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常听人说，“历史都是骗人的。”其原因是：人写的东西怎么会完全客观的记述事实？这种强烈的怀疑精神，看似非常有理。　　按理说来，当然没有完全客观的历史，所谓真实的历史也只能无限接近历史本身而已。正如，某件事情，不同的媒体报道其内容可能大相径庭！那么，如何了解以前的历史？　　欲知历史，则在考证与考古。史前和史料缺乏时代的历史，有赖 ...

　　常听人说，“历史都是骗人的。”其原因是：人写的东西怎么会完全客观的记述事实？这种强烈的怀疑精神，看似非常有理。

　　按理说来，当然没有完全客观的历史，所谓真实的历史也只能无限接近历史本身而已。正如，某件事情，不同的媒体报道其内容可能大相径庭！那么，如何了解以前的历史？

　　欲知历史，则在考证与考古。史前和史料缺乏时代的历史，有赖于考古。结合相关史料，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出土文物，最大限度的还原历史本身。

　　今天介绍张其昀先生发表于1936 年《地理教育》的一篇文章，该文借助当时最新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先秦史作了一番新的解读，弥补了传统文献的不足与缺陷。

　　张其昀（1900—1985）

　　张其昀，字晓峰，浙江省鄞县人，著名史学家、地学家及教育家。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毕业（中央大学前身）。曾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在哈佛大学讲学一年。1949年随国民政府到台湾，曾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国防研究院主任等职。1962创办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担任董事长。著有《本国地理》、《中国人地关系概论》、《中华五千年史》等。

　　本文原名《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正文如下：

　　先秦考古

　　时代愈新，知道太古的事情愈多，近来赖考古学的进步，“洪荒草昧”时代的中国地理渐渐有了线索可指，并且可以经书上的传说互相发明，这实在是学术上的快事。据现在所知道最古的中国人曾经住在北平西南约50余公里的周口店。

　　民国十八年（1929）地质调查所在该地发现头盖骨及大批粗制的石器，用火遗迹也非常显著，可见当时已有文化，这代表中国最古的文化。考古学家称之为中国猿人或北京猿人，当他们生活之时，北方黄土层还未造成，年代之远可以想见。据地质学家所推定，当在20万年以前，当时华北气候似比现在温暖多雨。

　　中国远古文化可分为三大段，一为始石器时代（Eolithic age），北京猿人即相当于此期，其二为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 age），其三为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age），后两者均属于黄土期。

　　鄂尔多斯大鹿角

　　民国十二年（1923）绥远省鄂尔多斯地方发现旧石器时代（即萨拉乌苏遗址）之器物，如尖锐器物，为穿孔之用；刮磨器，为刮磨石器之用；及扁杏状武器，为防御及猎兽之用。与此等石器相伴之生物群，如犀、象、骆驼、野牛、鸵鸟等大抵为洪积统（洪积层是由山洪急流搬运的碎屑物质组成的）之亡种。以此证明当黄土生成之时，河套以南长城附近曾有人类繁殖其间，其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惟此时时期之人骨尚未有所得。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以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掘所得者为最丰富，故称之为仰韶时代。此外如辽宁、甘肃、青海等亦有相类之发现。河套旧石器时代与仰韶时代之初人遗迹，两相对照，不但其器物大相悬殊，即二时代之环境亦绝不相类。论器物：一则单纯简陋，一则丰富繁复。论环境，旧石器时代之人类似于鄂尔多斯猎取现代绝迹之巨大动物，而仰韶时代之人类，其环境森林密布外，与吾人今日者无大差异。

　　仰韶彩陶

　　仰韶期石器、陶器极多，而毫无金属器物可见，其时代当在铜器未发明或未普及以前。而陶器形态多与商周铜器形状相似，则其时代又未必过于遂古，当属于新石器时代之末期，考古学家暂定为纪元前三千年。仰韶文化大抵仰给于农业，其陶器之绳纹表示当日已有麻之栽培，村落遗址有豕骨之多，则表示当日畜豕之繁，此种情形均为农业社会之明证。

　　又仰韶陶器中已有谷米遗迹，此为中国考古学中所知种稻之最古遗迹。仰韶期之人民已有犁锄之使用，大都为木所制，此项轻便之器具，颇宜于黄土之耕种。

　　翁文灏先生谓仰韶时代或已当唐尧时代，其单色与彩色陶器精美绝伦，尧号陶唐，或即为陶器盛行之证。要之，黄河流域为中国人种发祥之地，仰韶文化为中国文化之基础，仰韶陶器为商周铜器之雏形，这些都是确定的事实。

　　安阳殷墟遗迹分布平面图，中间为洹河

　　殷墟古址的发现，使中国古代地理亦大放光明。河南安阳县洹河两岸之黄土丘陵多有文化之遗存，殷墟乃其中高岗之一，《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墟上”是也，其时期上起盘庚之迁（前1400年），下至帝辛（前1122年）。

　　殷墟遗址分两大类，即地上之基础与地下之穴窖，可见殷之末世，实为穴居学转变为宫室之过渡时期，其搜得之遗物以陶器为最多，次为动物骨，骨料多用于制器，兼有武器用器与装饰品。

