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各国各时代的首都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中心，自然也是当时的宗教和艺术中心。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中心，最早主要在河南，两周秦汉在长安、洛阳，六朝在南京，隋唐宋文化中心又回到陕西、河南，元明清在北京（明初曾一度定都南京），民国又定都南京，文化中心又回到江南。可见南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就佛教美术而言，汉代首都长安、洛阳是汉代佛教中心。六朝首都南京是六朝佛教美术中心（策源地、信息源），影响并且指引南朝、北朝、河西走廊，甚至朝鲜、日本。隋唐佛教美术中心又回到长安、洛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美术开始衰落。由此可见南京是唐以前中国佛像最主要的策源地，也就是说，南京引领了中国早期佛教美术的发展演变。当然敦煌唐以前艺术也主要受南京影响。

南京是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故都，后来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也一度为都，可称“十朝古都”。南京历史悠久，文化昌盛，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南京早在六千年前就已出现了原始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等），西周时是奴隶主封地，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在此筑城，铸造青铜器，是为吴文化。

后越灭吴，范蠡也在此筑城，接受越文化。后楚夺越地，又接受了楚文化，手工业、商业大发展。秦始皇南巡路过南京，开通驰道，使南京交通便利，并带来中原北方文化。可见南京早在汉以前就已兼容南北文化。汉时南京金属冶炼技术更加发达，铜、铁器普及。所有这些都为六朝经济、文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朝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东吴孙权时造船业、航海业发达，大海船远达台湾、辽东、高句丽、扶南（柬埔寨），孙权曾派康泰、朱应出使扶南（柬埔寨），使东南海路进一步畅通。六朝经济繁荣，物产丰富，本地出产粮食、丝绸、瓷器、铜镜、纸张等，海外运来香料、珠玑、翡翠、珊瑚、犀角、象牙等，都荟萃南京，可见当时中外交流之盛。

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昌盛，六朝南京设有儒学、玄学、文学、史学等学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南朝文学名著大多是在南京写成，诸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昭明太子《文选》、谢赫《古画品录》、法显《佛国记》等等。

南京也是六朝佛教中心，佛寺林立，晨钟暮鼓，不绝于耳，《南史》上说：“都下佛寺五百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当时南京佛教美术繁荣昌盛，必然引领风气之先。当时南京画坛大师如云，杰作如雨，六朝大家（诸如曹不兴、卫协、戴逵、顾恺之、陆探微、僧佑、张僧繇等）几乎都在南京从艺，包括从事佛教美术创作，他们就能构成一部六朝美术史，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589年隋灭陈，“城邑宫阙，并荡耕垦”，六朝繁华之都，顿时成为一片瓦砾废墟。此后又历经几次南京大屠杀（诸如金兵南下、太平天国、日寇侵华等），南京文化毁灭殆尽，现存古建多为清末以后重建，六朝文物非常罕见。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六朝佛教美术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只能从古文献的片言只语中去猜想、想象当时佛教美术的艺术风貌。

中国雕塑往往跟着绘画走，画、塑不分，雕塑家都是画家，有些画家也搞雕塑，中国佛像也是如此，是将平面描绘的佛像，作为样本，使之立体化（一般要有三个面，正面和两个侧面），作为崇拜偶像，因为佛教是像教。佛像既是宗教宣传，更是宗教艺术，尤其是今天，我们是将其当做艺术来研究，也就是说用研究艺术的方法来研究。所以中国雕塑史也跟着中国绘画史走，将佛画大师画的平面佛像作为样本，将其立体化，雕塑成立体佛像。

而大师们画的佛像样本又往往参考中外高僧从国外（海外）带回来的外国佛像，进行改造、创作，将其中国化、汉化，大众化，使之能适合中国百姓来欣赏、来礼拜。中国佛像最著名的样本就是“四大样”（曹不兴曹家洋、张僧繇张家样、吴道子吴家样、周昉周家样），中国佛教美术（现存主要是北方石窟造像）大多是依据这四大样创作的。

