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峰门铺位于重庆垫江县与四川邻水县交界的明月山脉，历史上又有峰门关、峰门山之称，垭口两峰壁立、一径中通，尝为川东岭谷区的要道关隘。因应交通地理和社会形势的变化，翻越峰门铺的古道在历史时期的功用和地位屡有迭更，地方官府和士绅为昭示过往，在峰门铺的崖壁上题有多通内容丰富的石刻，时代历宋、明、清、民国不等，为后世了解峰门铺与相关区域的历 ...

成都府（今成都市）—怀安军（治金水县，今金堂县淮口镇）—飞乌县（今中江县仓山镇）—遂宁府（治小溪县，今市）—汉初县（今武胜县汉初村）—广安军（治渠江县，今市）—邻水县（今县）—邻山县（今邻水县兴仁镇）—巾子山（今垫江县峰门铺）—垫江县（今县）—梁山军（今梁平区）—万州（治南浦县，今区）。绘图/牛楠

峰门铺位于重庆垫江县与四川邻水县交界的明月山脉，历史上又有峰门关、峰门山之称，垭口两峰壁立、一径中通，尝为川东岭谷区的要道关隘。因应交通地理和社会形势的变化，翻越峰门铺的古道在历史时期的功用和地位屡有迭更，地方官府和士绅为昭示过往，在峰门铺的崖壁上题有多通内容丰富的石刻，时代历宋、明、清、民国不等，为后世了解峰门铺与相关区域的历史交通提供了珍贵资料。

峰门铺垭口

翻越峰门铺垭口的古道

峰门铺石刻以三通宋碑的时代最早，分别为《庆元二年修路碑》、《建炎三年告示碑》、《潼川府路界碑》（具体年份不详）[1]，各文字虽有不同程度的残缺，可识别的部分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地理信息，可补证传世文献的不足和抵牾，尤其对研究南宋行都临安府（今杭州市）联系四川的“京蜀驿道”在成都府与万州间的交通地理颇有裨益。另外，峰门铺古道的历史地位以南宋为显，对宋代相关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挖掘其相关遗存的历史价值的工作重心。

《潼川府路界碑》

宋室南渡后，原以开封府为中心的全国驿道网络相应调整，四川与宋廷的邮传交通也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成都府作为跨高层政区的管理机构——四川制置司的常驻地，与宋廷的文书传递在川陕四路成为持续抗击金元的前线战区后显得尤为重要。[2]王象之《舆地纪胜》谈到成都与临安间的邮传：“自成都至万州，以四日二时五刻，从铺兵递传。自万州至应城县九日，应城至行在十四日，则以制司承局承传。”[3]其中成都至万州的交通径直取陆，是历史上溯峡入蜀最便捷的交通择线，因途经小川北地区，此道在晚近被称作“小川北路”。[4]

关于路级高层政区之间的驿道走向及其邮驿机构的设置情况，宋代保留下来的地理总志并无全面记载。目前对南宋成都府路—夔州路驿道的复原，主要以范成大的纪行诗、栗棘庵藏南宋地图拓本与地志对个别州县的馆驿铺递和四至八道的记载相互参证。[5]检视相关文献和研究现状，（一）范成大在川东岭谷区途经的地理节点“巾子山”和城镇据点“邻山县”的定位尚有很大分歧，这关系驿道在川东岭谷区的整体走向；（二）范成大在万州以西的入蜀路线是否与成都联系临安的邮传路线相同，这关系道路的性质和功用；（三）在确定南宋成万段驿道走向的基础上，能否将此线上推至北宋和唐代，这关系小川北路在唐宋间的演化。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峰门铺石刻和实地考察，就上述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范成大所经之巾子山、邻山县考

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溯三峡赴任四川制置使，在万州“至此即舍舟而徒，不两旬可至成都”[6]，根据纪行诗中的地名，其由万州西行经过了梁山军（今梁平区）、垫江县（今县）、邻山县（今邻水县兴仁镇，详考见后）、邻水县（今县）、广安军（治渠江县，今市）、汉初县（今武胜县汉初村）、遂宁府（治小溪县，今市）等地。[7]在梁山军以西至邻山县路段，范成大所作诗有：

