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考古研究领域聚落考古受到较多关注。所谓聚落，就是特定时空范围内与特定人群相联系的各种生活与生产单位的集合。而以聚落为对象，研究其具体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形态，进而研究聚落形态的演变所反映社会形态的发展轨迹，了解各功能区乃至单体建筑之间的联系，借以揭示和复原古代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考古学方法就是聚落考古。对于聚落考古，学者一般都承认它是一种社会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聚落形态研究社会关系。一部分学者，如张光直、严文明、张忠培等先生认为聚落考古不仅研究社会关系，更强调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所以聚落考古也包含环境考古学的内容。随着聚落考古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聚落考古不仅研究社会关系，而且还应该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生态、民族、种族、思想、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聚落考古的发展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观察窗口。

 

　　目前，聚落考古多用在史前社会的研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认为它同样适用于历史时期的社会或历史研究。今天的莫高窟是一个大型的历史文化遗址和旅游胜地，但在古代它主要是敦煌地区佛教信徒们进行宗教文化生产生活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因此我们认为聚落考古也适用于敦煌莫高窟研究。

 

　　莫高窟营建与当地社会密切相关

 

　　古代从沙州城出发沿着鸣沙山东边的山脚步行到莫高窟是25里，大约需要小半天的时间。这说明莫高窟距离城市的远近正合适，既与城市有一定距离，远离人群聚集喧嚣的俗世，又距离城市不太远，有利于佛教信徒进山朝拜和莫高窟的僧人补充给养。

 

　　莫高窟的崖壁笔直高大又坚固平整，地质条件良好，很适合开凿洞窟。大（宕）泉河滋润着窟前的台地，既提供了适合人类生存活动的水源条件，又使这里草木茂盛、环境优美，令人心旷神怡。北魏吉迦夜与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中说：“山岩空谷间，坐禅而念定。”《魏书·释老志》中记载：“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北魏高允《鹿苑赋》亦云：“凿仙窟以居禅，辟重阶以通术。”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又云：“是时世尊欲令大众见佛色身，了了分明。佛即化精舍，如白玉山，高妙大小，犹如须弥，百千龛窟，于众龛窟影现诸像，与佛无异。”这些文献都说明了在山间开窟的最初目的是修禅或观像。

 

　　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可能也是坐禅修行的禅窟或用于观像修行的洞窟。据武周圣历元年（698）《李君（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以下简称《圣历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僔架空凿岩，造窟一龛，后有法良禅师在僔师龛侧又造一龛，莫高窟的营建肇始于二僧。莫高窟第156窟前室的晚唐墨书题记与藏经洞咸通六年（865）写本P.3720《莫高窟记》也记载了乐僔和法良对莫高窟的开创之功，不同于《圣历碑》的是在提到乐僔开窟时，还强调了大造龛像。虽然乐僔和法良开凿的窟龛今天已经无法详考，但莫高窟现存最早的北凉洞窟中第268窟的形制就是一座多室禅窟。《圣历碑》中提到圣历年间莫高窟有窟室一千余龛，《莫高窟记》记载莫高窟曾经有五百余龛。

 

　　《圣历碑》中提到的地方统治者，北魏至西魏时东阳王元荣与北周建平公于义在莫高窟营建史上都发挥过重要作用。莫高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开凿与重修延续了千年之久。作为一个佛教建筑群，莫高窟需要施财出资做功德的供养人、从事建造的各种工匠、开窟造像的各种工具和材料。供养人多数为当地权贵、普通民众以及少数外来使者，也许还有过往的商贾，其中有僧有俗、有男有女。工匠应以当地人为主，也不排除有来自内地的画家。

 

　　在开窟造像的各种材料中，颜料有当地及周边出产的，也有通过丝绸之路贸易流通到敦煌的，其中包括来自西域于阗、中亚阿富汗、西亚波斯等地的颜料。木材、秸秆应该多来自当地。大泉河不但为莫高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也提供了许多建筑材料。修建洞窟所用的水无疑来自大泉河。壁画地仗和塑像所用细泥应该也是取自窟前大泉河内的澄板泥。在壁画和塑像内胎中起加固支撑作用的芦苇秆和芨芨草秆应该也来自大泉河边。今天从莫高窟南区溯流而上，不远就有密集的芦苇丛和芨芨草丛。20世纪在莫高窟进行考古发掘时曾发现了二十余座窟前殿堂遗址，表明有一些底层洞窟是前接土木结构的殿堂建筑的。崖面上现存较多梁孔和椽眼，主要是修建木构窟檐和栈道留下的遗迹，说明敦煌藏经洞出土唐代文献记载的莫高窟当时“前流长河，波映重阁”景象是可信的。

