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记载天马之名，最早乃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见闻。“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1]成书于西汉末、刘向整理的《山海经》中也有天马的记载。《北次三经》：“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其鸣自訆”。[2]可谓有图有真相。张骞所说是亲历亲闻，《山海经》所记则显而易见是神话传说，不足为凭。

　　一、秦汉时代的天马崇拜

　　马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也是冷兵器时代国防安全的基石。在古代，无论军事、交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3]以至于某种程度上马的数量与品质就是一个政权军备强弱、国势盛衰的标志。

　　春秋战国前期马拉战车为军队主力，其冲击力和速度超过步兵，但战场适应性很差，每每败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

　　地处胡人和华夏民族交汇处的北方赵国深受其苦，赵武灵王决心 “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建立起华夏民族最早的 骑兵队伍。赵国在战国七雄中开军事变革潮流之先，经过短短十几年，便由一个小小中山国都敢侵犯的弱邦崛起为唯一能够同秦相抗衡的强国。这一举措很快刺激了其他列国发展骑兵的热情，马拉战车就此在战场上被淘汰而改为运输之用，中国军事史进入了骑兵起决定作用的新时代。在随后统一华夏的战争中，“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赵”。后来者居上，公元前223年，秦王扫六合而一统天下,也是依仗强大的骑兵最后追击到代郡灭赵。

　　秦汉之际崛起于北方大漠的匈奴不断南下侵扰，极盛时拥控弦之士达三十万，严重影响汉王朝国防安全，组建一支能长途奔袭的强大骑兵队伍，成为当时战备的第一要务。然汉初历经多年战乱，“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马一匹则万金” 。[4]鉴于此，汉初统治者对良马的引进和繁殖尤为渴望。

　　在占卜盛行的汉代，为了寻求优良马种，汉武帝也占了一 卦，卦词为“神马当从西北来”。以至于有刑徒也乘机别出心裁以天马为幌子投机钻营。《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趶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得神馬渥洼水中”句下，裴駰《集解》引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數于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异者，與凡馬异，來飲此水旁。利長先爲土人持勒靽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异此馬，云從水中出。”[5]

　　二、天马的故乡渥洼池

　　渥洼池位于敦煌市阳关镇东南4公里处，因邻近古寿昌城，又名“寿昌海”、“寿昌泽”， 是上游众多泉水汇集积蓄而成的一泓湖池。据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载“寿昌海出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水也，利长得天马之所。”[6]

　　野馬出没于渥洼池，此言不虚。《史记》、《汉书》很有可能是世界比較早的對這一野马物种的传世文献记载，具有珍貴的生態史料价值。

　　渥洼池西与罗布泊东岸的湿地无人区敦煌榆树泉盆地毗邻，自古以来就是野马繁衍活动的乐园。著名的普氏野马就出产在这一区域。

　　普氏野马是野马的亚种之一。头部长大，颈粗，耳比驴短，蹄宽圆。外形似家马，但额部无长毛，颈鬃短而直立。栖息于山地草原和荒漠。性机警，善奔跑。原分布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北塔山及甘肃、内蒙古交界的马鬃山一带。1879年由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当时中国蒙古西部的科布多首次发现，1881年，该野马也以这位探险家的名字正式命名。笔者曾多次赴阳关寿昌村访谈，人民公社时期曾在马迷兔无人区牧马的当地长老详细叙述过该区域目睹野马的情形。惜由于信息闭塞，当时这一情况并未被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掌握。我国于1957年曾在甘肃肃北县的野马泉和明水之间捕到过1只，1969年最后一次看到野生个体，之后野生的蒙古野马彻底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该物种由“濒危”变为 “野外灭绝”。暴利長所捕野马应该就是普氏野马。

　　三、两场关于天马的战争

　　张骞凿空，西北国始通於汉。“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於道┄┄汉使往既多，其少从率进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示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待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7]然大宛非但不合作还设计伏击了汉使团。汉武帝大怒。太初元年，采纳曾经出使大宛的姚定汉建言，以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期至贰师城取善马，伐宛。

