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序

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蒙古国东北部、俄罗斯之远东，向东延伸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这一广阔地带，处亚洲东北部，概称“东北亚”。

从地理学上说，东北亚无疑是亚洲的一个地理单元。若与亚洲的其他地理单元相比，东北亚的位置占优，而自然条件更为优越。诸如肥沃的东北大平原、水草丰茂的蒙古大草原、雄奇的长白山、内外兴安岭、锡霍特山等，皆为林海所覆盖；从南到北，自东至西，江河湖海纵横交错，为大地注满生机！

东北亚物种之多，生态之盛，实居亚洲前列。在这里，寒暑交替，四季分明，可农垦，可游牧，可渔猎，可采伐，适合人类从事各种生产实践活动。肥沃的土地，丰厚的自然资源，孕育出众多民族，产生出不同类型的文明与多姿多彩的文化。

打开世界地图，把目光投向东北亚，马上就会发现：我国东北地区处东北亚中心，同时也是多民族活动与文明文化凝集的中心。这些民族及文化都详载于中国历史典籍，地下出土文物及地面留下的残迹，与文献相印证，无可置疑，证明东北地区确属东北亚文明文化的发源地。

本书《东北亚古丝路民族与文物研究》（以下简称《文物》），以东北亚为研究对象，阐述这一区域诸民族的各自历史及其文化创造。这是一个全新的学术命题。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间，我国学者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学者从未对东北亚民族历史文化展开研究，当然，也未提出过相关的命题，他们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东北地区，迄今已出版长短不一的8部东北通史，几无一点东北亚地区的信息！已发表成千累万的学术论文，也没有东北亚的研究成果。个别论文在论及东北亚国际关系时，才提到东北亚，这只是地理位置概念，不具文化意义。可见，东北亚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长期无人问津，留下一块学术空白。《文物》之作，终于弥补此空白，可喜可贺！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本书研究的内容，不也是东北史的内容吗？与研究东北史有何不同？表面看，两者似无不同，但换个眼光，从深层次看，两者是大不同。研究东北史者，只见东北，不见东北亚；对东北史的研究就事论事，重复书写历代东北史的演变过程，却忽略东北诸民族对东北亚及对中国有何影响。其结果，至今还未识东北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还不承认东北民族的文化创造，一提到具体文物文存，总是论定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或说成是从中原“传来”的。甚至连“红山文化”也未看重，在一些东北通史及一些论文中，“红山文化”只作为一般考古发掘，与其他一般性文物予以简单介绍而已！考古学界对“红山文化”早有定论，以已故考古大家苏秉琦为代表，称此文化为“中华文明曙光”，如女神庙、积石冢已证明此时代已经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它的出现，把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余年，中国将与埃及、印度一样，已成为与之并列的文明古国。这些结论已在当年上个世纪80年代由《光明日报》发表。遗憾的是，一些学者还不能认识到它的价值，因而也不认识东北地区的重要性，具体说，就是东北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多大作用？不予了解，因为不予认识，也难予解释清楚。那么，“红山文化”在东北地区应居何种地位？有何价值？更不可能为学者们所认识！

《文物》与以往的研究完全不同，首先，它是以东北亚的视野看东北，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东北亚的文明与文化皆源于我国的东北地区，如上文提到“红山文化，”不只是“中华文明的曙光，”也是“东北亚的文明曙光”！东北地区周边的国家与地区，没有一个文明走在“红山文化”的前面。以朝鲜为例，中国典籍记载，至迟周灭商时，其商之贵族箕子率华夏族人经辽东，进入朝鲜北部立国。其后，直至清代，朝鲜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属国，东北地区的南部辽东（今辽宁）一直是朝鲜朝贡中原的通道，它所受的文化全是华夏文化即儒家文化的影响。至于日本之文明同样远在“红山文化”之后。俄之远东，是东北亚最北端，其族迟至17世纪中期才出现在中国黑龙江流域。所以，东北地区的文明文化对东北亚之影响是决定性的，因而提升了我们对东北地区历史地位的认识。其次，东北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数千年间之东北民族知多少？不知道有哪部东北通史做过统计，人们常见的无非就是那么几个主要民族，反复重复书写。尤其是这些民族如何活动？对东北亚产生什么影响？几无关注。

《文物》从第四纪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为东北历史之开端，接着是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展示着两个时代的生产生活工具，然后进入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各民族相继登上人类的历史舞台，以中国朝代为序，从夏商周至清代，逐朝逐代对东北民族梳理清晰，逐个阐述他们的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诸如橐离、夫余、秽族、貊族、肃慎、挹娄、沃沮、勿吉、靺鞨、女真、满洲，等等，民族不论大小，也不论存续多久，只要是曾在某代时期存在过，皆予表述。在上列民族中，如橐离、夫余、沃沮、勿吉、东夏、黑水靺鞨、东丹等民族与文物研究，迄今，国内外还没有一部学术著作进行整体论述，而《文物》全面系统地论列，当属首次！展示东北民族之繁盛，当推《文物》！特别要指出的是，《文物》具体开列东北亚古丝路沿线的民族，计有东胡、肃慎、橐离、秽与貊、乌桓、鲜卑、夫余、挹娄、匈奴、高句丽、契丹、女真、靺鞨、蒙古、满洲等族。这些民族的实践活动，对于东北亚历史的发展尤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东北亚的民族，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东北地区，即使生息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也必向东北靠拢，在这里再获发展壮大的机会。