 

　　敦煌卷子Ch.00207《北宋乾德四年（966）重修北大像记》记载，归义军节度使敦煌王曹元忠及妻翟氏，见北大像（莫高窟第96窟弥勒大像）殿堂下面两层材木损折，下令都僧统及僧俗官吏重修，所用的梁栋采自莫高窟谷中早岁干枯之木，椽干由施主供备，乃自城区斫来。这说明莫高窟木构建筑所用的木材主要也来自敦煌本地甚至是莫高窟附近的大泉河谷之中。洞窟内和窟外殿堂遗址的地面大多铺设花砖，图案以莲花纹为主，包括八瓣莲花纹、蔓草卷云纹、桃心卷瓣莲花纹、火焰宝珠纹、龙纹、凤纹、马纹、狮纹等，时代从隋唐一直延续到宋元。铺地花砖主要是宗教题材，应该主要用于寺院和石窟等宗教建筑，需要的数量较大。烧制花砖需要砖窑，在距离莫高窟不远的地方可能也存在专门烧制花砖的窑址。这些情况能否确证，都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调查。

 

　　莫高窟为重要佛事活动场所

 

　　莫高窟的崖面分成南北两区，南区约1000米，北区约700米。敦煌文物研究所将莫高窟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编为492个号，其中南区有487个，北区仅有5个，但是北区还保留有200多个没有壁画和塑像的所谓空洞窟。通过对北区石窟的全面科学考古发掘和整理，我们已经认识到北区洞窟的使用功能与南区有区别。南区是佛的殿堂，是供僧俗礼佛、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北区则主要是供佛教信徒生活、居住、习禅、死后瘗埋的区域。南北两区的功能互补，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佛教石窟群。

 

　　莫高窟应该是有常住僧侣的，这些僧侣负责洞窟的日常管理、安全维护，接待香客和施主，并组织工匠不间断地开窟造像或重修壁画。莫高窟的僧官由敦煌僧团统一任命委派。莫高窟的僧侣们应该在莫高窟的寺院里居住和讲经。《莫高窟记》记载，隋代开皇（581—600）年中僧人善喜在莫高窟造讲堂。晚唐至北宋初期，河西都僧统司下设三窟教授，主管莫高窟在内的三窟事宜，又有住三窟禅师等僧官名称。

 

　　遇到一些重要的佛教节日，敦煌僧团要在莫高窟举办各种仪式或活动。敦煌写本《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记载了951年十二月初七僧政道真安排在次日即腊八夜晚于莫高窟“社人遍窟燃灯”的通知，将需要燃灯的洞窟分区落实到人，分别由田阇梨、李禅（师）、张僧政、阴法律、罗阇梨、曹都头、索幸者、阴押衙、梁僧政、王行者、安押衙、杜押衙、喜成郎君负责。从称呼来看，各区负责人中既有僧官也有地方官员。

 

　　举办这样的大型活动，除了组织方的人员以外，可能还有大量的百姓前来参与，这些人都需要一定的活动场地。北宋乾德四年（966）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主持维修莫高窟第96窟北大像窟檐时，都僧统钢惠、僧正愿启、信力及归义军都头知子弟虞侯李幸思助修，敦煌十二僧寺各派二十人，又征木匠五十六人，泥匠十人，共三百零六人，僧人由官家供食三天，以后当寺供给，工匠全由官家供食，全部工期十二日，用工三千六百七十二。这么多僧人和工匠参与维修工程，当然需要在莫高窟解决吃住等问题，除了临时搭建的设施以外，莫高窟可能还有一些可供长期居住的场所。

 

　　今天莫高窟窟前的三座寺院——上寺、中寺与下寺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建筑，现在尚未发现元代以前的寺院遗址。但是通过对敦煌文献的考证，我们知道中古时期在莫高窟很可能存在不止一座寺院。这些寺院之所以尚未被发现，既有考古工作做得不够的原因，也与历史环境有关。莫高窟不时会发生较大型的地震或洪水，不少历史遗址可能毁于历次灾害。另外，由于古代莫高窟窟前有大量的木构建筑，发生火灾的次数很多，因火灾而湮灭的建筑也不在少数。

 