《可邡驿大雨》：暮雨连朝雨，长亭又短亭，今朝骑马怕，平日系船听。竹叶垂头碧，秧苗满意青。农畴方可望，客路敢遑宁。

《垫江县（属忠州）》：青泥没髁仆频惊，黄涨平桥马不行。旧雨云招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鸣。百年心事终怀土，一日身谋且望晴。休入忠州争米市，暝鸦同宿垫江城。

《巾子山又雨》：百日篮舆困跼跧，三晨泥坂兀跻攀。晚晴幸自垫江县，今雨奈何巾子山。树色于人殊漠漠，云容怜我稍班班。如今只忆雪溪句，乘兴而来兴尽还。

《邻山县》：山顶嘘云黑似烟，修篁高柳共昏然。鸟啼一夜劝归去，谁道东川无杜鹃？[8]

在稍早的乾道八年（1172），陆游由夔州赴兴元府入幕四川宣抚使司。钱大昕《陆放翁先生年谱》云：“正月，自夔州启行，取道万州，过梁山军、邻水、岳池、广安入利州（即益昌也），三月抵汉中。”参见《剑南诗稿》，陆游北上路线在广安军以东与范成大同，在梁山军至邻水县段作有《题梁山军瑞丰亭》、《邻山县道作》、《邻水福延寺早行》等诗。[10]

宋代的邻山县与垫江县以明月山脉相界，巾子山和邻山县治的定位直接关系到范成大翻越明月山脉的路线，对进一步判断南宋成万段驿道在川东岭谷区的整体走向也是必要前提。

1.巾子山

关于巾子山的方位，宋代以来的地志不乏连续记载。南宋《舆地纪胜》云：“巾子山，在乐温县北一百里。”[11]南宋《方舆胜览》云：“巾子山，在乐温县北百里。”[12]《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云：“巾子山，在乐温县北。”[13]成化《重庆郡志》云：“巾子山，在（长寿）县北一百里，上有石若巾状。”[14]雍正《四川通志》云：“巾子山，在（长寿）县西北”[15]，道光《重庆府志》同。光绪《长寿县志》云：“巾子山，县北一百二十里。”[16]民国《长寿县志》在北向方位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巾子山的地点，认为海棠场东的巾子山即范成大所经者，“巾子山，海棠场东十二里，治北百四十里。长一百二十余丈，高四十余丈，东向。范成大诗‘晚晴幸自垫江县，今雨奈何巾子山’，即此。”[17]

宋乐温县的治地在今长寿区东北的长寿湖附近，县境与明清长寿县相仿，北与宋垫江县、邻山县相邻。海棠场即今长寿区东北境的海棠镇，今镇东有金子山及以山命名的金子村，民国志记载的巾子山即指这里。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如果范成大所经之巾子山在海棠镇，无论宋邻山县的治地在普遍认为的今大竹县东南还是后文考证的今邻水县兴仁镇，由垫江县西南至海棠镇再反向东北翻越明月山脉往邻山县的路线都极为曲折，即便绕开邻山县直达邻水县，其路线也是一个近九十度的直角弓背，明显不合情理。

对此，峰门铺石刻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地理信息。《庆元二年修路碑》关于巾子山的部分写到：“忠州垫江县巡尉司准本路都运李寺丞支降到官钱开修道路，东自梁山军接本县可邡界，西至巾子山接渠州邻山县界，共八十二里”，另《建炎三年告示碑》可识别的部分也有“巾子山之隘”语。[18]峰门铺为明清垫江县西界邻水县的隘口，在宋代也是垫江县与邻山县的交界处。范诗从梁山军以西依次提到可邡驿、垫江县、巾子山、邻山县，其中的可邡驿和巾子山与碑文中垫江县境所修道路的东西界址正好吻合。从交通区位的合理性来看，范成大所经之巾子山显然位于石刻的题址峰门铺，而非海棠镇。至于此处巾子山的地名演化，峰门铺明代《垫江县创立峰门铺碑记》谈到成化十四年创立铺司时“新取其名曰峰门铺”，可见“峰门铺”之名乃明中叶后的改称。