　　玉象，1979年妇好墓出土

　　又曾发现象之遗骸，殷人服象，由此可得实物之证明。骨用于兼祭祀与占卜。骨卜实为龟卜之所出。石器之多亦不亚于骨器，可见殷商晚期尚未脱离用石器之习惯。贝类有两种，咸水贝为当时之通用货币，淡水贝多做装饰品之用。

　　殷墟青铜箭镞图

　　民国十八年（1929）中央研究院发掘时，又有铜镞出土，商末已进入青铜时期，由此始得切实证明。殷人制造铜器有范畴而成，其原料为铜与锡制合金（即青铜）而非纯铜。铜器中箭镞占大多数，尚有矛、刀、钉、锥等物。

　　卜骨，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坑出土

　　殷墟所获诸遗物中，其最有价值者莫如甲骨文字。殷人占卜用牛骨较用龟甲为多，目前出土之甲骨已有10万片，统计有2000字上下，在公元前14至公元前12世纪之时，中国的象形文字已经完备，殷商文字所表述之农产物，不但有麦且有稻米；遗存中兽骨，不但有旱牛且有水牛；不但有丝桑等字，且有蚕字，蚕桑业在殷商已成专业，此完全为中国所发明。

　　据李济先生的意见，殷商文化中稻米当为南方成分，其铜锡原料大约亦来自南方。李先生因此推论：殷商以前黄河流域与他处交通，谓殷民族能探采南国铜锡与东海之蚌贝，称雄于大河南北。而从事于征伐、文学、礼乐等事，全东亚莫敢与之抗衡，实在非偶然而致的。

　　已故王国维先生又就卜辞所载地名考据，谓今河北省涞水、易县之间，为商邦畿之地，而其制度、文物全与商同。关于周初，箕子之立国朝鲜，成王册封肃慎，可见商之国势已远达今之东北。

　　殷墟与仰韶不同之点，即殷墟文化已入历史时代，故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旧史料，得以互相补证，此即所谓二重证据法。

　　太史公《史记》所述商代世系，以甲骨文证之，大致不误；帝王师傅如伊尹传说之论，皆明见于卜辞中，可见太史公所据之商代史料全是实录，而由殷商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这是当然的事实。

　　王国维先生尝谓地下的材料有两种，一为甲骨文，一为金文（即钟鼎文）。春秋之世，齐秦两大国之金文，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民国十五年（1926）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所得器物均与仰韶遗物相近，彩色陶器尤绝相类。夏县由地名沿革而论，正为有夏之墟，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不妨假定为夏后氏的遗物。

　　夏国相当于部落盟主国，实际控制仅中间灰色区域

　　夏代都邑自禹至桀前后8迁，殷人都邑自契至帝辛亡国，可考凡11，周自后稷至平王东居洛邑，其迁地可指者有10处。夏之区域以山西汾水下流与豫西洛水流域为中心，踪迹所至，不越黄河两岸，显然为中原固有的民族。

　　夏商周三代图

　　殷人盖起于东北，其游牧所及，北抵易水、南达商丘、东迄邹鲁、西至太行，周人显然为西北民族，其都邑之洛阳外，皆在今陕西渭河流域。当殷人已用铜器，周人似尚在石器时代，传世铜器不下数千，但求王季、文王时周人之制作，绝未见。以殷墟文物与经传传闻相对证，又以经传传闻考周初历史，周在三代向为文化落伍之民族，殆无疑义。

　　黄河流域之地形，东部为大平原，西部较复杂，有丘陵、盆地及高原。殷人居东部，夏以河东为本，周以岐渭为本，皆在西部。因地形差别而形成东西两系统，其经济生活有异，因对峙而争斗，因争斗而混合，因混合而文化发展。于是政治之演进，亦渐由部落之组织而形成帝国之规模。

　　伊尹

　　以文化论，东部平原发达较早，除殷墟外，山东曲阜一带，在远古为一极重要之中心。此地土著伊尹，用其文化所赋之智谋以事汤，遂灭夏；孔子亦此地土著，凭借时势而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人物。

　　历史学家常以矿产之利用划分时代，继石器时代而起者，前有铜器时代，后用铁器时代。其变革之或迟或速，往往视人文程度而异，若论其先后次序，则全世界殆无不同。

　　越王勾践剑

　　我国始用铁器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公元前5世纪），吴楚诸国冶炼渐精，始制铁兵，惟战国末年列强所用兵器仍以铜为多。据翁文灏先生的意见，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南北均已用铁，北方以量胜，南方以质胜，南方以铁制兵器，北方则仅用于制作农具。

　　南北铁矿不同，固由于自然生成，但南方用木炭炼铁，北方用煤，因原料、燃料不同，故南方之铁较佳。南京有冶城，莫干山有剑池，都是战国时代之史迹。

　　古称“亡秦者楚”，其后项羽果然以江东八千子弟而入咸阳，这种史地关系当不是偶然的。秦汉之世，始立铁官，铁之为用已明，至东汉而武器用铁乃愈盛，下逮在唐宋之世，耕战及日用诸器具，殆全取之于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