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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镇海九龙湖庶来遗址试掘简报
浙江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庶来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西南面约5公里的庶来村(图一)①。该村又分为山头黄、迎胜等自然小村,遗址处在山头黄村西侧蔡家岙山坡与稻田交界处的缓坡地带。遗址西、北面环山,东面是开阔的稻田,南面约1000米有大灵山和小灵山脉(图二)。
庶来遗址是庶来村砖瓦厂取土烧砖时发现的。1994年10月和1995年6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当时的镇海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现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分别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调查,初步确认遗址分布面积约16000平方米,可惜大部分已遭破坏。为此,我们于1995年6月底至7月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试掘,计开2.5×4米的探方2个(编号T1、T2),方向正北,试掘面积20平方米。现将试掘情况及主要收获作一简要介绍。
图一 庶来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二 庶来遗址周边地形示意图
庶来遗址地层堆积深约80厘米,从上至下可分三层。现以T1和T2的西壁为例介绍如下(图三):
第①层:黄色黏土,土质坚硬,厚约20厘米(其上堆积被推土机推掉,总厚度约40~50厘米)。出土有唐、宋时期的建筑板瓦和瓷片。
第②层:灰黑色黏土,土质较硬,厚12~40厘米。出土有印纹硬陶,原始瓷,泥质、夹砂红陶和极少的泥质灰陶,另外还有青铜器和石器。该层下开口的遗迹有H1。
第③层:红褐色铁锈土,质地砂性,较硬,厚10~40厘米。出土有泥质红陶,以及极少的印纹硬陶和泥质灰陶。H1打破该层。
第③层下即为生土。
图四 庶来遗址H1 平、剖面图
本次试掘仅发现灰坑1个,编号H1。介绍如下(图四):
H1开口于第②层下,打破第③层堆积,坑口距地表约40厘米,探方东壁以外的部分未作发掘。该坑口大底小,形状不规则,口径约1.5米,底径约1.0米,深0.7米。坑壁较明显,底部较平坦。坑内填土为黑灰色土,较疏松,夹杂零星炭粒。出土有印纹硬陶、较多的泥质红陶、少量泥质灰陶,以及极少的夹砂陶和石器。可复原器型以罐为主,还有一些鼎、盆和支座等。
本次试掘出土遗物数量较少,不甚丰富,按质地可分为陶、瓷、石和铜器等,下面拟根据出土单位分别作一介绍。此外,在对庶来遗址进行调查时,还采集到少量遗物,同时当地村民也陆续上交了一些从该遗址捡拾到的器物,计有陶、瓷、铜和石质文物约20余件,对于这些采集、征集到的遗物,待整理后将另文发表。
(一)第②层出土遗物
该层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其中印纹硬陶居多,约占56%;其次为泥质红陶,约占20%;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数量最少,分别仅占8%和3%左右。此外,出土有数量较多的原始瓷器,约占13%;还有2件青铜器和3件石器出土。现按质地分别简介如下:
1.陶、瓷器
多为口沿残片,可复原器极少,器型以罐为主,还有一些鼎、钵、盂、碗、豆和盆等。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底以平底居多,腹壁近底处常稍向内收,再向外撇成大平底。印纹硬陶的纹饰以粗、细方格纹居多,还有重回字对角交叉纹、米字纹、米筛纹、叶脉纹、回字纹、绳纹、篮纹、麻布纹、网纹、曲折纹、席纹、附加堆纹和弦纹等,另有较多兼施两种或以上的复合纹饰(图五)。
罐6件,根据口沿形态差异可分为三型。
A型 4件,敞口罐。分为宽沿和窄沿两种亚型。
Aa型 3件,宽沿。圆唇,颈较长。标本T2②:7,硬陶,平沿,斜颈,肩部施绳纹。口径16厘米(图六,1);标本T2②:8,硬陶,平沿,曲颈,肩部饰叶脉纹。口径20厘米(图六,2);标本T2②:9,泥质红陶,口沿内侧施弦纹,肩部饰细叶脉纹。口径16厘米(图六,3)。
