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面临世纪交替之际，近期我们看到不少学者在论作中引述王国维先生的名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注：《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第65～69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这篇文章，是王国维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教，暑假应学生会邀请作的讲演，原发表于《清华周刊》上（注：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43～144页，中国文史出 ...

当面临世纪交替之际，近期我们看到不少学者在论作中引述王国维先生的名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注：《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第65～69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这篇文章，是王国维1925年到清华研究院任教，暑假应学生会邀请作的讲演，原发表于《清华周刊》上（注：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43～1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他指出，中国“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而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四项“最大发现”，就是“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这四项发现，后来果然都形成了专门学问，为海内外学术界共同研究，各有其重大影响。无怪乎现在回顾20世纪的学术史，大家都要谈到王国维的远见卓识了。

王文说到的“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随后又屡有出土，并且在其他地方也有许多简牍以及帛书发现，其性质、内容和年代等方面，范围均比王国维所见扩大了许多。对各种简帛的研究，日臻兴盛，所形成的学问便是简帛学。

古人说“书于竹帛”（注：《墨子·兼爱下》、《天志中》。），竹木质的简与丝质的帛，是古代中国人书写所用的主要材料，直到六朝时期，才逐渐为纸所代替。因此，“简帛”长期被作为书的同义语，源出自简帛的若干词语，如“编”、“册”、“篇”、“卷”等，甚至沿用至今。可以想像，古代的简帛，数量应该是非常多的，不过其质料容易损毁，埋藏地下更难保存。尽管是这样，简帛仍是出土文物的一大门类。

迄今已发现的简帛，按照它们的内容性质，主要可以划分为书籍和文书两类。

书籍，指的是狭义的书，依《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经）、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汉志》未收的，如法律，遵照后来的目录传统，也可以列入。

文书，包括当时朝廷及地方的文件、簿籍、档案。边远地区所出与屯戍、津关、驿传等关联的材料，尤有特色。一些私家的簿籍，亦得附属于此。

在这两类以外，还有日常生活使用的书札、历谱，有关丧葬的祭祷记录、遗嘱、遣策等等，虽然零碎，仍各有特殊价值。

占简帛主要部分的书籍和文书，两者性质不同，研究的方法途径有其明显区别，经过好多学者努力，看来已经各自成为独立的学科分支。本文想专就简帛书籍发现和研究，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

前面讲到的殷墟甲骨、敦煌卷子，都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首次发现的，简帛书籍的发现则并不自近代始，其历史实际可以上溯到西汉早年。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焚书事件。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命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所制定的律文，即《挟书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参看李学勤《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周秦汉唐研究》第一册，三秦出版社，1998年。）。汉因秦律，在一段期间内，《挟书律》仍然施行。看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书籍，范围均限于法令、医药、卜筮之类，可知《挟书律》的威压是相当有效的。

《挟书律》的解除，是在汉惠帝四年（前191年）， 该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注：《汉书·惠帝纪》。），人们才重新获得收藏阅读书籍的自由。《挟书律》的执行，虽然仅有二十多年，但给学术文化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为了继续和发展先秦已经辉煌繁盛的学术传统，汉人在收集、整理前代遗留的书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简帛书籍，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重见于世，并且得到重视的。

那时出现的曾遭禁绝的书籍，大都是学者在法令威迫下隐藏起来的。例如《史记·儒林传》载：“伏生（胜）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他所传的是《尚书》。类似的例子如《经典释文·序录》云，《孝经》在秦火时“亦遭焚烬，河间人颜芝为秦禁，藏之。汉氏尊学，芝子贞出之。”

伏胜的《尚书》，颜芝父子的《孝经》，皆为焚书以前的旧籍，肯定是以六国古文书写的。这些书重新出现之后，当时像伏胜这样辈分的人仍能读六国古文，在其教学之中传抄，便改用秦统一文字后的字体，于是他们的本子被称为今文，原来的古文不再传流于世。

《左传》的情形有所不同。张苍从荀子处传得《左传》，汉兴，献其书于朝廷，所以《左传》的古文本在中秘保存下来（注：参看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122页，中华书局，1984年。）， 《左传》也就称为古文经了。