《庆元二年修路碑》中的“巾子山”

《建炎三年告示碑》中的“巾子山之隘”

《垫江县创立峰门铺碑记》

《垫江县创立峰门铺碑记》云：”新取其名曰峰门铺“

考虑到文献记载的海棠镇巾子山也是确在的自然实体，对于其与峰门铺巾子山的历史纠葛，再试作一点分析。我们注意到，峰门铺迤南的明月山脉为今垫江、邻水、长寿界邻地带，峰门铺民国《为民除害碑》即为“长、邻、垫三县清剿指挥官陈公扶弱之德政”而题。综合各种资料的抵牾，范成大所经之巾子山的地理范畴及其名实演化有两种可能：（一）此巾子山原涵括了宋垫江、邻山、乐温三县相邻的一段明月山脉，峰门铺是其中的一处隘口（宋碑有“巾子山之隘”语），故宋元方志将此巾子山记在乐温县北不算违和，只是后来峰门铺一带的地名发生了变化，此巾子山被晚近地志误认为是海棠镇同名者。（二）宋乐温县的巾子山就位于海棠镇，与垫邻交界的巾子山为同期并存的两个同名实体，晚近后者的地名发生了变化（成为明清的峰门铺、峰门山），于是海棠镇巾子山被误认为范成大所经者。

总之，峰门铺石刻明确记载宋垫江县境的道路以巾子山西界邻山县，其交通区位与范成大的行径相符，是范成大所经之巾子山涵括或等于峰门铺的重要证据。

2.邻山县

南梁至两宋间，今大竹县、邻水县境内先后设过两个不同治地的邻山县，其政区沿革与几经废置并同样发生过治地变化的邻州、邻水县相互牵涉，不止文献记载存在很大矛盾，后世论著在相关问题上也是歧说纷纭、误解百出。邻山县是宋代明月山脉与铜锣山脉之间的向斜槽谷唯一的建置城市，其治地的交通区位对驿道在川东岭谷区的整体走向具有决定性影响，故需细致考辩。

先来看下各时期文献所记邻州、邻水县、邻山县的废置及其治地变迁的情况。《隋书·地理志》记邻水县“梁置县，并置邻州，后魏改邻山郡，开皇初郡废。”[19]《通典·州郡》记潾（通“邻”）水县“梁置县及潾州，后魏改为潾山郡”，记潾山县同为梁置。[20]《旧唐书·地理志》记潾山县“梁置……隋末县废。武德元年分（潾水县）置潾山县，又置潾州。八年州废，县隶属渠州。”[21]《新唐书·地理志》记潾山县“武德元年析潾水置，以县置潾州，并置盐泉县，及渠州之潾水、垫江以隶之。三年，以潾水来属（渠州）。八年，（潾）州废，以垫江隶忠州，潾山来属（渠州）。久视元年，分蓬州之宕渠置大竹县，隶蓬州，至德二年来属（渠州）。宝历元年，省潾水、大竹入潾山。”[22]至此所见，邻州首置于梁，后魏改称邻山郡（治县未变），隋开皇初郡废，唐武德元年复置邻州，武德八年州废，梁、唐所置邻州先后治于邻水县、邻山县。另有资料显示，五代前蜀尝于邻山县复置邻州[23]，宋初州废。[24]

宋代地志对于邻州的治县有了不同说法。《太平寰宇记·渠州》云：

邻水县（东南一百三十里，元二乡），亦汉宕渠县地。梁武大同三年置邻水县，属邻山郡，因州水以名之，寄理州城。隋开皇元年自州城移于岳池溪，今县北九里故城是也。三年罢郡，以县属渠州。唐武德元年改属邻州。二年复属渠州，其年自故城县移于今理。宝历中山西南道节度使裴度奏废之，大中初又改置焉。

