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邛竹杖”，即筇竹杖，因产于蜀地的古邛都国而得名，筇，邛地所产之竹也。中国现今存世最早的竹谱类著作晋戴凯之《竹谱》就曾提到：“竹之堪杖，莫尚于筇。”筇竹杖出现在大夏，可能是宗教或信仰的原因。用筇竹制成的杖或有其神圣性——若是权杖，象征身份与地位；若是神杖，则用以祭祀以通神。本文选摘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 ...

“邛竹杖”，即筇竹杖，因产于蜀地的古邛都国而得名，筇，邛地所产之竹也。中国现今存世最早的竹谱类著作晋戴凯之《竹谱》就曾提到：“竹之堪杖，莫尚于筇。”筇竹杖出现在大夏，可能是宗教或信仰的原因。用筇竹制成的杖或有其神圣性——若是权杖，象征身份与地位；若是神杖，则用以祭祀以通神。本文选摘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从长安北部的甘泉宫出发，出使西域，这是中外交流史上里程碑性意义的大事件。十多年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历经重重磨难的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禀报在西域所见所闻，其中特别提及他在约公元前129年访问大夏时遇到的一件奇特之事：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原来，张骞在大夏期间，见到了产自中国蜀地的卭竹杖与布料，这让身为蜀人的张骞十分惊讶。经过一番询问，大夏人告诉张，这是他们从数千里之外的身毒（Hindu，即古印度）买来的，而身毒的蜀物，则是从中国的西南直接进入的，也就是说，汉地和大夏之间，除了张骞经西域凿空的道路（我们称其为“张骞道”）之外，当存在当时汉人所未知的经身毒之“身毒道”。这就说明，虽然大夏距离汉地（中国）有万里之遥，但是从汉地西南经身毒可能是存在交通路线的，如果开通这条线路，就可以避开沙漠之地的危险和匈奴人的骚扰，距离上还缩短了不少。武帝听后，“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今四川宜宾）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然而，这些西南夷，“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汉使受阻于昆明国（今云南大理一带），甚至被杀，致使这次外交行为以失败而告终，这也直接导致了汉武帝后来发动平西南夷的行动。

所谓“邛竹杖”，即筇竹杖，因产于蜀地的古邛都国而得名，筇，邛地所产之竹也。蜀地，狭义所指，是晋常璩《华阳国志》中的蜀郡（今成都周边）；广义所指，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周边地带（即今四川省大部），最北可达秦岭南麓的汉中，最南则是与云南相接的古邛都国。汉武帝征西南夷之后，以邛都为越嶲郡（即今西昌），而筇竹即产出于此。筇竹杖有“杖之极”之誉，中国现今存世最早的竹谱类著作晋戴凯之《竹谱》就曾提到：“竹之堪杖，莫尚于筇；磥砢不凡，状若人功。”

领域面积南北在兴都库什（HinduKush）山脉和阿姆（Oxus）河之间，当时的统治者主要是印欧人种的东支——游牧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s），亦即《史记》与《汉书》中的“塞”或“塞种”，古波斯称其为塞克人（Saka）。该地名巴克特里亚（Bactria），乃来自古波斯和古希腊人的称呼，这里曾是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东部的一个行省，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东征后，希腊人在这里建立了长期的政权，先后经历亚历山大大帝、塞琉古王朝（Seleucid Empire）和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王国（Greco-Bactrian Kindom）三个时期，直至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约公元前145年）被游牧的塞克（塞种）人所取代，随后又被另一支游牧的月氏人所占，希腊人的统治中心则移至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公元1世纪中期，月氏五部之一的贵霜统一诸部，扩张为强大的贵霜王朝（公元55—425年）。张骞到访该地，正是月氏人侵占这里之后不久。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国际贸易，当以奇珍异宝和重要特产为主，因此大夏人所进口的所谓“蜀布”，可能即是西汉时蜀地所出的一种被称为“黄润细布”的名贵布料。

然而，竹杖呢？大夏到身毒，路途远不说，还多隔大山大川，如横亘南北长约1600公里、平均海拔约5000米的兴都库什山脉，还有让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却步的印度河，大夏人却不辞辛劳从身毒购买万里之外运来中国蜀地出产的筇竹杖，若非此杖有特别之用途，又何以如此大费周折？更何况，大夏与蜀地之间沿途经过广大面积的印度和缅甸，本来就盛产竹子，中国西南和印度之间，又有大山大河（如横断山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和独龙江等）并聚奔流，横断东西，身毒人又为何要不惜经历艰难险阻，到中国蜀地贩卖只不过是竹子做成的手杖？

