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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 ——以有翼石兽和早期佛像为中心的考古学观察
20世纪80年代以前，梁启超、季羡林、饶宗颐先生通过文献对比解读，主要依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史记·大宛列传》中关于张骞在“凿空”以前，于大夏国见“蜀布”和“邛竹杖”的记载，依据就近原则，提出西南丝绸之路即指“蜀－身毒道”的认识，而且在西汉前期已经开通①。80年代以后，张增祺、童恩正先生开始对西南丝绸之路作考古学观察，提出“由四川经云南至缅甸、印度的商道，至少说从春秋末、战国初即已存在了。”②90年代末，吴焯先生在《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中，重新对比文献，认为西南丝绸之路不应特指滇缅印道，东南的“牂柯道”“蜀－交趾道”以及北面的“青海道”亦是古代西南对外交通的重要通道［2］。视野开阔、引人思考。进入21世纪后，罗二虎、何志国、李零、霍巍、王煜等先生对西南地区早期佛像、大型有翼兽石造像、胡人俑等进行了具项的考古学研究③。霍巍先生对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进行了评述，提出在尊重考古事实的前提下，“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加宽广的区域来观察和思考中国西南汉晋时代古代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问题。”［3］笔者将从西南地区发现的汉代有翼石兽和早期佛像遗存两类重要的考古遗存出发，探讨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问题。
一、西南地区有翼石兽
(一) 有翼石兽的发现在汉代特别是东汉末期，西南地区发现了一批有翼石兽造像遗存。其整体造型似虎非虎、似狮非狮，其共同特征是肩生双翼，作昂首阔步或匍匐状。目前汉代西南地区有翼石兽造像共发现6具，以四川雅安地区最为集中(图1)。
巴郡太守樊敏墓有翼石兽
庐山姜城城门遗址有翼石兽
高颐阙有翼石兽图1 雅安地区有翼石兽举例（以上三图）樊敏墓有翼石兽2具，发现于雅安巴郡太守樊敏墓前，时代为建安十年(公元 205)左右。两具有翼石兽均长2米、宽0．63米、高1．45米。一具为雄性，前爪抚蟾蜍；另一具为雌性，前爪抚蟹。似虎非虎，肩生双翼，作昂首阔步状［4］。姜城城门遗址有翼石兽1具，发现于雅安芦山姜城城门遗址，根据与有翼石兽同出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赵仪碑，其时代定为东汉末期。有翼石兽头部已残断，下落不明。长1．92米、宽0．84米、残高0．92米。蹲伏于长方形石板之上，体态丰腴，腹部贴地，肩生双翼，后腿亦生有羽毛，四足微曲紧扣于石板之上，尾巴自胯下穿过置于左腹部，背部有一方形孔洞贯穿于整个身躯，右侧腰部雕刻有一小石兽。发掘者推测为城门阙的柱础［5］。
高颐阙有翼石兽1具，发现于雅安高颐阙旁，时代为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左右。该有翼石兽尾部已残，长2．23米、高1．51米。昂首，张口，面部有须，下颌有髯，肩生双翼，羽翼重出分为两层，足有四爪，右前足踏有一蟾蜍。整体上作昂首阔步状，立于石条之上［6］。
石羊村有翼石兽2具，发现于雅安芦山石羊村，时代为东汉晚期。一具为独角兽，长1米、宽0．57米、高1．58米。左前腿已残，首略偏向左，下颌有须，身带双翼，腿有卷毛，昂首挺胸。另一具为卷角羊首石兽，长2米、宽0．52米、高1．7 米。出土时首颈、前肢至胸已被截为三段，头部为双卷角，身躯有翼，健羽三出及腹，首后仰，挺胸扬爪［7］。
