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女坟”与情节离奇的传说

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工作是在1972年1月14日动工的,因为有四米高的封土堆,所以开头请湖南省机械化施工站用推土机推去了一部分土,当墓口暴露后,再转入人工发掘。此墓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7.8米,墓口下面有高、宽约一米的四层台阶,每层都夯打得光滑平整,我们开玩笑说,很象大寨人开的梯田。

在东侧第二个台阶的中部,发现一个柱形洞穴,直上直下约2米深,洞壁坚硬象红色的火烧土。此洞令人颇费猜测,考古部的熊传新同志根据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怀疑为“双女坟”,因为此书记载:长沙县有西汉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家”。明、清志书上也有此说,有的还记述了“双女坟”的来历,大意是汉景帝有个程妃,其侍女姓唐。某晚,景帝召程姬入官,程因身体不适,派唐儿入侍,景帝醉酒不辨真假。唐怀孕生子,取名为发,受封为妃称唐姬,后来刘发被封为长沙王。传说程、唐二姬死后葬长沙东郊,又说刘发思母心切,可能在坟上立高竿,以便夜登上定王台遥望,以慰哀思。当时我们是想用古人编纂的故事来解释这个小洞的,不料一经传出即不胫而走,辗转流传竟形成了几个情节离奇的故事。

1975年,有人以《郭沫若答日本记者问》为题,编写了马王堆女尸的故事,一时风靡全国。十多年过去了,因“双女坟”引起的种种故事并未了结。《旅游》杂志在1885年第10期上又刊出了《赵贵妃与王小二》的文章。湖南省有的剧团还上演了《彩娥恨》。

三、艰难的发掘

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的时候,湖南省博物馆大部分干部下放农村。馆内仅有42个人,除老弱勤杂人员外,每天平均有30人去参加发掘。那时公共汽车不顺路,单车又很少,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自带工具早去晚归,来回要走10多公里路。大家经常是一身湿衣服,粘满黄泥巴。有的同志两个月内磨烂衣服两三套。开头墓口大,出土方便,进度快,逐步加深后出土很难,只好在坑内搭跳板,进度愈深,跳板愈高。雨天,挑上担子走在又窄又滑的地板上,着实令人担心。后来设法在跳板上绑草绳,撒炉灰,才稍有好转。

一号墓上有三个盗洞,有两个是近代方形盗洞,但给我们威胁最大的是一个大而圆的盗洞,此洞从东北角开始,顺着墓坑的东南角急转直下,竟长达17米。据老技工任全生说,盗洞为近似方形的圆洞,可能掘出元代。它活象一个张开的老虎口,使我们忐忑不安。不料在接近棺木时,盗洞消失了,这时我们才如释重负。这个古代的盗墓贼很可能以为碰上了“疑冢”(假墓),只好功亏一篑。

后来雨季临近。站在坑内,仰望土墙笔立,令人生畏,弄不好真会全部“殉葬”。我们向学校求援。给予热情支持的有长沙市七中、八中、十三中、十四中、十六中及湖南第一师范、湖南师院等院校师生千余人。当时是按四个墓角组成四条人工传递带,场面相当壮观,可惜没有电影记录下来。故《考古新发现》的影片在香港放映时,虽广为轰动,但不少人却说:“遗憾的是看不到发掘过程。”

记得当时阴雨连绵,多数学生没有雨具,一个个被淋得象落汤鸡,尤其是黄泥粘在竹筐上,越积越多,倒不掉,打不脱,只好用手抠,常常被竹签刺得鲜血直流。此情此景,虽已事隔多年,但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使人激动不已。经过60天的连续奋战,挖出了近六万立方土,其艰辛情况绝非笔墨所能形容。

数年前,山东大学考古学教授刘敦愿来马王堆参观后说:“这样一次重大的发现,想不到发掘经过竟这样艰难,这在我国田野发掘史上是少见的,应该写成文字载入史册。”

(二)

四、惊人的“地下宫殿”

把墓坑中的填土挖完后,露出了白膏泥。经验丰富的老技工任全生说:“墓是完整的,肯定有好东西。”这使大家精神为之一振。白膏泥,学名微晶高岭土,白中透青,又软又粘。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上层厚达1.3米的白膏泥取出来。

这时又发现了一片乌黑的木炭,挖了一筐又一筐,整整装满四卡车,至少有5000公斤。之后,露出了黄色竹席,共26块,奇怪的是,每个角上都用墨写了一个“家”字。揭开席子,一个灰白色的庞然大物出现了,原来是一个很大的椁室,长6.72米,宽4.88米。猛然看到这完整无损的大家伙,使所有人都惊呆了。

揭开层层盖板后,围着棺室的四个椁箱出现了,它的结构犹如我国北方的四合院。死者是头北脚南,北边的头箱犹如堂屋,是墓主人的起居室,比较宽大,地下铺有竹席,四周围以绸幔,其摆设也属罕见:西侧摆着色彩鲜艳的漆屏风、漆几、绣花枕头和两个化妆盒子,这象征着女主人的卧室;中段有漆钫、漆勺、耳杯、盛有各种食品的小漆盘等,系主人饮宴进食的处所;东侧有10个造型优美的女侍俑,8个头梳垂髻的歌舞俑,5个跪坐式乐俑。这些都反映了墓主人死前的豪华生活。