　　由于“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而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8]第一次伐宛以汉王朝惨败告终。

　　良马未得，国家蒙羞，中原王朝打破北方少数民族弧形包围圈的国防战略受挫。为稳疆固边，汉武帝毅然决定二伐大宛。

　　是年夏，“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五十馀校尉”。[9]经过旷日持久的惨烈征伐对峙，迫于汉王朝大兵压境，大宛最终签订城下之盟。“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馀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乃罢而引归。”[10]第一次伐宛以汉王朝获胜告终。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11]

　　四、悬泉汉简关于天马的记载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悬泉置遗址位于甘肃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与瓜州两市、县交界处瓜敦公路南侧1.5公里的戈壁坡地，东距瓜州县60公里，西距敦煌市64公里。1990年至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简牍，其中不乏关于天马的记载。

　　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彭祖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奴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12]

　　T0115④：37

　　正月庚戌，罢军候丞赵千秋持敦煌太守、玉门都尉上书及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等，并持传马九匹，驴三十一匹，骆驼二十五匹，牛一头献东归，过悬泉。

　　ⅡT0213③：6

　　T0115④：37简是御史大夫田广明下发的朝廷使者的传信，持信人路过悬泉置的抄件。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为公元前74年12月 28日。

　　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田广明任御史大夫在元平元年至本始二年（前74－前72年）。元平元年，昭帝驾崩，宣帝立，霍光秉政。元平元年（前74年），距李广利伐大宛，已过26年。20多年中，大宛“岁献天马二匹”的约定一直践行，简中所记内容说明，每年迎取天马，朝廷要派人赶到敦煌郡，从敦煌郡迎接贡使和天马再到京师长安。

　　ⅡT0213③：6简则记载了玉门都尉送持西域良马20匹的康居王使者过悬泉的情况。

　　另外，悬泉还出土有马的肋骨、腿骨、头骨等遗物共380余件，其中以腿骨和马蹄居多。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悬泉置使用传马和西域良马大量东来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居延漢簡中也有关于“野馬”的记载。例如：

　　（1）野馬除（50.9）

　　（2）即野馬也尉亦不詣迹所候長迹不窮（E.P.T8：14）

　　（3）野馬一匹出殄北候長皆（E.P.T43：14）

　　（4）□以爲虜舉火明旦踵迹野馬非虜政放舉火不應（E.P.F22：414）[13]

　　上述简文说明，栖息活动于西北草原戈壁的野马在汉代大量存在的事实。

　　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一件铜制明器奔马，该器物造型三足凌空，气势夺人，郭沫若将其定名为“马踏飞燕”。据考证，“马踏飞燕”是东汉时期极品青铜器物，距今约1800年。这批骏马的原型，有研究者推测就是从西域传入我国的汗血宝马。

　　结论：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史记》、《汉书》所记载的乌孙、大宛、敦煌渥洼池天马，还是居延汉简所记载的野马，根据近现代物种学家的科学考察以及关于野马种群的分布，上述良马很可能均是分布于蒙古国西部科布多盆地和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至敦煌西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榆树泉盆地一带的蒙古野马或准噶尔野马，即普氏野马。

　　天马东来谱写了汉家儿女稳疆固边的豪迈壮歌，丝绸西去缔结了中西友好交往的千古佳话。信息相通、民心相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渊源，今世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理应共识共力。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3160页。

　　[2]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第104页。

　　[3] 范晔：《后汉书·马援传》，中华书局，1965，第827页。

　　[4]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第1417页。

　　[5] 司马迁：《史记·乐书》，中华书局，1959，第1178页。

　　[5]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第1417页。

　　[6]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第61页。

　　[7] 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中华书局，1964，第2693页。

　　[8] 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中华书局，1964，第2699页。

　　[9] 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中华书局，1964，第2700页。

　　[10] 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列传》，中华书局，1964，第2702页。

　　[11] 司马迁：《史记·乐书》，中华书局，1959，第1178页。

　　[12] 张德芳：《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04页。

　　[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