西南地区发现的有翼石兽具有几方面显著的特征：时间上，集中于东汉末期，有 4具可依据与其共处的纪年石阙、石碑框定于建安年间；分布上，位于四川盆地的西缘，集中于四川雅安地区；出土地点有陵墓前、城门遗址门口，虽有两处只残存有一具，但两具一组应为其原本配置。出土地点、组合关系与其功用有密切的关系，成对的有翼石兽通常与石阙或石碑组成陵墓前配置，起镇墓、辟邪的作用。姜城城门遗址的有翼石兽作为城门阙的柱础，既有实用功能，也具有威仪、震慑之用。造型上，有翼石兽以肩生双翼为最显著的特征，通常作昂首阔步状。肩部羽翼可分为单翼和重翼两种，以单翼为主，重翼只发现于高颐阙有翼石兽。羽翼为四至五羽，羽身弧斜，羽尾卷收或上翘。姜城城门遗址有翼石兽后腿上部还发现雕刻细腻的羽毛，较为特别。
(二) 有翼石兽的传入有翼石兽作为域外文化因素是确信无疑，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两河流域，然后向北非、南欧、中亚、南亚以及欧亚草原等广大地区进行传播［8］。
雅安地区发现的这批有翼石兽造像作为汉代西南地区中外文化交流的遗物，与汉代西南丝绸之路存在密切的关系，其输入路径关乎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问题。在我国，有翼石兽造像题材并非西南地区所独有，同时期的有翼石兽造像还发现于河南南阳、洛阳等地［9］。雅安地区发现的这批有翼石兽时间上不晚于河南地区发现的有翼石兽；造型上也不具备河南地区有翼石兽造像吐长舌、有长须，立于长方形石板之上的特征；整体风格上河南地区有翼石兽造像略显健痩，雅安地区有翼石兽造像则更为丰腴。可见，雅安地区的有翼石兽与河南地区有翼石兽存在明显的差别，并非由河南地区直接传入。两地区有翼兽石兽造像都出现于东汉末期，整体造型上都为肩生双翼，作昂首阔步状，说明两地有翼石兽很可能有同一来源，在同一阶段由域外输入，分别传入我国的西南和河南地区。
西南地区此类有翼兽的造型题材最早发现于云南晋宁石寨山M7出土的有翼兽错金镶嵌银带扣，时代为西汉中期(图2)。“其长10厘米，前端宽6．1厘米，后端宽 4．2 厘米。正面有模压突起的花纹，为一只有翼兽，似虎非虎，左前爪持一树枝状物，翘尾，昂首，身有斑纹，作奔走状，生动形象。有翼兽的双目嵌有黄色透明琉璃珠，全身嵌错有薄金银片和绿松石”［10］。
动物形牌饰常见于北方欧亚草原，晋宁石寨山发掘出土的带扣或牌饰中，以有翼兽为主题的带扣仅此一件，根据其形制、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具有浓厚的域外文化风格，很可能来自北方或欧亚草原。值得注意的是有翼兽双目为嵌琉璃珠，很可能直接为域外舶来品。石寨山M7有翼兽铜带扣来源于北方或欧亚草原，其输入路径应该是循川西北的岷江上游通道进入四川盆地，沿“藏彝走廊”南下可达昭鲁盆地。对比晋宁石寨山M7出土的西汉中期有翼兽带扣和雅安地区东汉末期的有翼石兽造像，说明沿盆地西缘由岷江上游地区、“藏彝走廊”连接而成的线路是汉代西南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图2 有翼兽错金镶嵌银带扣西汉中期传入西南地区的有翼兽造型艺术，数量极少，是舶来品，至东汉末期有翼兽造型艺术已出现在陵墓前石刻、城门阙前石兽，起辟邪、威慑之功用。
从西汉中期陆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汉代西南地区与域外交流一直持续不断，到东汉末期出现一个高潮。
有翼兽造型艺术本土化的过程相当漫长，直至东汉末期才融入到汉代西南地区的丧葬礼俗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蜀－身毒道”的线路上并未发现有翼石兽造像，因而用有翼石兽的材料证明汉代西南丝绸之路即指“蜀－身毒道”则有失偏颇。根据时空关系，有翼兽造型题材最有可能由陆上丝绸之路传入，向南经由岷江上游文化通道传入西南地区，向东可传入中原地区，因而河南地区的有翼石兽和雅安地区的有翼石兽基本上属于同时出现。在汉代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中，经岷江上游地区连接的陆上丝绸之路占有重要的地位，说明汉代西南丝绸之路应是数道并存的局面。
二、西南地区早期佛像
(一) 早期佛像的发现西南地区发现了一批东汉中晚期至蜀汉时期的早期佛像遗存，与汉代西南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目前西南地区发现的早期佛像遗存共40尊，按材质可分为钱树佛像、陶质佛像和石质佛像三类。