Ab型 1件,窄沿。标本T2②:12,硬陶,方唇,束颈,鼓肩,肩部饰重回字对角交叉纹。口径14厘米(图六,4)。
B型 1件,直口罐。标本T2②:10,硬陶,方唇,肩部施绳纹。口径12厘米(图六,5)。
C型 1件,敛口罐。标本T2②:11,硬陶,方折唇,鼓肩。口径16厘米(图六,7)。
碗 2件,根据口部形态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 1件,直口碗。标本T1②:7,原始瓷,直腹,腹下部内折成平底,器内底有细密的漩涡纹。口径11,高7,底径5.5厘米(图六,6)。
B型 1件,敛口碗。标本T1②:13,原始瓷,方折唇,斜腹,器内壁有细密漩涡纹。口径14厘米(图六,8)。
盆 2件。硬陶,平折沿,圆唇。标本T2②:14,折腹,口沿上施弦纹。口径14厘米(图六,9);标本T2②:13,斜腹。口径22厘米(图六,14)。
钵 2件。根据口部形态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 1件,敞口钵。标本T1②:11,泥质红陶,重圆唇,直领,斜弧腹,外饰网纹。口径20厘米(图六,13)。
B型 1件,敛口钵。标本T1②:9,硬陶,圆唇,鼓腹,口外施弦纹,腹部饰叶脉纹。口径16厘米(图六,15)。
盂 1件。标本T2②:15,原始瓷,翻卷沿,尖唇,鼓腹,腹壁内侧施数道凸弦纹。口径18厘米(图六,10)。
图六 庶来遗址②层出土陶器和原始瓷器
1~3.Aa型罐(T2②:7~9) 4.Ab型罐(T2②:12) 5.B型罐(T2②:10) 6.A型原始瓷碗(T②:7) 7.C型罐(T2②:11) 8.B型原始瓷碗(T1②:13) 9、14.盆(T2②:14、13) 10.原始瓷盂(T2②:15) 11.A型鼎足(T1②:10) 12.B型鼎足(T2②:16) 13.A型钵(T1②:11) 15 B型钵(T1②:9 16.原始瓷豆(T1②:12) 17.C型鼎足(T1②:8)
图七 庶来遗址②层出土石器和青铜器
1.铜镞(T2②:1) 2.石锛(T2②:2) 3.石镞(T2②:3) 4.石犁(T2②:6) 5.铜铚(T2②:4)
豆 1件。标本T1②:12,原始瓷,敛口,圆唇,鼓腹,口沿外施凸弦纹。口径16厘米(图六,16)。
鼎足均为夹砂红陶,根据足部形态差异可分三型。
A型 1件。标本T1②:10,圆锥形足,较直。残高13厘米(图六,11)。
B型 1件。标本T2②:16,凿形足,较扁直。残高5.8,宽2.5厘米(图六,12)
C型 1件。标本T1②:8,舌形足,稍向外撇。残高5厘米(图六,17)。
2.石器
锛 1件。标本T2②:2,白色,表面风化较严重,长方形平顶,两面刃。长5.2、宽4.1、厚1.2厘米(图七,2;图版一)。
镞 1件。标本T2②:3,黑色,磨制较精细,扁平状,呈弧三角形,两翼刃部较锋利,末端弧形内凹,表面一侧有两个钻孔。长8.3、宽3.4、厚0.2厘米(图七,3;图版二)。
犁 2件,均残损,三角形,刃部位于两侧。标本T2②5,打制,残长7、厚0.8厘米;标本T2②:6,磨制,残长7.6、厚2厘米(图七,4)。
3.青铜器
均为嫩绿色,表面无锈蚀,似镀有保护层。
镞 1件。标本T2②:1,高尖脊,双翼,前锋扁平锋利,后锋尖锐,一侧翼中部残损。长3.7、宽1.8、脊厚0.8、翼厚0.1厘米(图七,1;图版三)。
铚 1件。标本T2②:4,勺状,椭圆形,靠近边缘一侧有两个钻孔,底部边缘有细微锯齿。长径7. 8、短径4.1、厚0.1厘米(图七,5;图版四、图版五)。
(二)第③层出土遗物
该层出土遗物均为陶器,不可复原,数量较少,以泥质红陶为主,有极少的印纹硬陶和泥质灰陶。可辨器型见有罐和鼎,纹饰主要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和弦纹等(图八)。
图八 庶来遗址③层与H1出土陶器纹饰拓片
1.篮纹 2.绳纹 3.叶脉纹(泥质红陶) 4.叶脉纹(硬陶)5.绳纹(夹砂陶) 6.云雷纹 7.曲折纹(1、2.③层出土;其余H 1出土)
罐 3件,根据口沿形态差异分为三型。
A型敞口罐,1件。标本T2③:1,泥质红陶,圆唇,束颈,口沿内侧施多道凹弦纹。口径26厘米(图九,5)。
B型直口罐,1件。标本T1③:2,泥质红陶,圆唇,器身施绳纹。口径10厘米(图九,2)。
C型敛口罐,1件。标本T1③:1,泥质红陶,宽平折沿,厚圆唇,束颈,口沿上施凹弦纹,器身饰网纹。口径18厘米(图九,7)。
鼎足1件。标本T1③:3,细砂红陶,扁圆形实足。残高14厘米(图九,4)。
(三)H1出土遗物
以陶器为主,仅1件可复原,其中多数为泥质红陶,其次是印纹硬陶,极少泥质灰陶和夹砂陶。可辨器型种类较少,主要是罐、鼎和支座等,圜底器和凹底部并存。纹饰多见叶脉纹、云雷纹、曲折纹、重菱形、绳纹、方格纹、网纹和弦纹等(图八)。另外还出土有1件残石器。
