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

这一批支宁的还有来自浙江、江苏和河南。大概有十几万人，为当时的宁夏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经银川的铁路通车不久，火车站连正式的站房都没有。火车道两边当时全部都是沙子，这从车上下来以后就进入沙堆了，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后来这批知青其中有近1/3到一半儿的人，又返回南方了。当时我母亲也结婚了，就没有回南方。

大概在68年69年，我父亲工作的工厂改名为宁夏电机厂。为了响应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宁夏电机厂就由银川迁到了贺兰县。我父亲一直到85年退休都在这个厂子。从他们老一辈来说，虽然条件很艰苦，到贺兰去的时候，每一家给一间房子，打上炕，我母亲一个南方人，她是不习惯睡炕的，就自己找的床板搭的床。那时候我已经稍懂人事了，我记得很清楚，床板四个脚都是垫的砖块儿，上面铺的床板，就这么住下来的。

这一辈人支援边疆的前20年，确实基本上都在一种吃苦的状态。比如我们家那时候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因为男孩子多，有一段时间粮食都不够吃。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农村夏收以后，还到麦田里面去拾麦穗，回来拾掇拾掇，然后再磨成面粉。

确实是经过了一段比较艰苦的岁月，但是尽管艰苦的，这些人也是无怨无悔的，他们扎根在西北，落户的同时，不但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西北的建设，同时也把自己的子女后辈也奉献给了西北。反正就是他们老一辈其实非常纠结，最后一直到晚年。在宁夏呢，一直怀念上海的生活，包括上海的饮食文化，但是如果说他回到上海，他就特别怀念宁夏，还有非常自豪地给别人介绍我们宁夏的大米好吃，我们的菜也好吃，什么土豆啊都好吃，我们买水果都是一筐一筐卖，西瓜都是十几个十几个买的。支边移民这群人的身份却是非常尴尬，后来他既不是传统的上海人了，也不是标准的当地人了。尽管开发西部的20年，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有时候可能都说起来是比较心酸的物质条件，他们也坚持下来了，而且也爱上这片土地。

陈伟：

我父母所在的宁夏电机厂主要是做电动机，主要用在就是农业和一些工业领域，当时的工业生产跟现在的很不一样，所有的零件都要自己生产，从电动机的外壳一直到线圈，所有大大小小的零配件都是厂里自己生产，最后组装起来，所以说各种生产线还是非常全的。宁夏电机厂后来又生产变压器，我的父母后来就在变压器车间工作。变压器车间也承担了自治区境内的一些大型工程变压器的生产，包括一些大的电厂，比如石嘴山电厂、中宁电厂、青铜峡水电厂等。当时宁夏电机厂在宁夏来说还是一个重点企业，最辉煌的时候，整个厂有一两千个工人，工厂就是一个小社会。外省支宁人员刚开始大概占全厂职工比例50%-70%，基本上都是外省支宁人员，后来比例低一点，外省支宁人员也要占50%以上。很多上海知青把新的技术带过来的同时，也把上海的一些很好管理理念带到了宁夏，加快了宁夏那时候叫工业化的步伐。

我们家解放前是比较贫穷的，居住在贫民区。没解放的时候，我的祖母是跑单帮的，从绍兴往上海跑单帮。那么实际上，跑单帮也不能完全解决生计。当时就是我的伯父和我父亲，就专门到外白渡桥那一带推人力车。那时候都是人力车，车上装载货物装载的多了，就上不去桥了，在旁边就帮着推推，推一次给一个铜板或者两个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