1．钱树佛像
四川绵阳何家山崖墓M1出土钱树佛像5尊，时代为东汉晚期。钱树干上分别铸5尊形象一致的佛像，各高6．5厘米。有横椭圆形头光，顶有肉髻，双眼微合，上唇有髭，穿通肩式“U”形下垂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下摆，结跏趺坐［11］。
四川绵阳安州区文管所藏钱树佛像6尊，时代为东汉中晚期。钱树由陶质钱树座和铜质钱树干、树枝组成，其中钱树干共铸佛像5尊，造型基本一致，钱树枝顶端铸佛像1尊。钱树干佛像为高肉髻，眼微合，面部丰润，有圆形头光。身着袒右式“U”字形下垂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佛像两侧均立头戴尖帽的侍者，向佛作跪拜状。树枝顶端佛像为束发高髻，大眼，阔鼻，唇上有胡髭，上卷，胡人特征明显。身着通肩式袈裟，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执一物，似璧，结跏趺坐。佛像左侧有一戴尖帽的跪拜侍者，背后由蔓草花卉组成，其中顶端和左侧装饰有两朵盛开的莲花［12］。
1999年在四川绵阳双碑白虎嘴崖墓发现有钱树佛像，其中M19出土1尊，M49出土3尊，时代皆为东汉中晚期。M19的钱树佛像“高4．4厘米、宽2．8厘米。佛像有顶髻，面部锈蚀不清，着双层衣，外为通肩大衣，臂上衣纹深刻，右手握衣角，左手呈施无畏印状，结跏跌坐。”M49出土的“3尊佛像形像相同，均高5．6 厘米，宽3．5厘米。中间的一尊佛像最为清晰、完整，顶髻高且较宽大，鼻梁高挺，眉毛和上唇髭突出，并与鼻梁相连，左耳肥大，着高领、宽袖、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手指修长，触右胸；左手握衣角，结跏跌坐。”［13］两墓出土的钱树佛像在手势、衣纹方面略有不同，很可能是因铸造所依粉本不同所致，反映出东汉中晚期佛教初传中国，在佛像仪轨方面尚未定型。
四川彭山豆芽坊崖墓M166出土钱树佛像1尊，时代为东汉晚期。佛像出现于陶质钱树座上，为一佛二侍组合，二侍为一俗一僧分立左右。主尊为一坐佛，束发高髻，双眼圆睁，张口，面部圆润。身着通肩式“U”字形下垂袈裟，衣纹褶皱细腻，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不明，结跏趺坐于钱树座之上［14］。重庆忠县涂井崖墓出土钱树佛像，M5出土6尊，M14出土8尊，时代为蜀汉前期。M5出土的佛像分铸于钱树干上，形制相同，皆为单一的坐佛像。高肉髻，面部略显清瘦，横眉浓重，眼、鼻、口皆清晰可见，身着通肩式“U”字形下垂袈裟，衣纹简洁，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M14出土的钱树佛像分别发现于两株钱树之上，除佛像背部两侧各有一蝉形饰外，其余仪轨造型与M5出土的佛像基本相同［15］。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延光四年”钱树佛像(图3)，2001年出土于丰都镇江槽房湾砖室墓M9，只残存一节钱树干和陶质钱树座。佛像铸于树干之上，高束发，圆目，高鼻，唇上有胡髭，须尾上卷。身着袒右式袈裟，衣纹凸起，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不明，佛像下身残损。在坛形钱树座一侧阴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公元125) 的铭文［16］。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纪年的佛像遗存，具有重要的年代学和标型学意义。
图3 “延光四年”钱树佛像重庆国友博物馆藏钱树佛像6尊，时代为东汉晚期。佛像均铸于钱树干上，造像基本相同。为高肉髻，两眼微合，唇上有胡髭，有圆形头光。身着通肩式“U”字形下垂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佛像背部有三列带芒的钱币纹［17］。贵州清镇平坝石室墓M11出土钱树佛像2尊，时代在蜀汉时期。形制相同，皆为单一的坐佛，铸于钱树干上。高肉髻，面部圆润，五官不清，身着通肩式“U”字形下垂袈裟，衣纹简洁，双手皆握衣角，结跏趺坐，背部素面无饰［18］。
