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从二十八宿看唐宋时代吐鲁番之文化杂糅-深度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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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富学 | 从二十八宿看唐宋时代吐鲁番之文化杂糅

摘要: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为了观测天象及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运行，将天球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不等的部分。每一部分作为一宿，用一个位于赤道附近的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分属四方，分别称作：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 ...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为了观测天象及日、月、五星在天空中的运行，将天球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二十八个不等的部分。每一部分作为一宿，用一个位于赤道附近的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分属四方，分别称作：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图1）[1]

图1：二十八宿

中国有二十八宿，巴比伦、印度、波斯、阿拉伯和埃及也有。它们虽然略有不同，而同出一源则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至于源自何国，学界迄无定论，最初主张源于印度、巴比伦的人很多，但现在人们多主张起源于中国，一般认为其创始年代可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

二十八宿是古代天文学家观测恒星的基础和记录特殊天象方位的依据，除汉族外，我国周边地区古往今来的不少民族（如鲜卑、吐蕃、西夏、契丹、水、苗、彝、纳西、傣、蒙古、满、维吾尔等）都引进了这种观测恒星的方法。在我国西南地区的纳西族中，至今还有不少人可顺口背出二十八宿，而且对星的形状、数目都说得比较清楚。这些星宿的名称与山林动物有关，如有3个星官称猪，4个称蛙，另外被称为野鸡、鹰、豪猪、马者各有一宿，都分别绘有特定的图像，另一些星宿的名称则直接以本身的形状来表示，如表示三星角(参宿)，用表示六星角（昴宿），以表示野鸡（鬼宿）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纳西族二十八宿以织女神身体的各个部位命名，共有九宿，在二十八宿中占据三分之一，占据范围比整个天蝎座还大。以昴为首，说明它受到了印度系统的影响。而凉山彝族呢？则全以具体的动物名称来命名，这些动物有鹦鹉（4个星官）、鸡（5个星官）、豹（7个星官）、猪(1个星官)、牛(3个星官)、马(1个星官)等。同汉族的以“角”起首的顺序不同，它是以“氐”为首的。据研究，氐宿在春秋战国时代春分左右黄昏时东升。由于地球一夜之间自转180°，那么氐宿在春秋战国时代春分左右黎明时就已西落了，而在冬至左右黎明时则是上中天。说明彝族是根据春秋战国时代冬至左右黎明上中天的天象而定二十八宿之首的。[2] 1974～1975、1993年，人们先后又于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发掘出辽代的彩绘二十八宿图（图2），虽为辽代之物，但与中原二十八宿完全一致。[3] 敦煌星图(S.3326)亦然（图3）。[4] 基本上属于中原文化系统。

图2：河北宣化辽墓彩绘二十八宿图

图3：敦煌星图(S.3326)

我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文化上呈现出五彩缤纷之势。同为二十八宿，表示方法却千差万别。然就某个地区、某个民族而言，文化系属一般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如果说有例外，首推的恐怕就当为新疆吐鲁番地区了。从本世纪初以来吐鲁番相继发现的壁画、写本看，这里的二十八宿显得相当复杂。现据已知发现物略述其要。

1.本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于吐鲁番发现唐代写本一卷，内有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惜写本残损严重，十二宫中仅存天称宫、天蝎宫，二十八宿中仅存角、亢、氐、房、心、尾、轸七宿，均配有图像，与中原所见完全一致，[5] 很有可能是从内地传入的。

2.1963～196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两地的部分墓葬进行了发掘，在属于7～8世纪的65TAM38号墓主室顶部及四壁上部发现有用白点表现的二十八宿。星点之间用白色细线连接，东北壁用红色绘圆形，象征太阳，内有金乌；西南壁以白色绘圆形，象征太阴，即月亮，内有桂树和持杵玉兔；旁边有残月，象征朔望，其画法与内地完全一致。但对星宿图形的处理却有不少独到之处。它将各宿进行了图案化处理，使之更为逼真、形象，但又不破坏各星宿的面貌，是一幅经过当地天文学家实际观测后凭经验绘出的独具匠心的创新之作。更为有趣的是，它将东方苍龙七宿绘于左方，即西方，而将西方白虎七宿置于右方，即东方，东西方向颠倒，其意可能在于表示阴、阳二界之不同。[6] 此图一方面反映了内地天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吐鲁番当地天文学的独到之处。

3. 1904～1905年间，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于吐鲁番高昌故城发现的用回鹘文书写的二十八宿小残片1纸（编号T. II. D.79，图4），有文字6行：[7]

原文汉译

1.… ulkar yultuz 昴宿

2.pir baqrsuqra yultuz 毕宿

3.tsui arantir yultuz 觜宿

4.sm quisuq yultuz 参宿

5.tsii tirgak yultuz 井宿

6.… yaltrak ad… 鬼[宿]