《文物》突破传统的东北史研究局限，放眼东北亚，这不是眼界的扩大问题，更重要的是，真正揭示东北史的真相与本质，从亚洲的一角揭示中国华夏文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

前面已提到东北亚古丝路问题，这是《文物》首次提出的一个新的学术概念。此前，我们只知道西北有一条“丝绸之路”，兴于汉代通西域，历代相沿，我国生产的丝绸、瓷器等就通过此条通道达西亚各国。东北亚是否也有一条“丝路”？改革开放初，确有个别学者提出东北亚地区乌苏里江下游与黑龙江汇流地区的少数民族，还有生活在库页岛上的“蝦夷，”通过海上，把内地丝绸、瓷器、茶叶等贩运到日本列岛的北海道。称这条水道为“海上丝绸之路”。仅此而已。其后，不见有学者继续此项论证。直至今日，始有《文物》提出东北亚古丝路不仅存在，且论证始于汉，此路一经开通，历代相沿，直到清代，有所扩大。此路之起点，皆起自历代王朝之都城，经辽东，在分路前进。如前已提出，自辽东通过今丹东入朝鲜。还有水路，自辽东入辽河，进入吉林，再连松花江，至下游江口与黑龙江汇流，直达北海，今属俄境，当为东北亚最北端。唐在黑龙江中游设黑水都督府，元在此地区设征东元帅府，明在此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清设置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分辖黑龙江流域地区。这些地点与地段，皆为东北亚丝路的必经地。向西北，通过东北大平原，即进入蒙古地区，将中原与东北文物传入，是为东北亚丝路之一。这几条通道，不仅是具有经济上的作用，同时也是一条文化通道。显然，东北是连接我国中原华夏与东北亚各地区包括相关国家的纽带，“内循环”（指国内经济文化交流）与“外循环”（与周边的国家与地区交流）连接处。

     东北亚古丝路是真实的存在，只是长久未被发现，因为没有深入研究，不能将这条存续一二千年的古丝路真实地再现出来。《文物》就是这条路的发现者，并以“东北亚古丝路”命名，也是名副其实，与历史事实完全吻合。《文物》的这一学术发现与论证，足以弥补东北史研究中又一空白，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

《文物》的研究方法，值得推崇，它把历史文献与考古有机结合起来，就使研究别开生面，向纵深发展。这个研究方法称不上奇特，不过是学术研究普遍适用的基本方法。问题是，在实际研究中却很少应用。从事史学研究的只专注于文献典籍，从中寻找相关史料，对与之相关的出土文物却不予重视，甚至无视其存在。同样，搞考古的，则轻视文献，只断其物生成年代，为哪个王朝所有，至于器物所含文化就不予解读了。考古方面的问题，就不去说他了。我们从事文献研究的，不重考古、不识文物，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缺欠。如前已指出，不识“红山文化，”就不认识史前东北真相，不能正确评价这一时期东北的历史地位。这里，再补充一个事例：在彰武查海出土用石砌的长龙，长19米多。在长江流域，在山东也出土过“龙，”远未有查海龙的规模，故被誉为“中华第一龙。”又如，在吉林省王府屯发现古人类遗址，距今百万年！在全国已发现百万年的古人类遗址，不足十处，东北即有一处。综合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可以确认：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如果无考古发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正确认识东北！因此，一些东北通史对史前东北就写不出它的历史真相！

《文物》恰好克服东北史研究的这一弊端，在研究东北亚每一个民族，书写其历史时，都把他们的各自文物逐一地提出来，逐一解释该文物的文化意蕴。文物是以固态来展现文化。这种文化就是物质文化，与文字记录的文化相区别开来。这就是书写各民族的历史，要依赖文献典籍的文字记载，反映各个民族的文化，除了部分取之文献，主要是对文物展开深入研究，这比研究文献难度更大。对文物的辨析贯彻于全书之中，每个民族的文化创造，都选若干文物为代表，把他们的各自文化反映出来。以往东北史研究，是在抄录古书记载，把认为是文化的文字转换成说明。《文物》靠的是对具体文物构件的反复研究，给出答案。文物不同，文化含义也不同，显示各个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其发展水平不一，高与低、先进与落后，易见分晓。《文物》就是通过不同的文物，把不同文化具体化、形象化，这是《文物》的又一个显著的学术创新。

