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李芃芃

——2010年，宿白先生为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整理基地题词

图/宿白先生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来源：历史沿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pku.edu.cn)

宿白（1922.8.3-2018.2.1）先生，字季庚，辽宁沈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后任职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学教研室、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1947年起兼读文科研究所考古研究生。1952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是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197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任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2年，协助邓广铭先生成立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为中心主要创办人之一。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成立，任系主任；同年被聘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宿白先生先后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

宿白先生学术成就卓越，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者、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在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城市考古、墓葬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做出了突出学术贡献。2016年获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图/宿白先生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后与学生安家瑶先生合影，来源：对话｜考古学者安家瑶：以考古重现真正的汉唐气象_古代艺术_澎湃新闻-The Paper

宿白先生关心文物古迹保护事业，常年亲躬文物调查与考古发掘工作，积累了大量文物文字、影像和测绘一手资料，为摸清文物家底、进一步进行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基于城市考古、建筑考古、石窟寺考古等研究视角，宿白先生的学术成果对历史文化名城、古建筑和石窟寺的保护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宿白先生坚守教学一线，终生致力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主要创办者，20世纪50年代曾指导多届考古人员训练班教学工作，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很多都受教于先生。宿白先生还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讲授中国佛教考古学，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晚年宿白先生将一生讲述辑为《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六本出版，为考古教学工作提供样板。2013年，获北京大学蔡元培奖，这是北京大学教师的最高荣誉。

图左/：1956年宿白先生（右二）带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3级同学在洛阳实习，来源：kaogu.cn

图右/：1952年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合影，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pku.edu.cn)

谨以此文纪念宿白先生诞辰100周年。

宿白先生的教育与研究之路

——宿白口述,张弘采写《考古学家宿白：古佛会今人》，2006 [1]

宿白先生成长于沦陷区城市沈阳，九一八事件爆发时读小学四年级。上中学时期宿白先生逐渐对中国历史、地理产生了兴趣，1940年入学北京大学史学系，后又在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

图/1943年宿白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

——宿白口述,张弘采写《考古学家宿白：古佛会今人》,2006年 [1]

在北京大学期间宿白先生进行了广泛文史学习和研究，涉猎方向颇多。先生曾随冯承钧先生学习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随容庚先生学习历史、古文字、金石学、卜辞研究和书法篆刻，随孙作云先生学习中国古代神话及民俗学和楚辞，随寿石工、金禹民先生学习篆刻。1946年秋，原北京大学自昆明西南联大迁回北京，宿白先生又随汤用彤先生学习佛教史、魏晋玄学，随陈垣先生学习史源学，随赵万里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开启了宿白先生的史学探索之路。研究生期间，宿白先生随导师向达先生治中西交通和考古学，随董希文先生学习素描。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也曾前往旁听。此外，宿白先生本精通日文，后为学习中外文化交流，还特在中法大学专门学习法文一年。[2]

宿白先生后来曾回忆说：“这些外系的专业课，对我后来的考古研究和调查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广泛的涉猎和学术大家的指导拓展了宿白先生的史学研究视野，为先生在城市考古、建筑考古、佛教考古等多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宽广、坚实的学术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宿白先生全力投入中国现代考古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考古学的专业背景使先生十分注重田野调研工作，积累了大量一手田野资料，为文物古迹普查和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目录学背景与对学术资料整理工作的重视

文物古迹的调研记录是保护工作的开端，对既有调研记录成果的整理更是尤为重要。宿白先生早年长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兼职，跟随赵万里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还曾参与李盛铎藏书编目等重要工作，在目录学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积累。目录学是文史研究的重要入口，终宿白先生一生，均可看到其在研究中将对文献和既有成果的收集整理放在首位，不仅为其后续多领域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固基础。

█ 文物古迹保护基础资料整理成果

（1）对日占时期日本学者在华北地区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的详细整理

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学者在中国境内进行了大量文物调查和盗掘工作，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宿白先生精通日文，受历史原因影响，从学生时代起便十分关注日本学术界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和文物调查工作。