古印度影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经《摩奴法典》，乃是婆罗门教祭司以维护种姓制度为根本目的，根据吠陀经典、累世传承和惯例编成的教律与法律之集成，约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中，其中提到了希腊人（Yavanas）、塞人（Sakas）、中国人（Cinas），还列有多条与手杖相关的内容和制度。

《摩奴法典》没有说明，制杖的材料是木还是竹，但由“婆罗门的手杖要高达发部，刹帝利的高达额部，吠舍的高达鼻端”可知，在古印度，等级越高之人，所持之杖越高。众所周知，种姓等级制度是印度社会的赖以维系的基础，而仅凭杖的高低就可以清晰地辨识持杖人的身份，可见杖之重要性。既然大夏人从身毒能够买到筇竹杖，就说明市场不会只因大夏人的需求而存在，而是该杖可能在古印度也广受欢迎——或许筇竹杖被赋予一定的神异性，抑或正可以满足婆罗门规定的“这些手杖都应该是笔直，无瑕疵，美观，毫无可怕处，带皮和没有见过火的”之类的宗教需求，尽管是印度本地就盛产竹。

巴克特里亚地区的用杖制度，当更多体现希腊化的影响，但杖的高低与身份地位相关，当是共通的。亚历山大帝东征之后，希腊众神的影响远播希腊化的东方——其中最重要的神，当然是希腊神话中众神之王、天地万物的最高统治者宙斯。在巴克特里亚的广大地区，均发现了无处不在的宙斯神的影响，如希腊人建造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古城遗址中，一座带壁龛的琐罗亚斯德建筑样式的神庙中，出土了巨大的宙斯神足部石刻，并据此推算，宙斯塑像的身高可能高达5至6米（图1）。

图 1 阿富汗阿伊哈努姆神庙遗址出土大理石石雕宙斯之足的碎片

如今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西北约50公里处的塔克西拉（Taxila）遗址出土的希腊化时期文物，体现出浓厚的希腊文化影响。塔克西拉出土早期希腊化时代的硬币，通常正面是亚历山大大帝头像，背面是宙斯持杖就坐于宝座的形象（图2a-d）。从一枚发现于该地硬币的清晰图片来看，宙斯手中的神杖，清晰地显示出“节”状样式（图2d）。

图2a-d 塔克西拉地区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公元前336—前323年)硬币

在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原巴克特里亚地区的一处神庙遗址，发现赫尔墨斯的金像，其手中的杖，也同样呈现出“节”状（图3）。

图 3 巴克特里亚的赫尔墨斯金像，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

希腊人之后，公元前4世纪后期至公元前2世纪初期，塔克西拉一度是孔雀王朝的统治地，公元前180年，希腊化的大夏人重新返回该地区，古希腊文化也再次在此扎根，从而使其后来成为犍陀罗（Gandhara）艺术的中心之一，故而此地如张骞所云，“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亚历山大大帝时期遗存下来对于希腊神的敬仰，一直延续，特别是众神之神的宙斯，在这些希腊化的土地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Antialkidas时期（公元前115—95年在位）硬币，正面是国王持矛像（图4a），背面则是宙斯持杖站在象征塔克西拉的大象旁边，大象头顶站立宙斯的从神胜利女神（Nike）（图4b）；另一枚同时期的硬币背面，宙斯持杖端坐于宝座，面前则有一头象征塔克西拉的大象向其作臣服状。

图 4a 塔克西拉出土硬币正反面

图 4b 塔克西拉出土硬币线描图

再如国王Maues时期（公元前90—前80年在位）的一枚硬币，正面是高大的宙斯将手搭在Maues身上，以象征君权神授，反面是宙斯的侍神、持杖的胜利女神像，细观之，杖是有“节”的（图5a）；另一枚同时期硬币上，正面是宙斯端坐于神座，手中托立胜利女神，象征塔克西拉的大象作臣服状，反面是持棒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图5b）；还有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分别使用了象征塔克西拉的大象和象征赫尔墨斯的蛇杖（图5c）。

图 5a-c 塔克西拉出土 Maues 时期

而Archebius时期（公元前90—前80年）和Azes I时期（公元前57—前35年）硬币的背面宙斯神像，手中的杖均再度出现了清晰的“节”的形状（图6a-b）。

图 6a Archebius 时期硬币

图 6b 塔克西拉出土硬币

上述巴克特里亚和犍陀罗地区发现的硬币和金像中，宙斯与赫尔墨斯等希腊神手持之神杖，甚至包括宙斯的神座，出现许多非常明显的“节”的处理，显然不是偶然的，其中当暗含某种未知的象征性。这种“节”，还见于统治中心在黑海北岸的西支塞人之器物，如几座公元前4世纪晚期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数件金箭囊，纹饰精美，表现的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神话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生涯故事，画面上在宝座就坐的希腊伊塔卡岛国王奥德修斯（Odysseus），手中之杖，“节”的形式清晰可见，就像竹子一样，而不同于其他人物形象手中的杖（图7）。