《文物》准确而翔实地展现东北亚古丝路从开创到持续发展的数千年历程，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东北史研究中独树一帜，可谓一花独秀！这并非夸大。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成果之繁盛，简直是不可胜计！其中，重复书写，大同小异，比比皆是，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学术创新！我说《文物》独特，就是指它与东北史已出的书无雷同，更非重复以往的内容，却是以新视角、新观念、新方法，重新解释在东北本土生长起来的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给予以正确评价。《文物》全面创新，就使它与以往的同类研究及其成果区别开来。

《文物》从选题、内容设计，到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观点的表达，皆为树平一手操持。据我了解，树平长期致力于东北地区的历史考古，既有野外作业的实践经验，又有熟读相关典籍，刻苦研究的经历，他把考古与文献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成就。树平并没有高深的学历，是自学成才的后起之秀。他做学问如同做人，求真求实，不虚掩，不事夸张，务求符合历史真相！谦虚好学，明明问题已经解决，他还是愿听他人观点，以证他个人的看法是否有误，他尤其尊重前辈人的想法或意见，耐心听取。即使他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仍敬之如常，不改初衷。我听过他讲述过这类小故事，让我好感动！为人与治学之统一，才使他不断取得进步，走在了同时代学术研究的前列！

树平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多次与我商讨。我上面写得这些文字，皆源出他的想法与观点。本书可以认为是他的学术的一次升华，是多年考古与学术研究的一个结晶。出版此书时，他刚好就职于燕山大学，算是他送给本校的一个大礼包！

我与树平交往有年，彼此相知相信。他邀我为本书写篇“序”，一则盛情难却，一则也有责任推广其学术成就，为学术界提供一门东北亚新学术，就写了上面那些话，是为序。

                      李治亭

                   2020年8月2日

                     于长春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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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东北亚古丝路民族与文物研究》一书的编撰，源自笔者多年来对东北亚区域内诸民族的认识和思索，再佐以对燕山大学东北亚古丝路文明博物馆馆藏文物的整理，从民族与文物视角展开论述，书中难免会挂一漏万。本书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填补东北亚古丝路研究领域空白；二是首次对某民族及文物进行论述；三是将东北亚民族与文物有机联系起来；四是以独特视角对部分文物进行解析。

凡本书所收录东北亚古丝路民族与文物的相关材料，均属本人多年来搜集与研究的结果。

本书以旧石器时代为开端，新石器时代承接沿袭前人足迹先后开通了早期东北亚通道。进入青铜器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特别是对东胡、橐离、夫余、肃慎、挹娄、沃沮等族均有翔实阐述。汉、魏、晋至南北朝、隋唐至辽金时期的夫余、勿吉、高句丽、渤海、黑水靺鞨、契丹、女真、东丹、东夏以及其他族团均有涉猎。其余部分结合学界成说，再辅以各民族文物，文字配图相得益彰。本书基本涵盖了东北亚古丝路沿线的代表性民族。而书中所罗列部分民族文物均属于首次公布，具有资料性、代表性、稀缺性和可读性特征。编撰此书的目的还在于，对东北亚古丝路民族与文物研究领域做初步探索，寄希望通过此书能够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东北亚古丝路沿线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早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东北亚古丝路沿线民族有东胡、肃慎、橐离、秽族、貊族。秦汉时有匈奴、乌桓、鲜卑、夫余、挹娄诸族。魏晋南北朝时有夫余、高句丽、勿吉、鲜卑。隋唐时期有契丹、渤海国。宋辽金时期主要是契丹建立的辽和女真建立的金朝。元代，蒙古族崛起北方，后占踞全国。明末，东北满族兴起，清代，君临全国。上述这些民族的兴衰嬗替，此消彼长，兼并融合，谱写了东北亚历史上五彩缤纷的壮丽画卷。沿线民族所创造出绚丽多姿的各色文化，以其独特的民族特征，逐渐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在中国历史上，东北亚古丝路沿线民族，有的建立过地方政权（方国），有的统治过大半个中国，有的统治过整个中国。他们以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燕山大学有关领导在各方面给与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本人水平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邓树平

                   2020年11月6日

                     于燕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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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撰写的主要基础，源自对燕山大学校藏千余件东北亚古丝路沿线各历史时期民族文物标本的整理，再加上本人多年来对东北亚古丝路沿线诸历史民族的研究。在书中章、节、目的设置上，又认真听取了李治亭先生的意见，对各别章、节进行了科学归并与整合。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燕山大学党委赵险峰书记的支持，他在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了书名；感谢艺术学院院长孙利的大力支持，抽调王巍老师负责对千余件文物标本进行专业摄影，由刘维尚老师负责图片处理和装帧设计；国际交流处路军处长和外语学院王林海院长负责协调英文教师为本书书名和目录进行英文翻译；燕山大学出版社陈玉社长对本书给予大力支持，柯雅莉老师对本书稿进行细心审读；特别还要感谢墨缘彩印公司的朱玉慧老师对本书精心排版和不厌其烦的多次调整。

本书能如期出版，离不开诸位领导和老师门的支持与帮助，最后，向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帮助我的学术界前辈和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邓树平

                   2020年11月6日

                     于燕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