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 / 袁媛

带板是缀饰在腰带上的扁平板块，起自战国时期，经魏晋南北朝演变延续至清代，象征着古代王公显贵的特殊身份，有玉、金、银、铜、琥珀、玛瑙、珊瑚、乌角及木等多种质地。一条腰带镶嵌13—26枚带板，明代中后期形成相对固定的20枚一组。带板板面纹饰多样，有动物、花卉、人物、文字和素面，也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明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严格冠服制度，据《大明会典》记载，文武官员朝服革带“一品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五品银钑花，六品七品银，八品九品乌角”。1976年出土于云南嵩明县明末“循吏”刘文徵夫妇合葬墓的明“麒麟木带板”却是一个特例，从数量和材质上看都不符合《大明会典》中的规制。

这组麒麟木带板共计19枚，桃形6枚、短条形4枚、正方形7枚、长方形1枚、残片1枚，长6.2—16.2厘米，宽2.2—6.4厘米，通高0.4厘米。带板边框内布满纹饰，平面镂雕，工艺细腻，表现出“花下压花，枝下压枝”的透视效果，饱满而不失玲珑。其中14枚带板透雕灵芝麒麟图案，麒麟龙头狮尾，兽身披麟甲作蹲坐状，是典型的明代麒麟造型。

为什么这组麒麟木带板与明朝革带制度不相符合呢？这需要从墓主刘文徵及其仕宦经历谈起。

刘文徵，字懋学，云南后卫人，自幼跟随诸兄读书，即表现出极高的读书天赋，又随旴江罗汝芳游学，弱冠即考中举人，万历癸未年（1583）中进士，历任蜀新都（今四川新都）县令（正七品）、刑部主事（正六品）、刑部郎中（正五品）、苍梧（今广西梧州）知府（正四品）、浙江绍兴知府、浙江及贵州按察副使（正四品）、四川按察使（正三品）等职，以太仆寺卿（正三品）衔致仕。

鱼尾

刘文徵中进士后授官新都县令。新都位置险要，为四川交通要道，达官贵人，冠盖相望，往来不绝，驿站、里甲皆忙于应酬接待，疏于本职工作。刘文徵到任后，以身作则，亲自带人去丈量田亩，并将实际丈量数据汇编成册藏入府库。紫禁城修缮宫殿，新都县负责承办大木三根，刘文徵三次入蔺州搜寻，最终取得美材，而百姓大多不知道此事，没有丝毫的扰民。收取赋租，亲力亲为，度量时遇到多出的微小部分，也立即还给百姓。断案时能以片语解决纠纷，始终没有鞭打过一人，没有处罚过一金，号称“断案入神”。由于在新都施政有法，受到百姓的爱戴，声名传到成都，每次因公事到成都，儿童争相见其面，笑着说道：“大家快来看，是新都刘侯耶？”一时被称为奇谈。

排方

在补为浙江绍兴知府期间，刘文徵秉承“笃诚敬，持惇大，列属同风”的施政原则，使得郡县大治。因政绩突出，升迁为浙江按察司副使，分巡浙右三府。老百姓听说他要调走，夹道欢送，焚香膜拜。刘文徵因疾病辞官，归乡之时将俸禄数百缗留在官舍，新任知府遣府吏奔行千里全数送还，他却分文未收，将其全部捐给绍兴百姓。绍兴龙山有一所祠堂，祭祀汉太守刘祖荣（刘宠）、宋太守范希文（范仲淹），百姓感念刘文徵的功德，于是在其旁创立了刘文徵的生祠，加以奉祀。

