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阅读
【解读】喜马拉雅艺术的两个隐喻 :「 蒙人驱虎 」和「 游僧牵象 」
摘要: 《蒙人驱虎》，18世纪Erie Art Museum《游僧牵象》19世纪，私人藏品当你进入一栋藏式建筑，映入眼帘的这两幅画便会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诫你：接下来请注意你的言行，这里被神圣的传统包围了。审美功能和诠释功能相结合是藏区宗教隐喻画的基本特点，审美功能所带有的美学体验干扰了人们对于图像本意的理解。首先，这两幅组合在一起的历史不会早于17世纪 ...
《蒙人驱虎》，18世纪
Erie Art Museum
《游僧牵象》
当你进入一栋藏式建筑，映入眼帘的这两幅画便会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诫你：接下来请注意你的言行，这里被神圣的传统包围了。审美功能和诠释功能相结合是藏区宗教隐喻画的基本特点，审美功能所带有的美学体验干扰了人们对于图像本意的理解。
首先，这两幅组合在一起的历史不会早于17世纪，且就这组作品诞生的语境而言：“蒙人驱虎”（སོག་པོ་སྟག་ཁྲིད་）更像是一种政治隐喻，而“游僧牵象”（ཨ་ཙ་ར་གླང་ཁྲིད་）可以被认为是文化隐喻。所有由这些符号的所构成的表象背后都存在着一个他者，他者承载着历史记忆却从不主动发生。
《不丹地区蒙人驱虎》
如果我想要诠释这两幅画的符号结构，就必须先告诉大家这两幅画到底描述了什么。看清有哪些符号是比较简单的：“蒙人驱虎”中的猛虎，锁链和北亚武士；“游僧牵象”中的负宝象，绳索和南亚婆罗门。但为什么是这样的构图，或者说为什么形成了这样两组“编码”？而这样的“编码”又在怎样的语境下形成了固定的文本与形式？
《三怙主》，14世纪
对于“蒙人驱虎”而言，一个最表层的含义是将其与佛教中的三怙主（རིགས་གསུམ་མགོན་པོ་）联系起来：蒙人代表观音菩萨，老虎表示文殊菩萨，而铁链表示金刚手菩萨。这几乎是在审美功能至上增添了一层最基本的宗教诠释。
但是仅仅是这样吗？一般学者会认为我们会将“蒙人驱虎”的构图结构和吐蕃时期一位修行者白吉益西（དཔལ་གྱི་ཡེ་ཤེས་；或称为铁匠拉白/སོག་པོ་ལྷ་དཔལ་）的画像混淆。在一个绘画传统中存在相似度如此之高的两种形式，如果仅仅理解为混淆，是不太严谨的。而两种形式在漫长的绘画史中出现了叠加甚至是复制的现象，我们一般可以将其认为在一个特定的语境下，相似文本中的某一些元素被强调了出来（其中一些元素需要被人重新利用）。
《白吉益西》，19世纪
私人藏品
这个模型如果不只是在喜马拉雅地区存在痕迹，而在与元素相关的某个指向有关，那事情就变得更加有趣了。在一部分蒙古人居住的靠近藏区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人称为白伞（གདུགས་དཀར་）的勇士因为制服了其他非蒙古之地的猛虎，保护了民众而被当地的王封为了扎萨克（ཇ་སག་；jasaγ）和英雄。
结合我们现在能看到“蒙人驱虎”和白吉益西的图像（并没有铁链）会发现，后期的文本结构都在用“蒙人制服异域的老虎”来固定含义。为什么制服？什么又是异域的老虎？历史往往喜欢使用图像的方式表现结果，他者在图像中被噤声。我相信这里的“异域的老虎”在图像就是他者，它被铁锁牢牢的控制住了。我相信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蒙人驱虎”的图像借用了藏区之前相似的带有宗教含义的构图，并通过增加一些元素凸显了一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即17世纪中期的蒙藏关系：藏巴汗王朝和格（格鲁派）蒙联盟的关系。
《五世尊者》，18世纪
私人藏品
