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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于兴师，修我甲兵——先秦时期的甲胄与小田溪墓群出土的铜胄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在自然界中，许多动物的身体会进化出坚厚的躯壳以抵御外界的侵害。或许是受此启发，为了避免在打斗、战争过程中遭受伤害，人类在很早就开始学会借用外物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便诞生了原始的甲胄。
原始的甲胄比较简陋，人们只是在身上缠上一些树皮、藤条，或把坚韧的兽皮披在身上，后来逐渐学会把藤条编成藤甲、藤盔，将兽皮裁制成皮甲胄。不过这些材料大都极易腐朽，在考古发掘中已很难找到原始的甲胄遗迹，目前只能从一些民族学资料中得到参考（图一、图二）。
商周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青铜铸造业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由于战争的频繁性和残酷性不断升级，对兵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铜兵器的种类和技术不断革新，作为防护装具的甲胄，由于能在战场上给予战士身体重要部位有效的保护，其制作也愈发受到重视。到了西周，车战普遍流行，皮甲铜胄配合大型盾牌可以有效地抵御兵器的进攻，人们甚至为战马也披甲戴胄。
图三 曾侯乙皮甲胄复原示意图
先秦时期铜胄的分布
我国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铜胄，主要集中在秦岭淮河以北，一是中原地区，主要分布于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地区；二是北方长城一带，以内蒙古夏家店上层文化（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分布区最为集中。根据发掘情况看，这些出土铜胄的墓葬，其等级较高，一般的小型墓葬均无铜胄出土（图四）。
图四 铜胄各部位名称示意图
图五 侯家庄1004号墓中的2件铜胄
（图片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重庆涪陵小田溪战国墓群规模巨大、规划有序，共发掘了22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器物，目前被认为是巴人王陵区。发掘者根据10号墓内残存的牙齿及随葬品的摆放位置，认为这件位于墓主头顶的圆锥形、内部中空的器物，应当为一件铜胄。由此及彼，在其它几座墓葬出土的6件与10号墓铜胄造型极其相似、仅大小有别的器物应当也为铜胄。其中12号墓就出土了2件大型铜胄，目前这在我国南方地区的考古发现中还是首例（图七）。
1号墓出土铜胄
（高23、底径23厘米）
2号墓出土铜胄
（高14、底径15.5厘米）
9号墓出土铜胄
（高18.2、底径17.6厘米）
10号墓出土铜胄
（高9.2、底径10.8厘米）
12号墓出土铜胄
（高26.8、底径24.8厘米）
12号墓出土铜胄
（高22.8、底径28厘米）
小田溪墓群的7件铜胄分别出土于1号墓、2号墓、9号墓、10号墓、12号墓、15号墓，这6座墓葬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均较丰富。1号墓除了随葬大批铜兵器、日用器，还有1套（14件）错银编钟；2号墓出土了铜器有虎钮錞于、钟、钲、镂空双龙纹方镜等；12号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巴人墓葬之一，出土各类器物共计158件/套，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器物明显受到了中原地区影响，如盖弓帽、杠箍等车马器，玉具剑、戟、弩，以及玉组佩、玉璧等；9、10、15号墓也出土了如镀银铜剑、青铜鸟形尊（图十）、左手握蛇身状铜带钩等精美奇特的器物（图十一）。
图十一 左手握蛇身状铜带钩
像铜胄这种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防护性装具，为何在小田溪墓群里频频出现？《后汉书》记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对巴人主要采取了“羁縻”政策，让巴国原来的上层统治者继续治理巴地，并通过联姻与怀柔的策略来加强控制。结合文献与考古发掘的情况，小田溪出土铜胄的6座墓葬时代相近，大约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1号墓、2号墓、12号墓的墓主应为小田溪墓群中身份地位最高的三位，应是在秦人统治下，管理着巴族的上层统治人物，其余3座应当也是地位较高的贵族墓。从出土铜胄的情况来看，这6座墓葬与其它地区出土过铜胄的墓葬级别相符合，即墓主人生前均拥有较高的身份地位。
以铜胄、玉具剑、玉组佩、车马器等为代表的中原色彩浓厚的器物出现在巴族的高等级墓葬内，表明当时巴人已从制度和心理层面上接受了中原地区物质与精神文化的熏陶，在逐渐向中原王朝的礼制社会体系靠拢的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的地方文化特征。小田溪7件铜胄的发现，不仅对于探究西南地区铜胄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而且为探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巴蜀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传播提供佐证。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铁器时代在战国时期正式到来，兵器及防护装备的变革势不可挡。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记载：“赵氏攻中山，中山之多力者曰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在河北燕下都战国晚期遗址中，也出土了许多铁兵器和铁铠甲片。技术更为先进、质地更为坚固轻便的铁制铠甲和兜鍪取代笨重的铜甲胄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曾经无论是作为重要的防护装备，还是作为高级别身份的象征，辉煌一时的铜甲胄从此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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