邻山县（东南一百里，旧二乡，今五乡），亦汉宕渠县地。自晋至齐，地并为夷獠所据。梁大同三年于此置邻州及邻山县。后魏废帝改为邻山郡，以山名之。至隋初郡废，并县入邻水。唐武德元年分置邻山县，属邻州；八年废州，县属渠州。县城南西北三面有池围绕，东阻湼水，甚险固，俗号为金城。 [25]

《寰宇记》言梁置邻州治邻山县，即邻州在梁、唐同治邻山县，又梁置邻水县“寄理州城”（后于隋开皇元年移治今县北九里），等于说梁置邻水县、邻山县同治于邻州城。又《皇朝郡县志》于邻水县下注云：“梁大同三年于县治置邻州”，于邻山县下亦注云：“梁大同三年于此置邻州”，如果不是自相矛盾，便是延续《寰宇记》梁置邻山县、邻水县同治于邻州城之说。[26]《舆地广记·渠州》则持旧说，“梁置邻水县，及立邻州”，“邻山县，唐武德元年析邻水置，及立邻州。”[27]王象之《舆地纪胜·渠州》对以往的分歧作了细致考辩：

邻山县。在州东南二百里。《元和郡县志》云：“本汉宕渠县地，自晋至齐，并为夷獠所据。梁大同三年，于此置邻山县。《旧唐志》云：“梁置邻山县，隋末县废。”不言其置州郡于此邑也。《寰宇记》云：“梁大同三年,于此置邻州及邻山县,后魏废帝改为邻山郡。”与《旧唐志》不同。

象之谨按：《隋志》有邻水县，而无邻山县。《隋志》于邻水县下注云：“梁置邻水县，并置邻州。后魏改邻山郡。开皇初，郡废。”《隋志》于邻州、邻山郡之废置，尽系之于邻水一邑，于邻山初无干预，则邻山乃邻州之别邑明甚。特西魏改邻州为邻山郡，郡治虽在于邻水，而郡名则系于邻山，名实虽相乱矣。而魏之邻山郡则实理于邻水县耳，非理邻山也。以至范子长《皇朝郡县志》于邻水县下注云：“梁大同三年，于县治置邻州”，而于邻山县下亦注云：“梁大同三年，于此置邻州。”同在梁大同之三年，同置邻州于两邑，不应以一州而分治于两县地。新旧《唐志》邻山县下并云：“隋末，县废。唐武德元年，析邻水县置，又置邻州。八年，州废，隶渠州。”与《舆地广记》所载一同。则梁之邻州治邻水，唐之邻州治邻山，不可以不辩。[28]

王象之“梁之邻州治邻水，唐之邻州治邻山”的论断得到明清一些地志的继承。如正德《四川志》云：“梁始立邻水县，于县置邻州。西魏改邻山郡，隋初郡废，县依旧。唐初析邻水立邻山、盐泉县，于邻山置邻州，二县属焉。”[29]嘉靖、万历两版《四川总志》同。又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邻水县“梁置县，并置邻州治焉”，记潾山城“唐武德初分邻水县置，并置潾州治。”[30]但也有列举前史的抵牾而未下断者，如雍正《四川通志》和乾隆、道光两版《大竹县志》在“邻山故城”条下的内容。[31]也不乏面对这段公案站在《寰宇记》、《皇朝郡县志》一方者，如清代学者杨守敬作《隋书地理志考证》，“盖（梁）邻州置于邻山县，而邻水县寄理州城，两县实同治一城。此（隋）志不言邻山县，以此，然亦为脱略。”[32]道光《邻水县志·沿革》详述各时期邻水县、邻州、邻山县的废置和迁治的情况，在梁、唐邻州的治县问题上则与王象之持相同观点。[33]