图4：高昌故城出土回鹘文二十八宿残片

从其内容看，当为汉－回鹘文对照的二十八宿词汇表，现存者为其中的18至23宿。

4.1905年，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于吐鲁番胜金口掘获回鹘文二十八宿写卷1叶（编号T.II.S.131，图5），现存文字21行，每行开首书二十八宿名称，随后配以对应的黄道十二宫，其对应关系用多重线条指示。该写本首尾残缺，现存第一行为胃宿，最后一行为箕宿。[8] 我们知道，中国的二十八宿是以“角”起首的，印度以“昴”起首，而阿拉伯以“娄”始。可见，文书首部所缺为娄宿，此文书之娄宿在昴宿、角宿之前，说明它依照的是阿拉伯排列次序。

图5：吐鲁番胜金口出土回鹘文二十八宿残片

5.1905年，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于吐鲁番交河故城发现回鹘文写卷1叶(编号T.II.Y.29)，正面书回鹘文二十八宿，背面为书写于公元1202年的回鹘文历法。此二十八宿在文字前均配有星图，其画法虽与中原宿图有相近之处，但还未发现完全一致者，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所见宿图相较，差异也不小。请参见下表：

那么，此图是对中原或阿斯塔那墓二十八宿图的改版甚或另有所本呢？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该写本保存比较完好，起自昴宿，结束于胃宿。显而易见，该二十八宿的排列顺序遵循的是印度习惯。

6.胜金口石窟第6窟为高昌回鹘时代开凿的一处洞窟，穹窿顶中间绘有大莲花，莲心为骑马的太阳神，莲花边缘垂幔，下面配星宿图。今存自柳宿以下至胃宿图22幅，所缺星宿有昴、毕、觜、参、井和女宿。各星宿图榜题框内，上书汉文，下用回鹘文拼写梵语星宿名称（图6）。[9] 显然，此图的绘制受到了中国、印度文化的双重影响。由于星图是环绕圆形莲花绘制的，故无法看出其以何宿起首。

图6：胜金口石窟第6窟星宿图

7.最后一件二十八宿图是可见于吐峪沟4号窟窟顶的那幅（图7），当为唐代的遗画。本世纪初，英人斯坦因（A.Stein）于吐峪沟从事考古工作时，将其切割成二十余块，携往印度，今存新德里国立博物馆。[10] 对此图的内容，学界过去多以佛教壁画释之。印度著名中亚史学者贝奈尔吉先生经过细心研究，从中找到梵文榜题十数则，其中可辨识者有Pūrvā-Phalgunī、Uttarā-Phalgunī、Anurādhā、Viśākhā、Maghā、Dhanisthā、Mrgaśīrsa、Svśti、Bharani、Citrā、Rohinī等，分别相当于二十八宿之张、翼、房、氐、星、虚、觜、亢、胃、角、毕等。[11] 可见，此保存较完好且图像清晰的藻井原为一幅二十八宿图。各图内均绘有人像，有的手持物品，有的空手但作着不同的姿势，分别代表着各宿的主持神，这是印度二十八宿所特有的表示方法。显然，该图应肇源于印度文化。

图7：吐峪沟4号窟窟顶二十八宿图（图7）

吐鲁番二十八宿壁画、写本的发现，丰富了我国天文学史的内容。通过它，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清楚地看到吐鲁番古代文明的多样性。如所周知，吐鲁番地处贯通中西的丝路北道之襟喉，历史上曾是车师、匈奴、汉、粟特、吐蕃、回鹘、契丹、蒙古等多民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更有来自印度、波斯、西亚的文人、传教士、商旅、使者在这里活动，他们同来自中国的汉、藏、蒙古人一道，给吐鲁番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文明。从这里发现的有关二十八宿的壁画与写本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如第1、2、3条），又可看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如第5、7条），还可看到阿拉伯文化的渗透（如第4条）和中印文化的交互影响（如第6条）。在此基础上，吐鲁番当地人民也根据自己的观察不断进行创新。尤其是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9～14世纪），回鹘人更是以容纳百川之气概，借鉴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文化之优秀成果，以充实、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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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宝田、陈久金：《纳西族的二十八宿与星占术》，载《东巴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328页；陈久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丛书·天文历法卷》，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356～362页。

[2] 邓文宽、陈宗祥：《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探》，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6～89页；陈久金：《彝族天文学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3]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墓壁画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8期，第33～34页，图版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辽代彩绘星图是我国天文史上的重要发现》，载《文物》1975年第8期，第40～44页；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载《文物》1995年第2期，第13～19页。

[4]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8～93页。

[5]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I, SPAW,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36, S.371-374, Taf. VII,.

[6]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9～90页；杜昇云：《新疆少数民族天文学撮要》，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39～143页。

[7]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I, SPAW,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36, S.344, Taf. III.

[8] G. R. Rachmati, Türkische Turfan-Texte VII, SPAW, Phil.-hist .Klasse, Berlin 1936, S.299, Taf. II.

[9] A. Grünwedel,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uku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Münich, 1905, Taf. XXIV-XXVII; 孟凡人等编《高昌壁画辑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221页，图260～281。

[10] F. H. Andrews, Wall 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948, X. Toy. VI. 02720; 孟凡人等编《高昌壁画辑佚》，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图309。

[11] P. Banerjee, Naksatras on the Ceiling of a Buddhist Shrine "Toyok", Bodhi-Rasmi, New Delhi 1984, pp. 146-149, pl. I-II.

编按：本文原刊《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第59—62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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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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