　　按理来说，莫高窟的僧人去世后应该就埋葬在附近。今天在莫高窟崖顶与窟前大泉河两岸保存有二十余座土塔。其中，窟前地面上分布的大部分是元代以后喇嘛教的舍利塔，总数约为16座，其中最晚的是民国时期修建的王圆禄道士塔。大泉河东岸台地上也有3座西夏、元时期的礼拜塔，在塔内有塑像或壁画。在崖顶的绝大部分是唐宋时期的礼拜塔，如南区北段旧称天王堂的土塔。另外，在南区北段第1窟北侧上方，南区中段第231窟上方，南区南段第161窟上方，第143窟上方等处均保存有残土塔或其遗迹，有的与下方洞窟形成一个组合关系。在大泉河东岸地势较平坦的戈壁滩上还有多座古塔基址痕迹，其地面上残存涂有彩绘的白灰皮碎片，但是现存的这些安葬高僧的舍利塔，即使加上北区18座僧俗瘗窟和洪■像这样藏有骨灰袋的高僧塑像，无论从年代还是数量上都无法与莫高窟延续千年的历史相匹配。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宋代以前大量在莫高窟活动过的高僧是否埋葬在莫高窟，当然在窟前台地上的一些佛塔也有可能受到历代洪水侵害而消失。

 

　　周边遗址是莫高窟人文环境的一部分

 

　　沿大泉河上溯约2000米，在莫高窟的南边有一个叫成城湾的遗址，这里有大、小两座华塔、一座小城、数个被掩埋的石窟以及几个被风吹平的塔基，此处就是宋代时所称的“南谷”。北宋乾德四年五月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敦煌王曹元忠夫妇于斋月在莫高窟避暑，简选僧俗二十四人于大王窟（莫高窟第98窟）内抄写《大佛名经》十八部，施于本州一十七寺各一部，发送西州（今吐鲁番）一部。又见北大像殿堂下面两层材木损折，诱谕都僧统及僧俗官吏重修。五月廿一日、廿二日两日换柱，因见材木损折较多，乃决意大修。廿三日下手拆，大王夫妇在南谷住。廿四日拆毕，夜间大王夫妇从南谷回来。廿五日开始重建至六月二日完工。六月四日大王夫妇返城。

 

　　莫高窟周边还有和尚沟、采石场、五个墩遗址，三危山里还有观音井、王母宫、南天门、老君堂、沙坡墩烽燧等遗址，这些遗址可能都与莫高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和尚沟遗址应该是唐宋时期的一个小型寺院遗址，现存房址残垣与铺设莲花纹花砖的地面。采石场残存取石料后留下的凹槽，壁上残存唐代上元二年、垂拱四年、乾宁元年的题刻文字和动植物岩画，莫高窟有一些碑石或柱础石的原料可能就来自此处。三危山顶的王母宫曾出土北凉石塔一座。莫高窟窟前的宋代慈氏塔是从老君堂搬迁而来的，老君堂现存有宋代的土塔和佛殿建筑基址。三危山脚下与山谷中还零星分布一些喇嘛教的舍利塔。这些宗教建筑遗址以莫高窟为中心，散布在三危山之中，在古代属于莫高窟的卫星式寺院或建筑，是莫高窟人文环境的一部分。

 

　　莫高窟向北平坦的戈壁滩上分布着成千上万的晋唐墓葬。目前在敦煌地区发掘出来的墓葬以魏晋墓居多，归义军时期（晚唐至北宋初期）的墓葬几乎没有发现。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敦煌文书《清泰四年曹元深祭神文》，记载了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曹议金的墓地位于“沙州莫高乡阳开之里”，曹家的历任节度使应该都安葬在曹议金墓附近。敦煌文献中还记载了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之女与五代归义军节度押衙罗盈达等先后葬沙州阳开河北原，张淮深父子、五代时常乐县令阴善雄及都僧统阴海晏墓则葬在阳开河南原（莫高里大河南原）。这些文献说明靠近莫高窟的乡里可能是敦煌世家大族埋葬亡人的风水宝地。另外，莫高窟与沙州城之间交通道路以及沿线遗址也是需要关注的对象。

 

　　综上所述，我们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可以从遗址的功能分区和人文环境等角度，重新审视莫高窟的营建、使用以及和周边遗址的联系，透物见人，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立体和生动的莫高窟印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石窟文献释录与图文互证研究”（21&ZD218）阶段性成果；作者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

 

（图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