六年之后，朝议选拔清廉干吏作为天下官员的楷模，于是以原任官职征召，让刘文徵备兵威清。不久朝廷又升刘文徵为四川布政使司右参政（从三品），备兵松潘。当时番虏成肘腋之患，一方面军队的粮食仰赖川西诸州县，粮饷经常延期，士兵经常吃不饱饭，士气不振。另一方面，川东羊峒生番部落，跨连千里，不受控制，军情危急。漳腊有鞑靼数千人，是蒙古火落赤部落，他们因向当地的守官赠送骆驼、名马而被允许驻牧内地，然而鞑靼人口渐增，逐渐产生了反叛之心。刘文徵到任后，括茶税，整饬军备，买进数千石青稞麦作为军粮，又大量置办军火兵杖。此时正好遇上建南兵事结束，刘文徵受朝廷命，将筹集的军费上交朝廷，并训诫将吏道：“现如今粮食和兵器都已经充足，而建南那边的储备还够用，我们只需秣马厉兵，几天之后，即可讨伐番虏。”羊峒附近的生番部落听闻后惊恐异常，六十余寨纷纷投降。火落赤部落的鞑靼人听闻风声后，也在一夜之间向北方逃跑了。刘文徵积累下来的价值数百缗铜钱的军费全部储存在他办公的地方。后来继任官员将这笔钱占为己有，被监察官员发现后检举揭发，世人才知道刘文徵一心为公，没有取公家一丝一毫，堪称“廉吏”。

圆桃

选郎胡汝政拟以京官召刘文徵回朝，刘文徵未接受征召，反而辞去官职。四川巡抚饶景晖竭力挽留，并未成功，布政使、按察使也勉留，还是未能如愿。于是，饶景晖只能上书朝廷，谓刘文徵“崇雅黜浮，素节一生无改，廉顽立懦，清风百世可师”。从四川巡抚饶景晖对刘文徵的评价中可见其为官清廉，这或许就是其墓中出土的木麒麟带板与其曾为朝廷正三品大员身份不相匹配的原因。

从四川归乡后，刘文徵遁迹江湖，朝廷派来的使者到其家中访问，也没能见到本人。明熹宗继位后，大肆搜集在野贤臣，重新起用刘文徵为南京鸿胪卿，他却三次上疏请辞。刘文徵素有清望之名，加上他三次上疏，言辞恳切，于是朝廷下令，以太仆寺卿（正三品）致仕。明代中后期，京官地位尊贵，升迁较快，因此官员们多乐意就低品秩的京官，而不乐意担任高品秩的地方官，如刘文徵这般拒绝皇帝征召担任京官者，万中无一。

天启丙寅年（1626）六月，刘文徵病逝，享年七十二岁。前吏部尚书闵鸿学镇守云南，感念刘文徵操行洁美，淡泊省修，于是与朱泰祯联合上书朝廷，请求抚恤，疏云：刘文徵“通籍四十年，辙迹之历几遍而橐恒垂；里居十余载，蒲纁之征数临而卧不起”，又云：“家徒四壁，案拥一经”。朝廷据此奏疏赐祭葬，赠官与谥号。

辅弼

刘文徵清慎为官、恬淡做人，多次被朝廷起复征召，却屡屡上书请辞，虽贫病无依，但是手不释卷，在明后期的官场堪称“特立独行”。因此，刘文徵赢得了朝野的一致尊重。他逝世后，经筵讲官、兼知制诰、前翰林院侍讲王锡衮为其墓志撰文，奉敕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傅宗龙为其墓志书丹，贵州道监察御史、奉敕巡按河南河东等处盐法、前翰林院庶吉士杨绳武为其墓志篆盖，可谓“哀荣当世”。

据民国《嵩明县志》载，“刘文徵墓在城西五十里木陀山”，位于嵩明县阿子营乡甸头格基冲（今属昆明盘龙区），该墓1976年被挖毁，已无法得知墓室结构，两具棺木完好，女尸已朽，男尸仅用棉絮包裹。收集保存下来的遗物也只有墓志二方、麒麟木带板19枚、玉簪1件、玉片2件。墓志的最后一段铭文为“公之乞身也，以外吏，朝廷之待公也，以卿寺。公殁，而上其事，惟清与恬，初终不贰。佥曰：旧德风于有位，身虽隐矣，恩数宜被有髯者，封水衡所治，配从鲁柎，德亦靡愧，观乎九原，高此秉义”。不论随葬品还是墓志所载，皆显示出刘文徵的清廉及时论对刘文徵的赞誉。

明清之际官员的朝服多自备，刘文徵为官期间清廉自守，辞官之后，又无薪俸，生活更是非常穷困。因此其墓随葬的带板数量和材质不合规制也在情理中了。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2年01月刊，作者为云南省嵩明县文物管理所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