陕西汉中城固砖室墓出土钱树佛像1尊，时代为东汉晚期。钱树由青铜树体和陶质树座组成，佛像位于钱树顶饰的中部。为一佛一侍组合，一佛坐于中正，束发高肉髻，面相胡人特征明显，额间有白毫，双眼微睁，唇上有胡髭，须尾上翘。头部有重环纹的圆形头光，圆形头光内部饰有六个小圆圈纹。颈戴圆形项圈，身着通肩式袈裟，左臂衣褶明显，左手持一物，似璧，右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圆环之上。主尊右侧有一侍者，头戴尖形帽，面部怪异，向佛跪拜作揖状。主尊背部还有由蔓草花卉组成的背屏，背屏顶部和左侧还饰有两朵覆莲图案［19］。
陕西汉中铺镇砖室墓出土钱树佛像6尊，其中1尊为单尊造像，具体出土墓葬不明，其余5尊为M5出土的钱树佛像，造型基本相同，时代在东汉晚至蜀汉时期。“单尊佛像残高6厘米，宽4．2厘米，头部稍残，但额上发际纹路清晰可见，双眼微合，高鼻，上唇两侧有较直的八字胡，衣圆领下垂，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衣角经右手腕，形成较长的‘U’形，衣袖衣纹细密”。M5出土“佛像高5．2厘米，宽3．2厘米，头顶有肉髻，双眼微合，高鼻，上唇两侧有较直的八字胡，衣圆领下垂，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拳握衣角，衣角经右手腕，形成较长的‘U’形。”［20］。
2．陶质佛像
四川泸州博物馆藏陶质灯台佛像1尊(图4)，由1987年四川泸州能源大楼基建工地一墓葬出土，时代在东汉晚期。泥质红陶，模制，中空，整体造型为一灯座。佛像位于灯座中部，上部托举三个灯盘，下部坐于梯形高台之上。佛像为螺发肉髻，脑后有平行竖发髻，双目深邃，眉间饰白毫相，颧骨高突，面带微笑，身着通肩式“U”字形下垂袈裟，衣纹细腻清晰，双手握于胸前，结跏趺坐，下部高台正中饰一朵盛开的莲花［21］。
图4 陶质灯台佛像云南昭通博物馆藏陶质佛像1尊，时代为东汉晚期。“头顶中央凸出灯柄，中空，灯盏已失；头顶四周为螺发，面庞丰润，双眼微合，高鼻且大，V形衣领，身穿通肩大衣，胸腹前形成五重长长的U形衣纹，左手施无畏印，右手握一玉璧形物，衣袖有较宽且深的纹路，大衣背面从上到下形成七层略呈平行的圆弧形衣纹，下部略残，似结跏座。”［22］
3．石刻佛像
四川乐山柿子湾崖墓M1发现石刻佛像2尊，时代为汉魏之际。佛像雕刻于中室门楣正中，为一高浮雕坐佛。“通高28厘米，高肉髻，面部圆润，面带微笑，有圆形头光。身着通肩式U字形下垂袈裟，衣服厚重，衣纹凹凸明显，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不明，结跏趺坐”。另一尊位于左室门楣中正，残损严重，可辨识为一坐佛，推测与中室门楣处佛像造型一致。“通高35厘米，着通肩式下垂袈裟，手势不明，衣纹褶皱稍清，结跏趺坐”［23］。
四川乐山麻浩崖墓M1发现石刻佛像1尊(图5)，佛像雕刻于前室东壁，为一高浮雕坐佛。“通高37厘米，高肉髻，头绕圆形顶光。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左手似握大衣衣角，似结跏趺坐，面部残。”［24］据何志国先生考证，“麻浩崖墓M1佛像年代已到东汉晚期，下限不超过公元二世纪”［25］。对比两墓的石刻佛像，不难发现，在表现形式、雕刻技法和佛像仪轨等方面都具较高的一致性。造像粉本的相似性，也说明两墓石刻佛像年代应相距不甚远，具有很大的延续性。
图5 四川乐山麻浩崖墓M1石刻佛像(二) 早期佛像遗存的特征目前西南地区发现的早期佛像遗存具有几方面明显的特征：
空间上，西南早期佛像沿四川盆地边缘呈不闭合的环状分布，在盆地中心区域和东北部尚未有发现。沿江分布特征明显，主要沿岷江流域和长江上游分布，另外于涪江、汉水上游、金沙江下游也有部分发现。
时间上，西南地区早期佛像出现于东汉中期至蜀汉时期，以东汉晚期出现最为集中。说明至迟到东汉中期佛教已初传至中国内地，也反映出东汉晚期外来佛教活跃，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文化交流日趋繁盛。早期佛像的传入，与四川盆地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优渥的经济基础和人口的迁移流动具有重要的关系。绵阳双碑白虎嘴崖墓出土的钱树佛像、四川绵阳安州区文管所藏钱树佛像都属于东汉中晚期，说明涪江流域佛像出现时间较早，该地区较先受到外来佛教文化的影响。