东西边箱犹如厢屋,为奴婢的住室和贮藏室。东边箱有60个木俑,其中有一个头戴高冠、身穿锦衣的“家丞”,用现代话说,就是大管家,另外的59个立俑是一般“佣人”。余下即为鼎、盒、罐等漆器和陶器,这些漆器光彩夺目,实为罕见。

足箱内也有一个“家丞”和39个立俑,余为锺、钫、釜、甑等陶器,这是奴婢的住房和厨室。

西边箱很特殊,可以看出是主人的贮藏室和钱库。这里堆放着33个竹筒,其中存放着主人的丝绸衣服、肉食品和中草药等;还有44篓泥半两(冥币);另外是乐器和麻袋装的粮食……

这真是一座名不虚传的“地下宫殿”!五、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巨大的椁板十分沉重,仅外椁一块测板即有一吨半重,要把它们从20米深的墓坑里吊上来,谈何容易。幸好长沙汽车电器厂应邀派来了数十名吊装工人,花费了几天功夫才把这重达数十吨的棺椁吊了上来。此墓为两椁四棺,最后一层棺粘合十分牢固,揭开这个棺盖,用了整整一天时间。

内棺运到省博物馆时,天色已晚。省里一些领导听说挖出了“宝贝”,都想先睹为快,一下子来了很多人,都挤在陈列室内等着看热闹。当时忙坏了王序和白荣金两位专家。他们看到这些鲜艳的丝绸,心花怒放,可是用手去摸就象豆腐一样,后来想用刀子划出一个切口,但刀子下去吱吱作响,只好停止下来。此时棺内冒出一股强烈的酸臭气,在场的人只好拿手帕捂上鼻子。等到午夜仍未能看个究竟,大家只好扫兴而归。

经过一周时间的剥离,最后才露出了古尸的头部。这时内部发生了争执:一种意见认为考古工作只保护文物,而不要尸体;另一种意见是两千年女尸不腐已属,文物。后来用电话向北京请示,王冶秋同志指示:尸体衣物全部保存。之后即从湖南医学院请来了王鹏程副教授,经研究决定用酒精、甘油和福尔马林混合液进行体内注射,外部泡以福尔马林水。如此,古尸的保护问题才得以解决。

千年古尸出土的消息一经传出,要求参观的呼声十分强烈,尤其是一些支援单位。上级领导认为长沙人口不多,排起队来看看也可以,就指示我们尽快陈列开放。顷刻间,长沙市增加了5万流动人口,每天有数万人涌进博物馆来。上级派出民警、民兵百余人仍不能维持秩序。

不久,王冶秋同志到达长沙。回去后,他将万众排队参观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总理给了严肃批评,并指出:“出土尸体和衣青、帛文非变质不可,请立即采取办法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这祥,当夜即把古尸转移到湖南医学院密藏起来。至此,灾难性的参观才算了结。

(三)

六、郭沫若院长的关怀

1972年夏,湖南省革委送上了《关于马王堆汉墓出土尸体解剖问题的请示报告》,时久不见批复。11月间,李先念副总副携夫人林佳眉陪同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夫妇来参观出土文物,我们趁机向林佳眉同志反映了意见,林返京后,颇为幽默地向有关部门说:“马王堆老太太变瘦了,要赶赶快解剖。”报告送给周总理后,很快批示:“王冶秋同志邀请有关同志和专家再议一次,如同意即请提出一个工作小组名单,协助湖南医学院进行报告中所提的和追加各项安排和调度。”

1972年12月间,王冶秋率领一批医学专家抵长沙,他们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北京、武汉等地的教授、专家。

因为专家名单是经过周总理批的,大家深感责任重大,所以对女尸的解剖问题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究。比如头部是打开颅骨还是钻孔问题;胸腹部是打开膛还是从腹部切口问题;以及内脏取出后腹部缝合、填塞及保护等问题。方案既定立即报告周总理。1972年12月10日,周总理在电话记录上批示:“即送沫若、西尧两同志阅,如有不同意见,或应注意事项,请郭老批注,西尧以电话告冶秋同志。”郭老批注曰:“没有不同意见,请注意探求致死原因,并注意免受尸毒的感染。”等到12月11日早晨,郭老又写信来:“刘西尧同志,关于马王堆的尸体解剖,我想起一件事,即吸取骨髓进行血型鉴定(o型、A型、B型等)。此事日本人曾注意到。一般管状骨的两端是创造血球的地方,骨髓在骨管中想来还保存得相当良好,如就一支上臂骨或下臂骨的两端开孔取髓,便可进行验证,这样既可保存尸体的原状,也可能鉴定出两千多年前古人的血型,为尸体解剖增添一项成果,如认为可以请电告长沙。”郭老如此深切的关怀,给在场的医学专家和考古工作者极大的鼓舞。