焚书时壁藏的书籍，有的很长时间没有被取出。最著名的事例，是汉景帝末年发现的孔壁中经（注：年代依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第82页，中华书局，1987年。）。据《史记》、《汉书》记载，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孔子后裔孔安国将书上献武帝，适遭巫蛊事件，朝廷将这批书退还给孔安国，其学于是在孔家流传。

景帝时，还有河间献王好书，所得都是古文先秦旧书，如《周礼》、《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注：年代依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卷一，第70页，中华书局，1987年。）。

此后，古文书籍有不少零星发现，史不绝书。最重要的，是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 年）发现的汲冢竹书（注：年代依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1960年。）。这是从汲县一座战国晚期魏墓里出土的，经束晳、荀勗、傅瓒等整理，有书七十五篇，另“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他们整理的成果，《穆天子传》（包括《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传世至今，《纪年》、《师春》、《琐语》有部分佚文留传。

从现在我们整理研究先秦简帛书籍的经验感受来看，汉晋学者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孔安国的时代，距秦统一文字已久，六国古文早被罢弃，能直接读古文的人也已没有了。孔安国研究孔壁《尚书》，“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注：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这种按古文形体结构，转写成隶书的方法，后来通称隶定，是每个研究古文字的人必须使用的。荀勗等整理《穆天子传》，先缮写古文，继列释文，缺字用方框（□）表示，也为古文字研究者共同遵循。

古文书籍的发现，为当时学术界带来新的风气。孔壁中经及河间献王所得《周礼》等，与已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多有不合，酿成今古文之争，结果是古文胜了今文。对古文本身的研究也成为传统，王莽时规定文字有“六书”，第一是“古文”，即“孔子壁中书”；第二是“奇字”，为“古文而异者”。东汉初许慎《说文解字》，也收有“古文”、“奇字”。曹魏正始年间，刻了三体石经《尚书》、《左传》（传文仅刻出一部分），三体为古文和篆、隶。古文书籍影响的巨大，于此可见。

文字方面的古文之学，一直下传到宋代。北宋初，郭忠恕著《汗简》，系按《说文》部首编的古文字典。他用“汗简”作为标题，正因为古文源于历次发现的先秦简书。不久，夏竦对《汗简》补充扩大，又依韵部编出了《古文四声韵》。这两部书，如今已成为大家研究六国文字的重要依据。

二

王国维所说“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的发现，是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新疆塔里木河出土百余支晋代木简开始的（注：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出土情况》，《文物》1978年第1期。）。在这一类简中，也有少数零星的书籍，但都属于小学字书或者方技小术，学术价值不大，因而没有获得学者们的重视。

1942年，在湖南长沙子弹库一座楚墓中发现帛书。1944年，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出版后，讯息迅速遍传于学术界。这可以说是近年简帛书籍出土的真正开端。建国以来，随着各地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简帛书籍的发现越来越多，在内涵与数量上，均足与历史上的孔壁、汲冢相比美。我们不妨按照新发现简帛书籍的时代，将之分为下列四组：

（一）战国时期的简帛书籍

已见这一时期的简帛书籍，皆出自楚墓。发现最早的，便是上面说到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出帛书的墓的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间。

子弹库这次发现的帛书，过去多以为只有完整的一件，有900 余字，近来才了解至少还有三四件有残片留存（注：李零《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第10期，又收入《李零自选集》，第227～2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批帛书都是阴阳数术的作品，墓主可能是这方面的学者，年世约略与楚国著名的数术家唐昧相当。

最早发现的楚国简书，是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1 号墓前室所出的一篇。可惜这批简出土时已残断了，虽经整理缀合，只能读释出若干语句。书的性质，多年来被认为是儒家著作，近期始确定系《墨子》佚篇，记有“周公”（西周君）和申徒狄的对话（注：李学勤《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值得注意的是，长台关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早，所以书的著作年代应与墨子相距不远。