材质上，西南地区早期佛像以摇钱树佛像为大宗，出现时间亦最早。目前西南地区发现的40尊佛像中，钱树佛像35尊，陶质佛像2尊，石刻佛像3尊。
钱树佛像绝大部分出现于钱树干上，只有1尊出现于钱树座上。西南早期佛像大多发现于墓葬之中，作为陪葬品或墓室装饰之用。可见，外来佛教信仰逐渐融入到本土丧葬文化的过程，但尚不能单独存在，需要依附于本土的神仙信仰体系。佛教初传中国，虽影响逐渐深入，但力量有限，尚未能形成独立、成熟的信仰体系。
佛像仪轨上，基本为高肉髻或束发，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一角，身着U字形下垂袈裟，结跏趺座。
部分佛像还有圆形头光，唇上有胡髭，整体形象多具胡人特征。有的主尊旁还有胡人形象的侍者。袒右式袈裟出现较早，以“延光四年”钱树佛像为代表，到后期基本为通肩式袈裟。早期佛像的手势以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为主，但前期佛像手势比较多样。
在汉中城固砖室墓出土钱树佛像中有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璧形器的情况，泸州市博物馆藏陶质灯台佛像双手握于胸前，似施禅定印。以泸州市博物馆藏陶质灯台佛像为代表，莲花图案开始与佛像配合出现，成为重要的佛教文化因素。
(三) 早期佛像的传入西南早期佛像来源于古印度地区，毋庸置疑。其输入路径关系到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交通问题，有三种可能：其一，“蜀－身毒国道”；其二，“牂柯道”“交趾道”；其三，由岷江上游地区连接的陆上丝绸之路。
石刻佛像和陶质佛像发现于四川盆地南缘，不同于盆地北部和东部的大宗钱树佛像，盆地南北造像材质的不同，暗示着早期佛像很可能具有不同的输入路径。对比西南地区早期佛像与先前或同时期印度地区的佛像，发现西南地区早期佛像，既具有螺发高肉髻、面部丰润、着袒右或通肩式袈裟、衣纹细腻、右手施无畏、左手握衣的秣菟罗雕刻艺术风格(图6)，以两尊陶质佛像为代表；又具有波状束发、大眼圆睁、唇上有卷髭、身着厚衣、施禅定印的犍陀罗雕刻艺术风格(图7)，以绵阳何家山M1 钱树佛像和汉中城固砖室墓钱树佛像为代表。在部分佛像中还可见两种造像风格并存以及相互融合的现象。何志国先生认为，西南地区早期佛像风格的变化“与同时期印度地区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发展趋于同步，暗示佛像传播途径的畅通。”［26］笔者赞同此观点。西南早期佛造像存在多种粉本，很可能是经由不同的路径传入西南地区。
西南早期佛像较早出现于四川盆地北部的涪江流域，该地区应较早地受到外来佛教造像的影响。盆地南部的乐山、泸州及昭通、清镇等地发现的佛像遗存整体偏晚，已至东汉晚期，甚至蜀汉时期，有可能是盆地北部佛造像南传影响之下产生，亦可能经由其他路径输入。沿江分布的特征，特别是沿盆地边缘相对集中的分布，说明岷江流域－长江上游是西南早期佛像传播的重要通道。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是沟通我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先秦时期伴随民族迁徙、人口流动两地考古学文化交流互鉴［27］。岷江上游发现的汉代“汶江市平”铭文铁权，说明汉代岷江上游的汶、茂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④。岷江上游地区向北可连接甘、青地区，经丝绸之路“青海道”可沟通域外。汉代岷江上游地区的商贸活动与胡人存在密切的关系，汉晋时期西南地区发现大量头戴尖帽的胡人俑，说明胡商即是汉晋时期西南地区中外交往的主体之一。绵阳安州区文管所藏钱树佛像和汉中城固砖室墓出土钱树佛像的主尊和侍者都具有明显的胡人特征，说明胡商、胡僧与西南早期佛像的输入以及传播密切相关。
