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荣新江 编著，中华书局，2022年9月版，274页，86.00元

本书收录英国、瑞典、俄罗斯、德国、日本等海外诸国以及国内散藏共计347件和田出土的唐代汉语文书。除了1件禅籍、1件神会语录、1件《合部金光明经》与1件《大般涅槃经》写本，其余皆为非佛教文献。根据其来源，作者将文书分为八组：霍恩雷收集品、斯坦因收集品、赫定收集品、俄国收集品、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品、弗兰克收集品、大谷探险队收集品，附录中国公私散藏收集品。其中，斯坦因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的收集品构成了和田出土汉语文书的主体，而且大多有出土信息，因此按出土地点将其进一步细分为巴拉瓦斯特、丹丹乌里克、达玛沟、安迪尔、喀达里克、库都克库尔、麻札塔格、麻札托格拉克等文书。每件文书均有编号、定名、解题、研究信息与录文。书前附有17张高清图版。书后参考文献将历年的研究成果都条列分明，可以说形成了一部具体而微的研究史。附录的人名、地名索引与文书编号索引，极大地方便了读者查阅。这些文书尽管大多残破，甚至只有片言只语，但未经史家加工、保留了原始一手资料的样态，可以补正史记录之不足，对了解唐朝治下于阗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序》与《前言》中，作者交代了编撰此书的由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探险家们对西域文书的搜罗发掘，引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其中的于阗语文书，经由几代梵语、于阗语学者不懈的努力，大部分已经转写刊布。成果集中体现于贝利《于阗语文献》（Khotanese Texts）第一到五册、恩默瑞克与沃罗比耶娃—捷夏托夫斯卡娅合作《塞语文书》（Saka Documents）圣彼得堡藏品文本与图版两册、施杰我《英国图书馆藏新疆发现于阗语写本全目：文本与翻译》（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A Complete Catalogue with Texts and Translations）。而与于阗语一起出土的汉语文书，整理研究则相对滞后。虽然已经有沙畹、马伯乐、郭锋、沙知、吴芳思、王冀青、荒川正晴等学者做过录文工作，但都不全面，且尚未将“于阗文书”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从于阗史或西域史的角度加以系统整理与研究”。作者于1985年到2017年间，先后走访英国图书馆、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龙谷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德国国家图书馆、慕尼黑五洲博物馆，搜集了几乎所有散佚海外的和田出土汉语文书，进行详细调查并核录原文。就此而言，本书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奠基之作，定会有力地推动基于“于阗文书”而展开的对于阗史乃至西域史的研究。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在中国学者还没充分认识到西域出土文献的价值时，大批文书已经流失海外。探险家来了一批又一批，遗址被一遍遍地翻开，当地人也纷纷加入挖宝人的行列，原本出于同一地点的文书被四分五裂、完整的写本被撕成断片，入藏各国的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等机构。搜集、缀合这些文书残片就成了后辈学者的使命。基于全面的走访调查，作者指出旧编号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作了正本清源的说明。如斯坦因第一次探险所获和田出土的汉语文书，被英国博物馆归入其第二次探险从敦煌带回的汉语写本中，有些甚至被编入第三次探险所获文书里，由此误导研究者将和田文书当作敦煌文书来处理。俄藏Дх（敦煌）编号中也混入了和田出土的文书。这些文书都被作者一一辨析明白，收录到本书之中。有一件混入俄藏黑水城的文书，上面出现了和田文书常见的人名“疾昨”——于阗语jsajsaka，又被音写为“疾祚”，也被归位收入本书。

由于各大收集品中和田出土的文书有相当一部分是购买所得，其出土地点成谜。本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追溯文书的来源与确定其书写年代，将文书还原到遗址现场，建立起可靠的年代谱系。例如霍恩雷收集品中的两件汉语文书G.1，此前被认为是从库车附近挖到的。但作者通过对同批梵语、汉语、于阗语文书的全面细致考察，认为其出土地是和田东北的乌宗塔提和老达玛沟一带，并推测书写年代是在尉迟曜在位期间（767—802）或前后不久。此外，学者们原先只知道赫定收集品来自和田地区。作者发现了其中两件与斯坦因第四次中亚探险所得的两件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之间的联系，由此判断赫定文书出自古代的六城遗址。作者还通过对另一件文书录文的修订，结合时代背景，推测这批文书的年代集中在公元7、8世纪唐朝统治西域时期。这样，以出土地点与文书时代为经纬，参照文书著录的人物活动，原本零落四散的文书之间就形成了有机的联系，可以尽量复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作者将丹丹乌里克遗址区的一处建筑组合推断为杰谢乡的行政官府所在地，其中也有由乡头升任萨波的思略的住所，就是一个完美的研究范例。