图 7 出土于黑海北岸的斯基泰金箭囊局部，公元前4世纪晚期

今阿富汗朱兹詹（Jowzjan）省省会席巴尔甘（Sheberghan）附近蒂拉丘地（TillyaTepe）1978年的考古发掘，共发现1男5女6座墓（另有一座墓之前被盗），男墓主地位最为尊贵，可能是某位首领级的人物；5座女性墓中以出土了王冠的第6号墓等级最高，该墓主胸口放置了一面中国西汉晚期的铜镜，右手边还发现一根金杖，左脚底部放置了一面有柄铜镜；在第2号、3号等级较高的女子墓中也各发现汉代铜镜一枚（图8-10）。

图 8a 阿富汗蒂拉丘地（Tillya-Tepe）6号墓出土时状况

图 8b 蒂拉丘地6号墓墓主推想复原图

图 9a/b 蒂拉丘地 2 号和 3 号墓出土平面图

图 10a 蒂拉丘地6号墓出土的有柄镜

图 10b 阿富汗蒂拉丘地出土的3枚铜镜

通常认为，铜镜有钮式和柄式两种系统，中国铜镜是钮式镜的代表，西方从两河流域、古埃及到古希腊以及罗马时代以降，均是柄式镜。铜镜在中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制镜的原则主要是法天象地，用在墓葬中，则被赋予映照宇宙、沟通天地的功能。蒂拉丘地3座墓中发现的3枚铜镜，从放置在胸口位置来看，当不能仅仅以照容的功能来解释，而说明某些中国与铜镜相关的信仰，可能外传至此地，抑或可能被赋予新的意义。这里的重点，是6号墓主右手位置发现的金杖，与该墓发现的王冠之功能一样，毫无疑问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图11a）。

图 11a  蒂拉丘地6号墓出土的金权杖

值得注意的是，该金杖，中空，呈“节”状处理——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竹子中空和逐节而生的特征。无独有偶，欧亚草原古代游牧民族高等级墓葬中亦有带节权杖实物出土，而意大利塔兰托地区出土的一根古希腊金杖，亦显示了清晰的“节”的处理（图11b/c）。

图 11b 俄罗斯阿尔赞王陵出土的权杖线描图

图 11c 发现于意大利塔兰托地区的古希腊金权杖

自然界中的“节”，莫过于竹之节，这也是竹子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希腊化地区所见之“节”的原材料，是木是竹，暂无从得知。从工艺层面而言，木杖制作成节状，当然是一件费力的事情，但如果是宙斯或赫尔墨斯这样重要的神所用，即使是费事亦可理解。巴克特里亚地区和塔克西拉地区图像中神的手杖何以要处理成“节”状？事实上，古希腊艺术中（如陶瓶绘画、雕塑等），宙斯、赫拉（Hera，与宙斯分享权力的共治者）等神手中的杖，很多有“节”的处理（图12），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古罗马，甚至出现了直接模拟竹节的青铜灯座（图13）。

图 12a-c 古希腊陶瓶绘画上手持带节神杖的宙斯

图 13 古罗马的竹节形青铜灯座，大英博物馆藏

这表明，尽管古代欧洲并不产竹，却仍然出现了大量模拟竹节的器物，与早期中国大量竹节形器物有可能存在渊源关系（图14），其中隐藏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密码，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图 14 陕西茂陵从葬坑出土的西汉前期竹节熏炉

筇竹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节大。筇竹杖，这种产于万里之外的物产，之所以出现在大夏，从“物以稀为贵”的角度来理解大概只是表象层面的，从宗教或信仰方面的功能恐怕才是核心。由于有机质均已腐蚀无存，蒂拉丘地中原本有无埋入竹杖，无从考察，但巴克特里亚地区发现的希腊化硬币和图像中宙斯神杖“节”的处理、模拟成竹节形的金杖，似乎均在表明，大夏人千辛万苦地进口蜀地的筇竹杖，其功用，当是筇竹满足了大夏人的某种信仰或观念，用筇竹制成的杖或有其神圣性——若是权杖，象征身份与地位；若是神杖，则用以祭祀以通神。

《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增订典藏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作者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张骞在大夏见筇竹杖之谜》第二部分“竹之道：从蜀地到西南夷地区”因篇幅所限从略，本文选摘的第一部分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