1947年1月，大公报天津版分两期连载宿白先生文章《八年来日人在华北诸省所作考古工作记略》。《记略》梳理了八年间活跃在华北的东京帝国大学、东京文化研究所、东京东方文化学院、庆应义塾大学等学术单位及设立的热河特别古迹保存会、蒙古文化研究院、资源科学调查所、佛教史迹保存会、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等考古和文物工作机构，并详细整理了日本学者和团体1937-1945年间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南等省二十六地的文物调查和考古工作。[3]

对相关工作进行整理后，宿白先生认为日本学术界所做工作由于时间仓促，完成得并不充分，大部分研究成果也因战事紧急而未能付梓，号召我国考古团体“急起直追”，并号召政府“应迅速索回八年来日人窃去之古物”。

宿白先生在《记略》中对各处遗址遗迹的详细情况及各学者学术活动了解之详细，无能出其右者，是百废待兴之际我国开展自身文物调查工作的重要基础。

（2）学术史整理贡献文物古迹保护工作

宿白先生在多领域的研究中均注重对学术史的整理，为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归纳梳理了全面且有代表性的著作和实例。

例如，先生在《中国古建筑考古》中以20世纪初期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等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为起点，详细梳理了建国以前营造学社的田野和学术成果，以及建国后的古建筑发现和重要保护修缮工程案例，强调了古建筑研究对于考古的意义。这一梳理清晰地归纳了各时期围绕我国古建筑进行研究的学者及代表著作著作，也建立起我国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发展脉络。为后来继续进行古建筑保护修缮工作，乃至深入研究古建筑保护思想搭建了一副坚实的“脚手架”。

█确立主客观分开的文物古迹调研和考古发掘报告撰写范式

文物调研报告和考古发掘报告是田野工作的重要成果 ，成熟完善的报告是后续深入研究和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宿白先生主张将报告与研究部分分开撰写，以达到主观与客观分离的目的。

图/宿白先生前往发掘白沙宋墓前在许昌专署，来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pku.edu.cn)

1951年，宿白先生曾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建设区墓葬的考古发掘，发掘材料后经整理于1957年出版为《白沙宋墓》。彼时，除营造学社曾发表过较多古建筑调研报告外，尚没有成熟的、可供参考的考古发掘报告案例。1952年日本京都大学田村实造、小林行雄撰写的辽代庆陵壁画墓发掘报告《庆陵》出版，报告中进行了精细描述，注释中对重要名词进行了解释并附有插图，这种著作体例大概对宿白先生有所启发[4]。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的正文部分完全客观地对发掘成果进行了描述，在注释部分，则融入自己的研究，从历史学、建筑学、美术学、民俗学等多领域将墓葬蕴含的信息揭露出来。

宿白先生所独创的报告编写方式避免了编写者主观意识影响读者对文物古迹的了解和判断。

此后，宿白先生常年关注田野调研和考古发掘报告的规范编写和及时出版工作，参与创办2004年龙门石窟“石窟考古波报告培训班”、2008年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报告编写工作高级研修班”等工作。确保了通过调研报告这座桥梁，能够使得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多学科背景融合下的文物田野调研和保护工作

——宿白

摸清文物家底、对文物进行田野调查和记录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开端。建国后，出于基础建设、学术研究和教学等各项工作的需要，宿白先生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不间断的文物田野调研工作。不但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构建起文物古迹保护工作的坚实基础，而且与学术研究相结合，逐步建立起了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学科体系。在整理研究阶段，宿白先生注重二重证据法，在如实梳理调研成果的同时，大量引用相关文献，通过田野调研和研究还原古代社会的面貌。

更为重要的是，在田野调研工作中，宿白先生曾在浑源古建筑调研工作中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紧密合作，逐渐形成了对建筑考古的理解和认识；在中国美术史课程的教学工作中，与郑振铎、阎文儒等先生合作，进一步接触到了美术史相关知识和方法论。多学科的结合使得宿白先生将建筑、石窟、城市等研究内容在考古学研究中融会贯通。