如果说本书是汇集一手资料的宝库，那么每件文书下条列的研究信息以及书后的参考文献就是打开宝库的钥匙，也是细心为读者留下的寻宝线索。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究于阗史，不仅重视传世的汉语史料，还广泛搜集敦煌、和田出土的文书，及时跟进欧美、日本于阗语专家的研究成果，撰成一篇篇掷地有声的论文，与国内外同行切磋对话，使得中国学者在新时代的西域研究领域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针对第二五四号双语文书（原编号Hedin 24），作者与张广达先生于1988年即撰写宏文《关于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以这件文书为基础，对当时搜集到的所有带纪年的汉语文书列成一表，大大推进了对于阗文书断代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1997年又写成《8世纪下半至9世纪初的于阗》一文，补充了“尉迟曜时代的于阗语纪年文书系年”与“安史乱后于阗大事年表”。这两篇成果不仅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年表，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极富启发意义，后被收入经典的《于阗史丛考》一书，2021年该书的第三版问世。针对第三四一到三四四号4件和田某氏藏于阗语汉语木简，连同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的35件同类木简，作者与文欣博士合撰《和田新出汉语—于阗语双语木简考释》一文，将这两组纳粮木简与同期中原内地、敦煌、吐鲁番乃至中亚的记录相比较，指出和田一地所受中亚传统的影响，而唐朝在开元年间就已经深入于阗国当地的税粮征收活动。

本书的出版，对于阗语文书的研究也是很大的促进。就一些双语文书来看，汉语部分可以补足于阗语部分所缺的信息。尤其是双语纳税抄，其断代往往要依靠汉语，于阗语部分或是提供于阗王纪年，或是省略不提。人名的对音则能为研究当时的西北方音提供分析材料，如第二〇号双语文书“瑟拱支”对应于阗语人名ṣkāṃcä。汉语文书与于阗语文书之间也可以相互勾连，互为发明。如IOL Tib N 2220（Balaw. 0150）号于阗语木简，非常残破，难以判断具体内容。上面出现了于阗语人名saṃgabuda（桑宜没），末尾署名是汉字“俊”。同样出自巴拉瓦斯特遗址的第一八号双语文书提到“典赵俊”，不知是否就是于阗语木简里的署名者？第一九三号文书，汉语部分保留了时间“十月廿九日”以及相关官吏“官杨”。于阗语部分则交代了具体的纳税情况：jaleśūrai rrusa hauḍi kūsi 1 ṣṣaṃga 7，意为“Jaleśūraa纳青麦1硕7斗”。结合起来看，可以更好地理解文书的内容与性质。

在编著本书之前，作者已经多次主持、参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早在1991年，作者就远赴英国进行S.6981号以后非佛经文书的编目，成果即《英藏敦煌文献》第12—14卷。从2005到2007年间，作者又领衔整理了近十年来吐鲁番文物局通过发掘、征集所得的文书，于2008年与李肖、孟宪实两位先生一起出版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2020年，作者与史睿先生汇集零散藏于世界各地公私机构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残卷，推出了《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2021年，合作主编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面世，收录了旅顺博物馆所藏日本大谷探险队获得的文书26000余件。整理文书残片并非一项简单的工作。凡是清晰、完整的文书，一般早已被前辈学者研究发表，留下的大多残碎。认读已是难上加难，遑论定名定性。为了帮助笔者调查于阗语文书，荣先生曾慷慨赠与英国图书馆所藏汉语、于阗语木简的全套照片，几乎都已漫漶不可辨识。但荣先生凭借整理文书的丰富经验，识别出不少文字内容，集中体现在本书第一八八到二三四号文书。将零碎的材料整合发表，确实是嘉惠学界的好事。基于作者多年著录文书累积的心得，本书的体例也堪称这类著作的典范。

总体而言，本书是和田出土汉语文书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作者深厚学术积累的体现。作者从1985年起就遍访海内外各家收藏机构，调查文书、录文释读，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并且以史家的自觉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于1996年出版了《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自2022年11月起开始在《文史知识》上连载的“满世界寻找敦煌”讲稿系列，于学术记录之外增添了不少人事趣闻，更是令人爱不释手。笔者不禁想起2017年6月20日在德国慕尼黑五洲博物馆调查文书的那个上午。经过哈特曼教授的接洽，工作人员将馆藏文书拿到会议室。于是考察队自动分成两组，荣新江先生、陈菊霞教授与孟嗣徽教授坐在拼成的长桌的一侧过录汉语文书，段晴先生带着萨尔吉老师和笔者坐在对面翻检梵语、藏语、于阗语文书，在场的还有陈瑞翾博士。当时商议与博物馆合作将这批文书联合发表，可惜未能如愿。如今段老师已驾鹤西游，思之不胜唏嘘。近些年青年学者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走出国门，荣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寻访新材料的精神、敏锐的学术眼光、独到的史才史笔，都值得我辈效仿。荣先生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也是后生小辈的福音，实乃金针度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