究竟谁作主刀,专家们互相推让,还是湖南医学院病理教研组的副组长彭隆祥有勇气,自告奋勇任主刀。他将女尸腹部切开后,内脏十分完好,全盘托出,大家看了欣喜异常。接着成立了专题研究组,有三十五个科研单位与医学院校参予了这一工作,因此才能在解剖学、组织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临床医学、化学、以及中医中药学等多学科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西汉古尸研究》一书中。

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协作

1973年冬至1974年初,我们继续发掘了马王堆二、三号墓。这是诸侯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儿子的墓葬。三个墓合起来正好是轶侯的一家人。所有出土文物共三千余件,包括帛书、帛画、竹简、漆器、兵器、乐器、竹简、丝织品、木俑、陶器、农畜产品、中草药等等。作好这些文物的研究工作,可使我们具体了解到西汉初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方面情况,具有很大的历史与科学价值。因此受到中央和省委的关注。

周总理对马王堆汉墓作过五次批示,郭老也多次关注。周总理亲自任命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担任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领导小组组长,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考古所所长夏鼐、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等任副组长。同时组织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对出土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实在是我国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在考古事业上的一次大合作,它既开了先例,又可以师法后人。

三号墓出土帛书20多种12万多字,它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医药理论、科学技术提供了重要文献。因此参加帛书整理小组的有: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历史研究所、自然史研究室、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医研究院、中国测绘研究所、中国地图出版社、卫生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北京天文台、湖南博物馆等单位。经过大家数年的努力,对这一批宝贵的帛书进行了精心的研究和注释,计已出版了《老子》、《五星占》、《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医书》、《相马经》等数十册。其中仅医书即有十四种之多,为此,还成立了马王堆医书研究会。

出土丝绸和服饰共150多件,比如单幅丝绸46块、成件衣服58件、服饰27件,这是极为珍贵的发现,因此投入了大批人力。参予研究的单位如下: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上海纺织研究院、故宫博物院、蚕业研究所、上海丝绸公司、上海印染公司、上海第二、十一印染厂、上海第一、三、七丝绸印染厂、东风雨衣染织厂、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研所、药物研究所、材料研究所、丝绸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纺织工业局、杭州胜利丝绸厂、苏州东方红丝织厂、湖南湘绣厂、湖南博物馆。他们从古代的裁桑育蚕技术、缫丝纺织技术、印染技术和丝绸分类研究等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另外对于棺椁、乐器、帛画、漆木器、动植物等同样也进行了多学科研究(四〕

八、上海人民的支援

1973年5月,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陈列馆经李先念副总理批准动工兴建了,但难题甚多,如钢门钢窗、空调设备、有机玻璃棺材、吸湿机等等,在当时的长沙尚无法解决。于是我们只好赴沪求援。上海市革委生产组负责人认为来纳入年度计划,难以解决。正在为难之时,发生的一个意外事件,竟使我们找到了“金钥匙”。

复旦大学谭骐骧教授约我给历史系学生介绍马王堆汉墓,作报告后的第二天,该系一位教师对我说:“市委领导想请你去作报告。”当时我有些胆怯,他又说:“你不是有很多难题要解决吗?这岂不是天赐良机?”我一想有道理,便欣然从命。听报告的市委领导有20多人,我讲完后提出了问题,市委领导立即在介绍信上批示,要工交组召开会议尽快解决。

工交组的首次协作会议有轻工业机械公司、玻璃机械厂、有机化学公司、灯具公司、珊瑚化工厂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主持人宣传了马王堆汉墓展出的意义并宣读了国务院决定和市委批示。之后,大家就有机玻璃棺的加工、工艺问题;钢门钢窗的钢材指标问题;门锁的铜指标问题等进行了磋商。最后门窗公司提出援外任务紧,八月份不能交货,恐怕会影响基建进度。后来会上决定由我去给工厂作报告,由工人自动加班来解决。市科技组还召集医学院校对棺液配方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在市委作报告后,消息传开,参与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研究的单位、基建支援单位都找上门来,为了酬谢人家,我尽量满足要求遂先后为上海市委、市革委、复旦大学、师范大学、上海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市文化局、文汇报社等30多个单位作了报告。一时上海形成了“马王堆热”。

有几次报告戏剧性颇强。制作有机玻璃棺需要大型玻璃作模具,我找到了耀华玻璃厂,他们认为大规格玻璃生产不安全,即或生产了也出不了车间门,没有黄河牌汽车是拖不走的。后来厂党委要我为各车间负责人又作了一次报告,不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招待我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我到火车站交涉有机玻璃棺的托运问题,货运组说排队要半年,路上还要经过几个编组站,撞坏了不负责任。站上有人又建议我为车站作报告。我作了,果然很快就办好了托运手续,还通知了沿途各站,派专人押运。这样,我们按时在长沙北站接了货。

十多年过去了,上海人民热爱文物事业、关怀马王堆汉墓的情景,至今使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