东汉（1—3世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走的是两条传统商路，一条是西北陆路（即所谓“丝绸之路”），一条是东南海路（后来所谓“瓷器之路”），此外还有一条印度、缅甸、云南、四川古道（即所谓“川滇缅印之路”）。这三条商路，最迟西汉时就已开通。西北陆路源于贵霜帝国（1—3世纪）首都犍陀罗（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之间，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东南海路和川滇缅印之路都源于贵霜冬都马图拉（恒河流域）。贵霜这两处佛像大不一样，犍陀罗佛像是希腊·中亚佛像，马图拉佛像是印度本土佛像。但二者互相影响，同步发展。

三世纪贵霜帝国灭亡，犍陀罗艺术也随之衰落，发展成后犍陀罗（4—7世纪），一直受马图拉影响，犍陀罗影响越来越小，仅影响中亚、新疆。而马图拉却一直在发展，发展成后马图拉，即笈多佛像（4—7世纪），影响越来越大，能影响到南亚、中亚、东南亚、东亚。对中国佛教美术来说，犍陀罗远不如马图拉影响大，可是我们的研究往往侧重犍陀罗，不注意马图拉，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根据信息传播理论，印度恒河马图拉是佛像（佛教美术）的信息源，东南海路是信息传播路线，海路终点南京（或山东、江苏沿海）是信息接受地。

三世纪三国东吴曹不兴首创中国佛像（曹家样），开创了辉煌灿烂的中国佛教美术史。曹不兴学于印度高僧康僧会，康僧会虽然祖籍康居（中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却世居天竺（印度），父亲经商，移居交趾（越南北部），康僧会在交趾出家，后到东吴首都南京弘法，并带来了越南佛教经像，当时越南佛像当属印度马图拉佛像。可惜这一切我们今天都看不到了。

曹不兴的学生是卫协（西晋），卫协的学生是顾恺之（东晋），顾恺之的学生是陆探微（南朝刘宋），一脉相承，都是六朝时的一流大师。其中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再加上南梁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这四大家（尤其是后三大家）都活跃于南京，南京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三大家，分别创造了顾恺之风格、陆探微样式和张僧繇张家样，这三种风格风范，作为南京样板，广泛影响了全中国，乃至朝鲜、日本，当然也影响了西北敦煌。南京影响敦煌，南京又成了中国佛教美术的信息源，敦煌是终点，是信息接受地，南京——洛阳——长安——西走廊——敦煌是佛教美术传播路线。

先说顾恺之影响敦煌，东晋（317—420年，四、五世纪）建都南京，偏安江南，佛教在江南大发展，仍以南京为中心。北方五胡十六国战乱频繁，北方胡人逐鹿中原，竞相进行汉化改革，积极学习南方东晋汉人文化、典章制度等，东晋佛像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北方的样板。北方十六国到后期才逐渐安定下来，佛教美术才开始建设。所以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佛像，大多是这个时候的（十六国后期，5世纪）。

东晋十六国时，大量印度和中亚高僧来华弘法，他们分别通过东南海路和西北陆路带来佛经、佛像，为中国佛教美术带来了样本。例如南京瓦棺寺供奉的玉佛像就是狮子国（斯里兰卡）国王义熙二年（406年）贡献的。与戴逵制作的佛像和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壁画并称“瓦棺三绝”，“三绝”差不多同时，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五世纪初的斯里兰卡玉佛当为印度恒河笈多（4—7世纪）佛像，当时笈多佛像如日中天，风行南亚，并广泛影响到东南亚和中国。

再如东晋高僧道安（314—385年，四世纪）是河北冀县人，一生带徒弟各处弘法，他讲经时，法会上罗列佛像，其中就有外国佛像，据说是前秦皇帝苻坚送给他的。苻坚的佛像可能是从西北陆路来到后犍陀罗佛像（4—7世纪）。

中国高僧西行求法也带来印度佛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晋法显。法显（357—422年，4、5世纪）是东晋高僧，是位伟大的探险家，是我国最早上述两条路都走过的人，5世纪初，他年近六十，从长安出发，经西北陆路河西走廊、新疆、阿富汗、巴基斯坦（犍陀罗）到印度恒河流域（上游马图拉、中游鹿野苑），顺流而下，到恒河入海口塔姆卢克（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离加尔各答不远），在那里逗留两年（408、409年）抄写佛经，临摹佛像。然后从塔姆卢克出发，走东南海路，经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一说被海风吹到美洲）、南海、东海、黄海，在山东牢山（青岛、崂山一带）登陆，第二年到东晋首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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