在笔者看来，梁、唐邻州同治邻山县之说有一个无法弥补的漏洞，即没有照顾宋邻山县迁治的变数。《舆地纪胜》引《图经》记邻山县“本朝乾德三年移县于故邻州城内，即今治所是也。”[34]《宋史·地理志》记邻山县“梁县，乾德三年移治故邻州城。”[35]可见邻山县在宋代前后的治地是有变动的，即始置于梁又几经废置的邻山县在宋乾德三年后迁治于故邻州城。如果梁、唐邻州同治于邻山县，即邻州的治县始终如一，又何以称宋邻山县迁治于“故邻州城”呢？只有梁、唐邻州分治于邻水县、邻山县，才有前后不同时期的故邻州城与新邻州城之别，宋初邻山县迁治故邻州城的史载才会成立。因此，梁置邻州治邻水县，唐置邻州治邻山县，宋初州废后邻山县迁治于梁置邻州、邻水县故治，才是几者在历史政区地理上的合理关系。

关于邻山县治的历史定位，乾隆、道光两版《大竹县志》称梁、唐邻山故城在大竹县东南，民国《大竹县志》进一步指出邻山故城在四合镇（今镇）[36]，皆未交代宋代移治的具体地点。1992年版《大竹县志》延续民国志的说法，也未涉及宋代移治的情况。[37]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两宋图将邻山县治绘在今大竹县东南同一地点，显然未区分宋代前后的不同情况。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定梁、唐邻山县在大竹西南清水公社牌坊场，并认为宋邻山县“仍治古潾州城”（牌坊场）[38]，其定位的准确性不论，与梁、唐邻州分治邻水县、邻山县及宋邻山县移治的史载明显矛盾。任乃强《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定故邻山城在今大竹县西南六十里的庙坝场，并认为其北的大城寨是兵乱年代邻山县的迁驻地[39]，仍然没有辨析两个邻州治县的区别和宋邻山县迁治故邻州城的问题。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定唐邻山县、邻州在今大竹县四合镇，定武德元年析邻水县所置的盐泉县在今邻水县兴仁镇，虽未直接考证宋邻山县的治地，但在注释中认为谭图将唐邻山县定于今大竹县团坝乡“乃误与宋潾山县相混”，等于认可宋邻山县的治地在团坝乡。[40]郭黎安《宋史地理志汇释》在“邻山，下。梁县。乾德三年，移治故邻州城”按语“治今大竹县东南”，直接引用了晚近地志所记梁、唐邻山故城的方位，但未给出宋代移治后的地点。[41]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安历代治地沿革考》考证梁邻州、邻水县的治地在今兴仁镇[42]，按宋邻山县移治故邻州城的史载，这里应该得出宋邻山县治也在兴仁镇的结论，但该书却根据峰门铺宋碑的内容推出宋邻山县治不在兴仁镇。[43]

故邻山县治的定位姑且不论，与本文直接关联的是宋邻山县移治故邻州城的地点。值得重视的是道光《邻水县志·沿革》的相关记载，“古邻州故城，则在邑之邻山里也。古邻山县故城，则在大竹县东南”，“元至元二十年省（邻水县）入大竹县，改邑治为邻水镇，并省邻山县亦入大竹。明成化二年复置（邻水县），移治故城西，即今县治也，将邻山县移治之（邻州）故城名为邻山镇”，“明以邻山县名邻山镇，特以宋曾移治于此故耳，原其初则系邻州故治也。”[44]可知元代邻水县和邻山县并入大竹县后，原治地皆以县名为镇，之后邻山县未再复置，明代的邻山镇就是宋邻山县移治故邻州城之处。参见《元丰九域志》，宋邻水县有“邻水、太平、荣支、长乐、澟图、廉并、合禄、龙会、乐游、安仁十一镇”，宋邻山县有“邻山、巴王、荣山、龙门、沙溪、金山、石船、罗峰、多来、石洞十一镇”，[45]其首镇与县同名，应为县治所在，可以联系元明省县时期在原治以县名为镇的情况。据康熙《邻水县志》记载，明代邻水县隶四乡，编户一十六里，“东为邻山乡，连垫江县界，统邻山、新民、石船、嘉会四里”，清初“兵燹之后，里存人亾，孑遗无几，今仅编集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