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有四幅归于维米尔的画作，过去两年，研究人员将这些作品带入实验室，使用科技成像技术看到肉眼无法所见之物，对维米尔及其工艺有了新发现。澎湃新闻获悉，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近日开启新展“维米尔的秘密”(Vermeers Secrets)，馆藏《写信女子》、《持天平的女子》、《戴红帽的女孩》、《持笛女孩》与两幅20世纪的赝品共同展出，《持笛女孩 ...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有四幅归于维米尔的画作，过去两年，研究人员将这些作品带入实验室，使用科技成像技术看到肉眼无法所见之物，对维米尔及其工艺有了新发现。

澎湃新闻获悉，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近日开启新展“维米尔的秘密”(Vermeers Secrets)，馆藏《写信女子》、《持天平的女子》、《戴红帽的女孩》、《持笛女孩》与两幅20世纪的赝品共同展出，《持笛女孩》是否属于维米尔的谜团，也在展览中揭开。

《持笛女孩》（约1665-1675年）被移出维米尔名下。

维米尔是17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但这位荷兰画家的大部分生活和艺术实践至今成谜。

现存已知维米尔的画作仅有36幅，因此，如果改变一幅作品的归属，会对围绕这位艺术家建立起来的学术研究和文化规划产生巨大影响。

归于维米尔作品少了一幅，但发现维米尔有工作室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质疑维米尔是否真的画了《持笛女孩》。因为尺幅相同、画框木板和颜料相似，《持笛女孩》曾经被认为是《戴红帽的女孩》的伴生品，经常被捆绑研究。但《持笛女孩》粗犷的笔触和笨拙的人物形象，让很多人怀疑是否为同一位艺术家所画。

经过两年的研究，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研究团队得出了结论——创作《长笛少女》的画家，很可能出自维米尔工作室，他了解维米尔的创作过程，却无法掌握技法。

“科学技术表明，两位画家用了类似的材料和绘画方式，但从最初的底漆到最终表面漆的处理方式不同。”参与该项目研究的成像科学家凯瑟琳·a·杜利(Kathryn A. Dooley)说。

维米尔，《戴红帽的女孩》，约1666-1667年

继而揭开了另一个未知——维米尔有工作室。

大多数学者从未考虑过维米尔可能有学生或工作室助理，但新的技术证据证明了这一点。

在对《持笛女孩》和《戴红帽的女孩》的油漆样品进行微观分析后，研究团队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两幅画中，女性面部阴影中找到了绿色土质颜料。在荷兰黄金时代绘画中使用这种颜料刻画面部阴影是极不寻常的，与维米尔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并未发现。可见，这位画了《持笛女孩》的神秘画家熟悉维米尔独特的方法和材料，但无法达到他的专业水平。

相比之下，《持笛女孩》没有《戴红帽子的女孩》的精准和控制。但对两幅作品的分析表明，它们都使用了一些相同的独特颜料，可能创作于同一间画室。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北欧绘画部门负责人玛乔丽·e·威斯曼(Marjorie E. Wieseman)与研究团队合作，为《持笛女孩》的作者寻找可能的解释。

她推断，这位神秘的画家可能是受训的学徒，向维米尔付费学习的爱好者，甚至是维米尔的家族成员。无论是哪种可能，都说明“维米尔工作室”的存在。

虽然艺术家工作室的概念在美术史上不足为奇，但就维米尔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因为长期以来他被认为是孤独天才。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前北欧绘画部门负责人、维米尔专家阿瑟·k·惠洛克(Arthur K. Wheelock)认为《持笛女孩》可能由两个人创作，维米尔先画了草图。“我一直为这幅画的归属挣扎，直到1995年华盛顿举办维米尔大展，这幅画才被认为属于维米尔。”惠洛克补充说。

《持笛女孩》局部

尽管《持笛女孩》目前移出了维米尔名下，但未解之谜还有很多。比如，是谁、在什么情况下画了这件作品？

维米尔传记作者安塔·格奥尔基耶夫斯卡-谢恩(Aneta Georgievska-Shine)认为，“这件作品更有可能是从维米尔开始的。”历史学家的附加推测是，维米尔的大女儿玛丽亚成为了他的秘密弟子，并在他死后完成了一些画作，包括这幅《持笛女孩》。 