█ 古建筑调查与保护

宿白先生是最早将古代建筑纳入考古学领域的人。先生致力于将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古代建筑的调查和研究，注重古建筑的断年分期、分区和类型，使古代建筑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可靠史料，引领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新方向。[5]建筑史学研究之外，宿白先生对古建筑的保护主要贡献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古建筑大量调查、测绘、摄影资料的积累，其二是对古建筑群平面和单体复原研究成果，两者都为古建筑保护构建了重要基础。

（1）雁北与东北地区的文物古迹调查工作

1950年7月，时任中国文物事业局局长郑振铎先生组织了建国后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文物勘察团“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雁北文物勘查团”，对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进行了全面调查[6]。宿白先生作为考古组成员，与陈梦家、傅振伦、阎文儒、王逊等先生一道[7]，调查了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和广武的古墓群等，同时还加以测绘、摄影、记录，并做些小规模的发掘工作[8]。同年9-11月，宿白先生又参加文化部组织的东北考古发掘团，调查了义县奉国寺及万佛堂石窟等遗迹。

回程后，宿白先生参与编写建国以来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的调查报告[9]《雁北勘查团报告》，撰写《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10]一文，对浑源金代永安寺、圆觉寺的历史沿革、建筑布局及形制、佛像壁画、题刻碑文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考证，为古建筑研究和保护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

——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2004年 [10]

调查中，宿白先生注意到了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圆觉寺释迦塔正在面临的种种威胁，在提出“修补”“安装避雷针”“拔除杂草”“禁止游人随便攀登”等解决当下棘手问题的措施基础上，建议派遣专家进一步仔细勘测，再作有计划地修理保管。

图左/：《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书影，来源：文献资料[9]

图右/：《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来源：文献资料[10]

█ 永乐宫搬迁前调研

1956年，为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治理黄河水害，文化部决策拟将其永乐宫整体搬迁至原址东北22公里处的芮城龙泉村五里庙附近。为了配合永乐宫的迁建工作，同年，文化部组织文物和美术工作者对永乐宫开展全面的调研和壁画临摹工作。宿白先生和赵正之先生前往永乐宫考察，梁思成先生派王世仁和杨鸿勋先生前往协助。

宿白先生对永乐宫作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详细地记录到一批重要的题记，将考察成果结合文献研究整理为《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1962）[11]、《永乐宫调查日记》（1963）[12]等文章发表，为确定壁画绘制的作者和年代提供了依据，为迁建和保护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左/：《永乐宫调查日记》，来源：文献资料[12]

图右/：《永乐宫创建史料编年》，来源：文献资料[11]

█ 西藏文物调查组

——宿白口述,李韵、吕梦采写《宿白的特别之处》，2014年 [13]

1959年，为配合全国文物普查，宿白先生参与了文化部组织的西藏文物调查组，前往西藏调研佛教文物遗迹。在西藏的半年多时间里，宿白先生的考察足迹遍布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对所考察的寺庙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测绘。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文物调查工作。1988年应西藏文管会邀请，宿白先生再次进藏，重新整理了当年的材料，后又对甘肃、青海、内蒙、北京、杭州等地的藏传佛教遗迹进行补充调研。8年后，著作《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

图/《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书影，来源：宿白先生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 (kaogu.cn)

——宿白口述,张弘采写《考古学家宿白：古佛会今人》，2006年 [1]

宿白先生完全继承了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所开创的古建筑调查研究方法，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沿革、建筑形制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充分记录和细致的剖析，在藏传佛教建筑和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创之功。在历史进程中，萨迦北寺、甘丹寺等多处寺庙曾遭到严重破坏，宿白先生调研所留下的文字、影像及测绘记录成为了日后西藏文物保护和复建的重要基础资料。

当然，本次调研的意义远不仅限于西藏佛教史迹本身。在研究中，宿白先生征引了大量藏地文献，仅附录《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中就涵盖了藏文史书40余种，实际调查研究中所涉猎的文献当远超于此。将文献史料与田野调研成果相结合，宿白先生采用考古学的方法对藏传佛教建筑进行了分区分期研究，兼而讨论了西藏历史、政治、文化、经济、艺术以及西藏和内地交流史等多方面内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