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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夔国文化探索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所要涉猎的夔国,是指大家通常所说的芈姓国家。拟从夔国的疆域、立国时间及与楚丹阳的时空关系等几个问题入手,略陈己见。
夔国的疆域
讨论夔国的疆域,首先要联系到秭归,因为很多文献都认为秭归就是早期的芈姓夔国。《汉书·地理志》载:“秭归,归乡,故归国。”[4]《后汉书·郡国志》亦载:“秭归,本归国。”[5]《左传》有“秋,楚人灭夔,以夔子归”[6],杜预注云:“夔,楚同姓国,今建平秭归县”。[7]宋衷说:“归即夔。归乡,盖夔乡矣。”[8]“归”、“夔”音近,古通用。如此看来,归国也就是夔国,也就是秭归县。笔者认为,上述的秭归、夔国、归国是指其有效的控制范围或者疆域,并不是仅仅指其治所。秭归于西汉元始二年(26年)立县[9],其后县域范围发生两次较大变动。一是三国东吴景帝永安三年(260年),析秭归北界置兴山县。其后兴山与秭归分合四次,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后开始相对稳定。新中国成立后,兴山县又曾将所属部分县域划归大老岭林场(今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和神农架林区[10];二是南朝刘宋景平元年(423年)分秭归西部入归乡县(今湖北省巴东县)[11]。西汉时期秭归置县时的版块,应包括现在的秭归、兴山、巴东县的南部、神农架的木鱼镇和新华乡、夷陵区大老岭林场的部分辖区。
其实,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的夔国还应该包括现在的重庆市巫山县。一是《巫山县志》的建制沿革篇明确记述有“周围夔子国地”[12]。《华阳国志·卷一》说巴人地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其中“鱼复”《汉书·地理志》秦置巴郡下辖的鱼复县,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市奉节县。二是考古工作者在巫山双堰塘遗址发现有一种腹部饰方格纹,裆上部有三个圆形乳钉的陶鬲,器形具有卷沿、方唇、矮颈、瘪裆、柱足的特征;同时还发现有施放射形暗纹的豆等。经碳14测定,其年代范围为公元前910—806年,基本框定在西周中期至西周晚期这一阶段内[13]。类似的器物在秭归庙坪也有发现,有研究者认为这类遗存属于夔文化[14]。
《国语·郑语》“芈姓夔越不足命也”,三国吴人韦昭注:“夔越,芈姓之别国,楚熊绎六世孙曰熊挚,有恶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挚自弃于夔,其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15]按此熊挚自窜于夔后与楚国还是有一定联系,不然怎么会有“(楚)王命为夔子”呢?其后代也曾开疆拓土,至少保障了楚国西部疆域的稳定安详,不然“子孙有功”从何而来?
夔国的控制范围北部抵达现湖北省神农架的大九湖、木鱼、新华一线,东至夷陵区的大老岭、太平溪,南部邻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贺家坪、茶园,西靠重庆市奉节县东界。当然,熊挚自窜于夔时能够有效管辖多大范围,我们现在并不能完全确定,上述范围可以视为夔最盛时期的疆域或有效控制范围。
夔国立国时间
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三国谯周《古史考》云:“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长子挚有疾,少子熊延立。”[22]他就持从熊渠、熊翔到熊挚及熊延是祖孙三代人的关系论。类似的观点今人李零认同,考证熊挚红是熊翔,而熊挚与熊延是熊挚红下一辈[23]。李守奎认为“挚和延是挚红下一世的意见可取”[24]。黄凤春仔细研判相关记载,认为“熊挚红与熊挚并非一人是显而易见的”[25]。新近发现的《楚居》竹简中亦有一段关于熊渠至熊延的世序记载,整理者认为所涉熊渠、熊翔、熊挚、熊延四人是祖孙三代而并非父子两代,亦支持后一种看法。[26]
挚红是挚,还是熊翔?从熊渠到熊延是两辈人,还是三辈人?这些问题对于研讨夔国立国时间至关重要,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判断在周厉王这个时间段是绝对的,至少《史记》的记载可以印证这个结论。
《史记》中有一个“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的契入点。依夏商周断代成果,这一年应是公元前827年。然后熊霜往前的楚王熊严在位10年,再往前的楚王熊勇在位10年,熊勇再前就是熊延,在位多少年《史记》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前827年向前推20年,就是公元前847年,这个节点就是熊延的卒年,也在周厉王时期。而熊渠在位时周厉王亦在位。所以说,从熊渠到熊延之间的几位楚王也就只能在周厉王时段。周历王在位是前877—前841年。考虑熊渠和周历王同时在位的时间,至少以一年计,后面计算的节点可以控制在前847年,这中间的三十年时间就是熊渠到熊延之间的几位楚王在位的时间,熊挚奔夔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是前876—前847年之间。
