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美洲考古学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这部综述美洲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经典著作，由戈登·R.威利（Gordon R.Willey）教授和杰瑞米·A.萨伯洛夫（Jeremy A.Sabloff）教授共同编著。因为这部著作既具有宏观性和系统性，又遵循客观视角和学理思辨，1974年首版一经印行，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美洲考古学的发展，两位作 ...

　　一

　　《美洲考古学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Archaeology）这部综述美洲考古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经典著作，由戈登·R.威利（Gordon R.Willey）教授和杰瑞米·A.萨伯洛夫（Jeremy A.Sabloff）教授共同编著。因为这部著作既具有宏观性和系统性，又遵循客观视角和学理思辨，1974年首版一经印行，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美洲考古学的发展，两位作者在汲取各方建议的基础上，又先后两次对全书的框架、体例等进行大幅调整修订，分别于1980年、1993年推出了第二版、第三版，并将参考文献拓展到近1500条，使其成为学者进一步深研的丰富资料宝库。

 

《美洲考古学史》（第三版）

著者：〔美〕 戈登·R.威利

〔美〕 杰瑞米·A.萨伯洛夫

译 者: 张颖岚 等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俞伟超先生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序言中，曾引用了《美洲考古学史》第二版中的学科发展史分期，这应当是这部著作首次被介绍给中国的学者。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美洲考古学的重要文献，也是考古学者以宏观视角了解美洲考古学体系脉络，以及不同理论学派间学术讨论的基础参考书。

　　《美洲考古学史》的两位作者都是享誉学界的著名考古学家。其中，戈登·R.威利主要从事中美洲和南美洲考古，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任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美洲考古学会会长，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通讯院士。他于1953年出版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一书，张光直先生曾评价道，“……现已成为经典，即使我们不说正是这份报告宣告了美国考古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那么至少它也是美国考古学进入新时代的一个象征。”

　　杰瑞米·A.萨伯洛夫教授的研究领域涉及古代玛雅文明、前工业社会城市化问题以及考古学在当代世界的价值与意义，曾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并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圣达菲研究院院长。此外，他还曾兼任美洲考古学会会长、美国文化资产顾问委员会主席。

　　二

　　与这部经典学术著作结缘，得益于我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次访问学者经历。在访学期间，我曾拜访萨伯洛夫教授，在向他请教学术问题之余，说起希望将来有机会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萨伯洛夫教授听闻后非常高兴，不仅一直鼓励我，还在之后帮助我联系了Thames & Hudson出版社，获得了中文版的免费授权。在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我曾专门去函向萨伯洛夫教授报告这一喜讯，并请他为中文版写序。萨伯洛夫教授不仅很快就把序言写好，还专门在回信中叮嘱我，要将我们在宾大的合影随书刊出，令我非常感动。

　　在萨伯洛夫教授的中文版序言中，他这样写道，“自《美洲考古学史》（第三版）问世以来的二十多年间，美洲考古学当然也出现了许多显著的变化。理论、方法与技术取得了关键性进展，研究资料也在不断积累，对美洲史前史和历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不过，我希望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仍然认为这本书对他们的研究有帮助，因为它记述和研究了一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以及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末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者，这都有助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术史进行比较。”

　　诚如萨伯洛夫教授所言，尽管这部著作出版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但在当代考古学取得令人振奋的进步与变革之际，还是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美洲考古学的学术成长脉络，而两位作者在论著中的一些深入辨析与思考，也有利于我们理解美洲考古理论思潮此起彼伏的相关背景。

　　1. 考古学理论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美洲考古学史》第一版“序言”中，作者就编撰目标表述如下，“美洲考古学现在正处于重要的自我评估时期。……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全面回顾美洲考古学发展历程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正确评估那些与过去紧密相关的考古学新发展，而且透过学科发展史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清醒地评估学科发展新方向的意义。”

　　基于此，作者在“导言”中特意说明，这本书“不是具体考古发现的总结”，“我们的重点将是考古学自身的发展……揭示的是这个学科的思想史。”并进而提出，“我们将通过论述曾对美洲考古学产生过影响的其他学科、思潮，使读者了解不同时期的学术环境。我们认为，美洲考古学几乎等同于一系列的考古学理论，美洲考古学的发展史实际上与一些应用于形态、空间和时间维度以及情境、功能和进程等因素的理论更新直接相关。”

　　从作者的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美洲考古学史》的编撰主旨，这既是它与其他一些考古学史的不同之处，也是其学术价值之所在。陈淳先生在题为《考古学史首先是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读后感》一文中，曾引述了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的观点，“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也就是说，考古学理论不仅能够为考古学家提供发掘遗迹、认知信息、阐释解读的不同思路、视角和路径，也会促使学者们反思，为何、如何去进行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和分析研究。从这一点讲，考古学理论是考古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考古学科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就在于考古学理论的不断更新。

　　2. 学术史的梳理就是为未来记录过去

　　对考古学学术史的梳理，不仅仅是对其过往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总结，同时也是在为未来记录过去。《美洲考古学史》的另一重价值，就在于为学者们保存了学科生长的珍贵历史信息。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述，“我们对这个学科领域正在前进的方向很感兴趣。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可能转瞬即逝，但它将为未来的史学家保存当代的记录。”

