墙脚地基钻孔施药，柱脚地基对位打孔加强填药。对露明木柱加强施药，以穿刺注药的方式处理。加强对柱脚段和主要承力梁架高浓度药物浆膏包敷，对梁架上的露明柱缝及榫卯加强喷淋灌注，同时疏通北楼排水沟。上述措施，对防治白蚁发挥了良好作用。迄今，尚未发现白蚁再度侵袭讲武堂。
为青铜文物穿上“防护服”
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着全省近70%的青铜器。随着岁月流逝，有害“粉状锈”时刻威胁着这些青铜器，令它们的精致花纹变得模糊不清，铜胎矿化日益加重。大学时学化学专业的沐蕊，充分运用专业知识，积极提供青铜器保护方案。
对于青铜器的整体保护，沐蕊采取的具体做法是改善保存环境和进行去锈保护。在她看来，面对万余件青铜器，不可能像流水线作业一样在短时间内完成全部检查和去锈保护。尽力改善青铜器的保存环境，分级、分类型去除有害锈等保护措施，是改善云南青铜器保存状况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此同时，重视新近出土青铜器的检查与保护，也是一种未雨绸缪的思量。在青铜器的清洁去锈方面，沐蕊对已有害锈露头的青铜器及时进行去锈处理并改善保存环境，避免“小病不医成大患”。
“现在文物都有了病例报告和档案，方便后人了解每一件文物的具体情况。”沐蕊表示，在进行文物保护处理前，首先要有相应的评估。与过去相比，如今很多无损检测手段被广泛运用于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中，对文物现状及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作评估，做病因、病灶的分析检测，再制定符合个体的保护和修复方案。
沐蕊认为，文物保护工作不是简单的敲敲打打、修修补补，而是要以系统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为依托。文物保护工作者不仅仅是工匠，也是科技工作者。“中国古人讲究格物致知，就是要探究事物原理，从中获得智慧。修复文物亦如此。人必须跟文物面对面交流，只有用心去交流、去体悟，才能通过深刻感知来完成文物修复。”
文：本刊记者 谭江华欧阳小抒
图：受访者、邹鹏、郝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