《楚王世系表》持挚红和挚是一个人的观点,且认为其在位时间为前876年,如果此结论可信,那么可以把熊挚奔夔的时间确定在前876年,但是在挚红、挚、熊翔这几位楚王的辈份体系没有搞清楚之前,只能是推测而已。
关于熊挚奔夔的时间问题很多人做过研究。蔡运章认为“熊挚封夔的时间,当在商周之际”[27],孟华平认为:“夔始自熊挚还是熊挚之后人,都距熊渠的年代不远。”[28]尹弘兵说:“熊挚奔夔的时代,按熊渠的活动时间为周夷王、厉王之世,则熊挚奔夔应为厉王后期,正当西周晚期。”[29]何浩云:“熊渠之死与熊挚红的即位,事在周厉王之世的西周后期前段。熊胜之死及熊挚窜夔约当周孝王之世。据此,熊挚立夔,当在孝王或周夷王之时的西周中期后端。”[30]罗运环则认为:“熊挚自窜于夔应在其叔父熊延政变篡位之际。时当周厉王之世。《史记·楚世家》载,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当周厉王奔彘之年。则熊挚窜夔的时间下限还可精确到公元前847年(熊勇元年)以前。”[31]徐少华说:“关于熊挚嫡嗣奔夔的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说法,随着《楚居》的面世,熊挚、熊延世系的逐渐清楚,大致时间应可推知。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按照学术界一般的看法,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周厉王出奔当年改元,若时为楚熊勇六年,则其元年即公元前846年,其父熊延当死于公元前847年。以熊延在位十五年计算,则其“弑而代立”约为公元前861年左右,即周厉王的前期,熊挚之子窜夔亦应在此时,亦即芈姓夔子立国的时间。则熊毋康、熊挚与熊延三位楚君的在位时间只有25年左右,其中熊延的在位时间最多不过l5年。”[32]
除蔡运章考证的时间范围跨度太大以外,其余人均认为“熊挚奔夔”发生在孝王至厉王这个时间段,徐少华甚至精确到公元前860年左右。
综合而论,夔国立国的时间可信在前876—前847年之间。
夔与楚丹阳的时空关系
其实不然。首先从时空范畴来讲丹阳、夔国同在秭归是可行的。早期楚国所居丹阳应为与周成王、康王同时代的熊绎所居。从《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35]《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36]记载中可以找到依据。《左传》中说熊绎事周康王,而《史记》中却说他事周成王,其实并没有矛盾。因为成、康是前后顺承的两位周王,熊绎应该都事奉过,因此就有了《史记》和《左传》这种稍有差别的记述。另外还有《世本》所曰“楚鬻熊居丹阳”的记载,相比熊绎所居丹阳年代更早。按夏商周断代成果,周康王在位是公元前1020—前996年,也就是说至迟在前996年,早期楚国的都城在丹阳。而夔国立国却在周厉王(前877—前841年)时期,不会早于前877年这个时间节点。丹阳所在的最晚时间与夔国立国最早的时间相差一百二十年。这也说明,熊绎在丹阳居住时,夔国还没有立国,而夔国建国时,楚国的都城已经不在丹阳了。其次是分封制度允许。熊挚、熊延两兄弟闹别扭,结果熊挚交出了王权,跑到秭归(理论上也是楚的势力范围)做夔子,成为楚的附庸。这种类似分封的制度在楚国亦有例证:“(熊渠)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37]铜器铭文中的“邓公”、“羕陵公”,有学者主张就是楚的封君。当然,这是周王实力衰落、国力不强造成的,他所分封的诸侯国国力强大而逐渐摆脱周王朝的控制,自行其事,随意分封。
如此看来,夔国立国与楚丹阳在时空范围内并无地域上的冲突。
夔国的文化
两种观点看起来颇有些不一致,其实也有很多共同点可以发掘。比如釜、鬲、豆等,杨文在夔国文化陶器图中也有豆。尹红兵在《楚国都城与核心区》中对这些器物做过综合分期研究,其器类的演变规律有轨迹可循。笔者以为这批器物归属夔文化更为合理。俞伟超先生讲:“庙坪的西周时期遗存有典型的楚式大、小口鬲,又具周式鬲的瘪裆形式,其文化性质和年代是清楚的。但史载楚人建国之君熊绎的六世孙熊挚曾奔于秭归,立为夔子之国。夔、楚同姓,文化面貌大概差不多,所以这个遗存或许是夔国的。”[40]把庙坪的二、三期文化视作夔文化是没有问题的,这批器物和杨文所言的器物在形态上有较清楚的承接关系,可以视作夔文化的早期形态,杨文所言的器类则归结为夔文化的晚期形态。至少,它们都有夔文化的元素存在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两人所讲的夔文化都是可信的,器物有演变轨迹可循、时间衔接无缝、地域大致一样、且有共性纹饰方格纹等共性,可以看做是夔文化早晚的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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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周 浩
责编:徐 进
审核:林必忠
编务:刘 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