1987年发掘的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墓（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年代与长台关1号墓相近， 所出竹简字体风格也很类似。简数近千支，初步观察约有书五六种，有的很像《吴越春秋》，有的或系兵书。

更重要的发现，自然是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1号墓出土的约800支竹简（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这座墓属战国中期偏晚，不迟于公元前300年。墓主可能曾任“东宫之师”，即楚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的老师。竹简主要是道家、儒家著作，道家有《老子》（包括《太一生水》）；儒家有八篇，其中《缁衣》、《五行》等可能即《子思子》。此外，还有《语丛》四组，杂抄百家之说（注：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中国哲学》第20辑。）。

上海博物馆四年前从香港购回1200多支战国竹简，据传也出于荆门一带（注：张立行《1200支竹简回“家”》，《大连日报》1999年7 月19日。）。简的内容有书八十几种，以儒家典籍为主，有些有今传本，如《周易》、《缁衣》、《武王践阼》，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书。另外如耈老与彭祖问答，则是论养生的方技书。

（二）秦代的简帛书籍

1975年末，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秦简1000余支，这是人们第一次发现秦简（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其中书籍有《编年记》、《语书》、《吏道》和数术性质的《日书》，而最重要的是秦律、《律说》和《封诊式》，均属法律范畴。由于秦律在传世文献中遗留极罕，这一发现震动了学术界。睡虎地11号墓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或稍晚一些， 在兼并六国之后，但律文可能在统一之前。1989年冬，云梦龙岗6 号墓又出土了一批秦律竹简（注：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从文字词语的特点看，应在统一之后。

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1 号秦墓也发现有《日书》（注：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甲种简73支，乙种简380支， 内容同睡虎地的两种《日书》相似。

最近发现的秦简，是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墓出土的（注：荆州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这批《易》占性质的残简，经几位学者研究，证明是当时的《归藏》（注：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

（三）西汉早期的简帛书籍

西汉早期的简帛书籍，发现较早的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 号墓出土的大量竹简，墓的年代为汉武帝初年（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吴九龙《银雀山汉墓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简多残碎，统计有7500余号。经整理，知其内容包含《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晏子》、《六韬》等等，以兵书居大多数。墓主姓司马，或许同齐地兵家传统有关。

紧接着，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3 号墓出土了大批帛书与竹木简（注：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文物出版社，1980、1983、1985年。）。此墓有明确下葬时间，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帛书计28件，主要为《周易》、 《春秋事语》、《战国策》、《老子》、《黄帝书》、《式法》、《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竹木简则系房中书。总的说来，以道家及数术、方技占其多数，也应反映墓主的思想倾向。

与马王堆3号墓年代接近的，是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墓，墓主第二代汝阴侯，卒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墓中所出竹简（注：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最重要的是《诗经》和《仓颉篇》（注：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第2期。）。

1983年末，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竹简1000 多支（注：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文物》1985年第1期。），包括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墓的年代在吕后时期，所以所见汉律多沿秦律之旧。1988年，同地336号墓也出有汉律简，一部分内容与247号墓的相同，墓的时代则是文帝初年（注：李学勤《论张家山247号墓汉律竹简》， 《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年。）。这座墓还出有《庄子》的《盗跖篇》。

（四）西汉中晚期至东汉简帛书籍

这段时期的书籍，较早发现的有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 号墓的东汉竹木简490支，以《仪礼》九篇为主， 余为《日书》之类数术书（注：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3年。）。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木质简牍，内容是医方（注：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

1973年，发掘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晚期中山怀王墓，获得大批炭化竹简（注：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有《论语》（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家语》、《文子》、《太公》等书籍，兼有儒道两家的内涵。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马良墓1978年所出木简（注：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陈公柔等《青海大通马良墓出土汉简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集刊》第5 集。），亦为西汉晚期，性质系兵书。

最近的发现，是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6 号墓出土的竹简木牍（注：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其中属于书籍的，有竹简《神乌赋》及《博局占》等。

以上所述，概括了近年出现的简帛书籍的主要内容。有关论著，可参看曹延尊、徐元邦《简牍资料论著目录》（注：见《考古学集刊》第2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简牍论著目录》（注：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日本门田明《中国简牍研究文献目录》（注：见大庭脩编《汉简的基础的研究》，思文阁，1999年。），在此不能缕述。