在汉代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路线上，尚未发现与西南早期佛像输入直接相关联的考古材料。根据西南早期佛像的时空分布、材质的区域差别和造像的艺术风格，笔者认为西南早期佛像是经由不同的路径传入，其中由岷江上游连接的陆上丝绸之路与西南早期佛像的输入关系最为密切。
三、小结
西南地区发现的有翼石兽和早期佛像遗存是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见证。雅安地区发现的有翼石兽具有浓厚的北方欧亚草原文化因素，是经岷江上游文化通道传入我国西南地区，而与“蜀－身毒道”无涉。西南早期佛像遗存的时空分布、造像材质的区域差异以及两种造像风格的并存与融合，说明其输入路径应是多元的，在多条输入路径中又以北路的岷江上游文化通道关系最为密切。关于汉代西南丝绸之路即指“蜀－身毒道”的认识存在较大的误区，目前的考古材料显示，由岷江上游地区连接的陆上丝绸之路是汉代西南地区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但并不能排除西南的“蜀－身毒道”、东南的“牂柯道”“交趾道”很可能也是西南地区对外交流的通道，因此汉代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路线应是多元的，是数道并存的局面。
注释：
① a．梁启超《中国与印度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版；b．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c．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三本第四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② a．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b．童恩正《中国古代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4年第4期。③ a．罗二虎《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考古》，2005年第6期；b．何志国《印度佛像初传中国的阶段性与各阶段的传承性》，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c．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再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d．霍巍《中国西南地区钱树佛像的考古发现与考察》，《考古》，2007年第3期；《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考古》，2008年第11期；e．王煜《汉墓“虎食鬼魅”画像试探———兼谈汉代墓前石雕虎形翼兽的起源》，《考古》，2010年第12期。④“汶江市平铁权”现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参见刘志远、余德章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参考文献：（上下滑动查看）［1］ 江玉祥．再论古代西南丝绸之路［M］//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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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 1 月第 45 卷 第 1 期图文：蒋航昌 袁邦建责编：董永嘉编务：刘 微审核：林必忠作者简介：蒋航昌，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袁邦建，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