维米尔并非完美主义者，他也有不耐烦的时刻

技术进步为博物馆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可以挖掘出数百年前画作中隐藏的细节。去年，德国德累斯顿收藏馆完成了馆藏维米尔作品《窗边读信的女孩》的修复，并看到了背景中可能由另一位艺术家绘制的丘比特的形象。

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再一个颠覆过往认知的发现是，维米尔并不总是一个煞费苦心、缓慢描摹的完美主义者。透过那些经过控制和打磨的画作表面，可以看到维米尔比想象中平常，他也有浮躁和不耐烦。

维米尔，《持天平的女子》，1662-1663年

例如，对《持天平的女子》表层下颜料层的微观分析表明，维米尔从单色素描开始绘画，随后迅速在底色上画出颜色、图案和光的形状。进一步成像显示，维米尔添加了一种含铜材料以加速黑色颜料的干燥，以加快绘画的进程。

《持天平的女子》中桌布随着维米尔的创作而变化。上图浅色显示了底漆中的黑色颜料的关联，其中可以看到笔触的迅速和自由。黄线标志着桌布的变化，下图可见维米尔用更细致的笔触完成作品，并拉直了这条褶皱。

而且，维米尔有时会在其他画作上继续作画。早在1970年代初期，研究人员在图像中得知，维米尔在一幅未完成的《黑帽男子肖像》上画了《戴红帽的女孩》的，而且男子肖像可能是另一位艺术家画的。维米尔没有刮掉图像或覆盖图层，只是将画面旋转180度，直接开画。

数字成像显示了《戴红帽子的女孩》底层有一张《黑帽男子肖像》。

过去20年中，随着成像技术的进步，研究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看到男子肖像。在没有书面记录的情况下，这些非侵入性技术让研究者得以一窥维米尔的工作方式以及他所描绘人物的线索。有一天，我们甚至可以辨认出不可见的“黑帽人”——或者他的作者。

现代技术成像能够更清晰地看到艺术家的工作过程并识别细微的变化。

维米尔，《写信女子》，约1665年

观察《写信女子》黄色外衣的袖子，可以看出维米尔运用颜料的细致。通过成像获得的颜料样本分析表明，维米尔在《写信女子》中使用了四种黄色颜料：两种不同的铅锡黄、以及黄赭色和后来被用于化妆品的湖黄色（酒黄石），最终呈现出一种丰富而复杂的黄色，这是维米尔深思熟虑的创作。

维米尔《写信女子》（局部）

箭头指出《写信女子》黄色外衣袖子上使用了至少4种黄色。

用红外反射成像光谱技术（一种帮助视觉上分离绘画颜料的技术）观察《写信女子》，揭示了维米尔曾将鹅毛笔画在一个更垂直的位置，以暗示其书写的速度。使用同样的技术，研究人员看到，维米尔《持天平的女子》手中的天平最初是有角度的，后来才将天平两端的盘子平行放置，达到完美的平衡。

用红外光穿透表层，可见《持天平的女子》中维米尔最初是如何放置刻度的，这与后来完成作品中看到的不同。

但归于错误是一回事，赝品是另一回事。

在1930 年代“维米尔热”的气氛中，安德鲁·W·梅隆（Andrew W. Mellon）购买了两幅画作——《花边匠》和《微笑的女孩》——并于1937年进入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的收藏。

最初看到这两件作品，评论家就提出了质疑。僵硬的身影、笨拙的笔法、解剖比例的缺陷，明显不是维米尔的气息。

仿维米尔，《微笑的女孩》（右）、《花边女工》（左），约1925年

最近的科学分析证实了怀疑是正确的。通过色彩元素的测试，揭示了画面中合成群青（一种19世纪才出现的颜料）和铬酸铅（一种于1811年首次生产的黄色颜料）的存在。

推定的伪造者西奥多鲁斯·范·维恩加登（Theodorus van Wijngaarden）出生于1874年，那年正是维米尔逝世200年。他通过阳光暴晒、加速画面开裂，模仿旧的变色清漆上色，以到达“做旧”的效果。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研究人员借助最新技术对维米尔作品的研究。

尽管《持笛女孩》目前移出了维米尔名下，但它仍有望于明年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展出，这是迄今为止维米尔最大规模的展览。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不打算让其从人们的视野中移除。

“这是一幅不错的画。”威斯曼说，它提醒着我们，博物馆研究是如何不断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看法的。虽然有关维米尔生平的细节，目前已无法知晓，但新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艺术家及其非凡的作品。

注：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1月8日，本文编译自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网站和艺术记者Zachary Small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