三

如王国维先生所论，历史上简帛书籍的大发现，像孔壁中经与汲冢竹书，曾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由此不难想见，近年古代简帛书籍的大量出现，也将对有关学科起明显的影响作用。

这些年新发现的简帛书籍，性质范围非常广泛，对中国历史文化各个方面的探讨，无疑都会有所促进。我认为，一系列重大发现首先直接涉及的，是古文字学、文献学、学术史这样一些学科。

发现对古文字学的影响，最为显著易见。

先谈战国文字研究。战国文字，尤其是六国古文的研究，5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古文字学领域的热点，成果异常突出。不过，战国文字材料十分繁碎，例如玺印、兵器之类，字数甚少，不易由文例推求。简帛文字成章，有的书籍还能与今传本对照，为考释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由于地下保存情况较佳，现在大家看到的战国简帛书籍皆出于楚墓，这就使我们对当时的楚文字得有更多的认识。然而六国虽说“文字异形”，彼此究竟有不少共通之处，楚文字研究可认为六国古文研究的突破口。同时，古文内又蕴含着许多商周以来传袭的写法，为解读更早的文字充当了钥匙。藉助郭店简《缁衣》释出西周金文“祭公”（注：李学勤《释郭店简祭公之顾命》，《文物》1998年第7期。）， 通过同批简《唐虞之道》推定柞伯簋“贤”字（注：陈剑《柞伯簋铭补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都是例子。

秦至汉初简帛的文字，为汉字发展由篆变隶，即所谓隶变的过程的实物证据（注：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过去有关这一文字演变关键阶段的材料太少，致使学者无法详究，现在的情况便全然不同。

在文献学方面，简帛书籍的出现，使我们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例如自战国至汉初，经子诸书简帛，并不因内容性质而有质地尺寸的等级差异。再如好多书籍，因为抄写不易，材料难得，每每只是摘抄，或以篇章单行，出土的只能是整部书的一部分。若干单篇作品，常被编入不同书籍。诸如此类，对认识古书的形成过程很有价值。

了解了当时书籍的这些特点，即可避免以后世著作情况套用于古书的一些成见。30年代余嘉锡先生著《古书通例》，所论种种多可于简帛证实，可惜余先生没有亲见实物的机会。

已发现的简帛书籍，对学术史研究的影响，尤为重大。说古代学术史因之必须重写，是一点没有夸张的。

比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问世，使《易》学的历史许多地方需重新考虑。双古堆竹简《诗经》的出现，关于《诗》的传流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上海博物馆竹简中的《诗论》，包含若干佚诗，更为值得注意。

马王堆帛书《黄帝书》、《老子》，使人们对所谓黄老之学有了全新的认识。郭店简《老子》、八角廊简《文子》等，也深深影响了道家的研究。

银雀山简吴、齐二《孙子》与《尉缭子》、《六韬》等等，为兵家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与此有关的，又有张家山简《盖庐》等。简帛中兵阴阳家的作品很多，均系以往未见。

《汉志》数术家书众多，但久已无存，简帛书籍里这一类书填补了这项缺憾。方技类书对中医药史的探索，极有价值，已引起医学界的普遍重视。

秦律及其他法律性质书籍，在法律史领域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张家山简汉律的公布，估计会引起同样的作用。秦汉律的比较研究，是以前想不到能够进行的课题。

当前，由于郭店简在1998年出版，上海博物馆藏简传即发表，竹简中儒学佚籍的研究，正在形成焦点。揭示和探讨这些书籍代表的孔孟之间儒家的传流演变，是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吸引着海内外很多学者共同努力。

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各地会有更多更重要的简帛书籍发现。我们更希望，对预计可能埋藏有此种书籍的墓葬，组织主动的有充分技术准备的发掘。已获得的简帛，应予以完善的保护，尽快整理公布，提交学术界研究。这对于下一世纪有关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阐扬，将有很大的裨益。

来源：《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