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本书的主题是谈“胡人”，所以在此先对“胡人”作一个大致的界定。虽然古代的域外异族有时候也自称为“胡”，——如匈奴单于曾自称“强胡”，以及“胡者，天之骄子”——但是一般而言，在中原汉人的心目中，“胡”都是对域外落后的非汉族的鄙称。因此之故，本书将十分谨慎地使用“胡人”一名，以免无意中伤害了诸非汉民族。古籍对于域外诸族，大体上以他们居地的方位而采用若干专称，例如，“北胡”通常用以指称活动在中原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回纥、蒙古等；“东胡”一般指称原居地在今中国东三省地区的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等；“西胡”的指称范围很大，凡是被认为源自“西域”的居民，均可被称为“西胡”。当然，构成“西胡”的主要成分是西亚的波斯人和中亚的粟特人。尽管似乎没有“南胡”的专称，但是对于南方域外（特别是海上）的民族，汉文古籍中也有大量的记载，如“昆仑奴”之类，是这些居民的专称之一。

       在此要说明的另一点是，本书所谓的“域外”一词，只是就古代中原王朝的版图或普遍概念而言，并无明确的边界划分，因而与现代的“中国疆域”概念迥然不同，如今天的“新疆”在古代通常都被视为“域外”地区。这是读者们必须清楚理解的。

       可以十分肯定地断言，当现代中国人躺在十分舒适的靠椅中，吃着鲜美的葡萄，喝着可口的葡萄酒，欣赏着包括琵琶在内的动听的“国乐”时，或者偶然进入某个佛寺，虔诚地瞻仰种种佛、菩萨的威仪时，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想到，在两千年，或者一千几百年前，中国还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景象和享受；相反地，那时候，这些景象只出现在被中国人鄙视的“异域”之地，唯有被国人看不起的“胡人”才拥有它们。如果人们得知，如今自己习以为常的两条腿管的裤子，在两千年多年前竟也是“胡人”的“专利品”时，是不是会颇感意外，甚至有点不可思议呢？

       然而，这一切都是历史的真实。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世界各地的其他“胡人”，其文明的发展都经历了既有独创，又有借鉴，更有融合的漫长过程。每个族群、每个社团，乃至每个私人，都离不开向他者的学习借鉴；完全独立和封闭的文明是不存在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当我们静思一番之后，多会情不自禁地莞尔而笑：今天的生活环境中，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哪一样不是充满了“域外文明”的因素呢？我们今天自恃为“国粹”的事物，往往只要回溯若干时间，便会发现这原来曾是“胡人”的文明，或者，至少包含了不少“外来文化因素”在内！

       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的古典名著《西游记》，其实从古印度文化中借鉴了不少要素；如今民间崇拜万分的神灵“观音娘娘”，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却是典型的男身。诸如此类的现象，都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早在近现代“西方文明”蜂拥入华之前，古代中国与域外文明的交流就已展开，并且似乎还相当频繁。中国所汲取的某些外来文明，对于它嗣后的发展发挥了相当重要，甚至关键性的影响；如马与马术的传入便是一例。同样地，中土的精神、物质文明之外传，也促使域外的“胡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丝绸外销便是一例。

       在成百上千年的交流中，既有大量的“胡文化”输入中土及大量汉文明传播至域外，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胡人”与汉人混杂相居，乃至通婚混血，致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也难分“胡”、汉，终于成为“一家”。这类现象自古迄今始终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段，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于是，“胡人”以及中外交流便成了古代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或许，它们对于当代的中国社会进步仍然有着极富启发性的参考价值。因此，本书谈论的古代域外“胡人”及其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就具备了相当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