在历经长达24年的三次对战后，格鲁派及其北亚盟友（最重要的盟友是青海和硕特部的固始汗）终于在1642年2月攻破了藏巴汗王朝的都城；不久便杀死了藏巴汗最后一任君主噶玛丹琼旺布（ཀརྨ་བསྟན་སྐྱོང་དབང་པོ་）。而在同一年，总管索朗热丹（བསོད་ནམས་རབ་བརྟན་）和固始汗（གུ་ཤྲི་ཧན་）将五世尊者迎至日喀则的桑珠孜宫（原藏巴汗王朝的王宫），举行了确认其政教合一领袖身份的典礼，甘丹颇章政权（དགའ་ལྡན་ཕོ་བྲང་）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总管索朗群培，被尊者任命为“第司”（སྡེ་སྲིད་）协助自己管理内外政务。对于固始汗，尊者继续认其为盟友和靠山。
局部：索朗群培和固始汗
在门卓瓦父子（སྨོན་འགྲོ་བ་）的怂恿下，新政权开始清算藏巴汗时期的重要宗教势力。首先固始汗派兵到觉囊派（ཇོ་ནང་）的达丹平措林寺（རྟག་བརྟན་ཕུན་ཚོགས་གླིང་）将其摧毁，并将其改宗格鲁派易名为甘丹平措林寺（དགའ་ལྡན་ཕུན་ཚོགས་གླིང་）。觉囊派僧侣一律发往多康地区，觉囊的经文木刻大量被焚毁，从此中央藏区再无觉囊派的立身之地。与此同时，蒙古军队和格鲁派僧兵摧毁了噶举派的世界至尊大法营（སྒར་ཆེན་འཛམ་གླིང་རྒྱན་），数以千计的僧人伤亡，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逃往丽江。从此藏区大部分噶举派寺院被迫改宗格鲁派，但噶举派主寺之一的楚布寺被允许保留了下来。
《第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
19世纪，私人藏品
自17世纪中叶，固始汗干预藏区政治开始，藏区局势就常常有各种北亚势力参与，这真是蒙人用铁索拴住了猛虎。随着甘丹颇章时期城市贵族和世俗文化的发展，“蒙人驱虎”这一政治隐喻文本被通俗化，它丰富的符号内涵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负宝象》，17世纪
鲁宾博物馆
而另一幅“游僧牵象”则表现了南亚和藏区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和一种文化输入相关。在南亚婆罗门牵着负宝象带来财富的表面意义下是长期以来藏区向南亚输入财富（传记文学常见的“黄金”）以获取教法与智慧的历史。这里的大象一般被认为是象鼻天（ཚོགས་བདག་ཆེན་པོ་；Ganapati），而南亚的婆罗门被认为是红色瞻巴拉财神（ཛམ་དམར་）的凡间化身财神毗那夜迦(བི་ན་ཡ་ག)。
《红色瞻巴拉财神》，18世纪
“游僧牵象”的构图来源不像“蒙人驱虎”那么复杂，一般认为这一组合最早出现在“八大藏戏”中的《智美更登》（དྲི་མེད་ཀུན་ལྡན་）中。《智美更登》的故事情节充满着救赎和奉献，是佛教通俗文学的代表，大多数藏区的僧人自传也遵循着类似的情节设定。修行者向国王智美更登索取财富以给予智慧之语，国王毫不犹豫的将国中珍宝献给修行者，修行者将宝物放在大象背上头也不回的向远处走去。
智美更登在一次又一次的奉献中将王位，妻子和子女都舍弃了。这一最早出现在《佛陀本生经》（སྐྱེས་རབས་）的故事在藏区本土化的过程中却增添一丝令人望而却步的观感。我们可以知道大象在南亚的宗教传统中一直处于智慧和愚昧（难以驯服的）的意义之间。
《本生经》组图局部
这里的大象在深层次的诠释上到底指向谁？谁需要南亚婆罗门的智慧加持，甚至不惜将财富悉数奉上？我相信《智美更登》之所以可以被称为一部经典剧目，不仅是因为其故事来源的神圣性，更多是因为这个故事和它产生的“游僧牵象”的图像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藏区文化史中那个不被重视的他者：藏区智者。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历史，因为我们的智慧来源是如此的清晰又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