　　因此，在该书具体案例的选择中，作者也将一些虽具争议，但能真实反映学科发展的探索性研究也收入其中。例如，对于W.L.拉什杰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所开展的垃圾研究项目，作者不仅对项目源起、学术目标等进行客观记录，还引述项目主持者的表述，将其视作“对当代社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形式以及完善传统考古学阐释的一种方法”的探索。与此同时，作者也将学界的批评如实收录，如特里格等“一些考古学家已经表现出对当代考古学这种边界扩展的担忧，担心这些新关注点可能会在将来耗尽考古学的力量。”

　　针对一些具体史实，作者也做了严谨的考证。如“第四章”在述及美洲考古地层学的发展时，作者写道，“纳尔逊在地层学方面的工作要晚于加米奥三年，但是他在方法上的运用和创新要比之进步”，同时又在注释中补充说明，“应该再次强调的是，加米奥和纳尔逊都不是第一个观察并记录考古遗址中文化叠加的人。仅仅在西南部地区，包括理查德·韦瑟里尔、J.W.富克斯和拜伦·卡明斯等在内的其他考古学家，都早于加米奥和纳尔逊发现了这种叠压关系，然而，这些学者都没有通过地层学方法辨识出文化渐变。”既真实反映了美洲考古学的关键发展节点，又对学者的不同学术贡献给予充分尊重和认可。

　　3. 马克思主义对美洲考古学的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诸如文明起源、国家形成、社会形态发展等，都体现出了核心指导意义，美洲考古学也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在《美洲考古学史》“第六章 现代时期：阐释与理解过去的新发展方向”中，作者写道，“值得关注的是，‘现代时期’绝大部分的过程研究已经采纳了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方法，尤其是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剥削和阶级斗争……对马克思主义概念更明确的运用可以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发现，它们更强调文化的思想层面而不仅仅是物质层面。”在同一章中，针对“考古学如何处理思想意识？”这一问题时，作者专门指出，“在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时，莱昂内呼吁考古学家关注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自我意识”，并且在注释中详细列出了相关论著，通过延伸阅读的方式让读者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在美洲考古学发展中的相关影响。

　　从更宽广的国际视野观察，作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以后就受到了欧美学者的广泛关注，并被积极引入到考古学研究之中。陈胜前先生在《当代西方考古学研究范式述评》中述及，“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理论、阶级理论很适合研究国家起源这类问题，对其他革命性事件如农业起源也同样有效。它强调当代社会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关联，强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而其理论的辩证眼光与其他考古学范式相通”，因而，“西方考古学从文化历史考古的柴尔德到影响后过程考古学的法兰克福学派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美洲考古学史》一书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对美洲考古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它的未来发展也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4. 美洲考古学的公共性转向

　　随着考古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美洲考古学也开始出现了公共性的转向。作者敏锐地关注到这一新发展趋势，对美洲考古学在回应公共需求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挑战予以评述。

　　作者认为，美洲考古学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需要调和涉及考古资源管理的新法律、政府政策的要求与考古学阐释文化变迁过程的学科需求之间的关系”。作者观察到，“在美洲大陆，考古目标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从长远来看，考古行业如何满足公共政策的要求，将对美洲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些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财政优先支持事项相关的重大问题肯定会越来越频繁和紧迫地影响考古研究的进程。”

　　针对如何平衡考古学术目标与公共政策要求，作者进一步写道，“从一开始，考古行业就必须应对该如何设定标准，才能既履行合同又能消除劣质的田野工作和发掘报告这种世俗的问题。”“合同方（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机构）对考古学家提出的要求，使得考古学家在完成既想要履行合同、又希望为考古学发展做出贡献这样的任务时十分困难。”事实上，为了化解这一矛盾，美洲的考古学者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近年来，为了更宏大的过程研究目标而创造性地利用合同考古项目所获取的材料已经比较普遍了，也出现了许多促进保存、保护和公众教育的成功联邦项目。此外，在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的广阔范围内，抢救性考古和保护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拓展了考古遗址及相关博物馆的公众参与。”

　　美洲考古学面临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灰色文献”（gray literature，指非公开出版的文献）。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古发掘也是一种破坏，是‘科学地进行破坏’。发掘者如果不能及时、客观、准确地报道发掘资料，学术损失将是无法挽回的。”因此，“发掘报告的编写也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全面、准确、客观地公布发掘资料是编写发掘报告的第一原则。发掘者不能以自己的观点来裁减、取舍乃至修改发掘资料。对于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撰写必须时时刻刻意识到其紧迫性，不能把田野考古资料从‘鲜’的放成‘蔫’的，最后拖成‘烂’的，这是对科学的亵渎，是对事业的极端不负责任!”

　　三

　　学术论著的翻译对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我至今仍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星灿、曹兵武等诸位先生编译的《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等书，以及《东南文化》等期刊编发的一些学术译文，在当时的中国考古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学术论著的翻译要做到“信、达、雅”，是需要付出诸多心血与不懈努力的，在我经过了本书的翻译过程后，对其中的辛苦更有了深刻的体悟。由此，我也对陈淳、徐坚等先生长期致力于学术翻译的艰辛付出更加心生敬意！

　　《美洲考古学史》的中译本由多位译者共同参与、反复数轮润色完善，并得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学术出版专项资金的有力支持和文物出版社的通力协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尽管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始终心存敬畏与谨慎，但一定还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诸位老师学者多多海涵与批评！（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图文转自：“文博中国”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