罐 4件,均为A型敞口罐,圆唇,束颈。标本H1:1,泥质红陶,鼓肩,圆鼓腹,凹底,器表饰重菱纹。口径12、高11、底径7、腹最大径14厘米(图九,1);标本H1:2,硬陶,鼓肩,扁圆腹,底残,通体饰叶脉纹。口径13、残高11.6、腹最大径19厘米(图九,8);标本H1:4,泥质红陶,窄平折沿,斜肩,外饰曲折纹。口径27厘米(图九,3)。
支座 1件。标本H1:3,夹砂红陶,残缺较多,支点面为圆形,通体施绳纹。直径7厘米(图九,6)。
图九 庶来遗址③层与H1出土陶器
1、3、5、8.A型罐(H 1:1、4,T2③:1,H1:2) 2.B型罐(T1③:2) 4.鼎足(T1③:3)6.支座(H 1:3) 7.C型罐(T1③:1)
本次对庶来遗址的试掘,因其遗存埋藏较丰富的区域大都已遭破坏,且试掘面积过小,地层叠压关系简单,出土的遗物也欠丰富,可复原器极少,故对其深入认识造成了一定困难。这里仅就庶来遗址分期情况和各期年代作一初步分析:
首先,从出土遗物特征看,第②、③层出土陶器的陶系与纹饰组合均有明显差别:第③层以泥质红陶为主,极少印纹硬陶和泥质灰陶,不见原始瓷,纹饰以篮纹和绳纹常见;第②层以印纹硬陶占绝大多数,其次是泥质红陶和原始瓷,印纹纹饰也较丰富,并出现两种以上的组合纹饰。陶质、陶色与纹饰组合面貌的较大差异,揭示出它们所属的时代应有所不同。据此并结合地层叠压关系,可将庶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其中早期以第③层遗存为代表,晚期以第②层遗存为代表。
H1开口于第②层下,其中出土陶器仍以泥质红陶为主,但印纹硬陶较③层有所增加,新出现了叶脉纹、重菱纹和曲折纹等多种纹饰。从整体情况看,H1的陶系和纹饰组合与第②层差别明显,与第③层则较为接近,其与第③层应同属早期遗存。不过,鉴于两者之间的层位打破关系和纹饰组合差异,似可将它们划分为早、晚两段,其中第③层属于早期早段,H1属于早期晚段。
其次,可再结合有限的陶、瓷器物标本及其组合情况,来大致推测庶来遗址各文化层和遗迹所属的年代范围:
庶来遗址早期早段遗存以第③层为代表。由于该层出土遗物数量过少,仅有泥质红陶罐口沿和夹砂红陶鼎足标本,因此无法根据器型及其组合对其年代得出明确认识。不过从第③层陶质、陶色的组合与特征来看,其与绍兴壶瓶山遗址第五、四文化层均有诸多相似之处,壶瓶山遗址第五四文化层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间②,据此,我们推测庶来遗址第③层的年代当不晚于西周早期。
庶来遗址早期晚段遗存以H1为代表。H1出土陶器种类和器型同样较少,且圜底与凹底器共存。其中A型泥质红陶罐(H1:1)与长兴石狮土墩墓出土的AⅠ式硬陶罐(D5M8:1)形态相同;A型硬陶罐(H1:2)与萧山柴岭山土墩墓的B型印纹硬陶罍(D17M1:2,D20M1:2、9)等的口沿、扁圆腹形态特征类似;支座(H1:3)和绍兴壶瓶山遗址第四文化层中的同类器(T204⑥B:28)形态一致。以上土墩墓和地层的时代定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③。考虑到H1打破了第③层,因此不排除它的年代可能略晚一些,但不会晚于西周中期。
庶来遗址晚期遗存以第②层遗存为代表。该层出土遗物的种类和数量都较第③层和H1丰富,陶器中印纹硬陶占绝大多数,其次是泥质红陶和原始瓷。印纹纹饰也较丰富并出现两种以上的组合纹饰。器物组合有罐、鼎、钵、盂、碗豆和盆等,多见大平底器和圈足。泥质陶和硬陶中,Aa、B、型硬陶罐(T2②:7、8、10、11)分别与绍兴壶瓶山遗址第一文化层出土的泥质灰陶罐(T205③:11)、硬陶坛(93H1:8)和硬陶罐(93H1:6、7)的口沿形态相近;A型泥质红陶钵(T1②11)与壶瓶山遗址第三文化层中的泥质陶研钵(T201⑤B 18)形态相同。壶瓶山遗址第一至第三文化层的年代范围定在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④。原始瓷中,豆、A和B型碗、盂(T②:12、7、13,T2②:15)分别与萧山柴岭山土墩墓中出土的BⅡ式豆(D8M1:1、9、15)、AⅣ式碗(D27M1:15-18)、BⅠ式碗(D31Q1:3)、AⅢ式盂(D29M1:17)等形态一致,柴岭山土墩墓的年代最早可到西周中期(D8M1),最晚则至战国初期(D27M1)⑤。由于晚期地层中不免会混入早期遗物,据此综合判断,庶来遗址第②层的年代当在战国初期。
值得一提的是,庶来遗址第②层中出土了青铜镞和铚其制作和造型都十分精美,虽年代久远却依然光亮如新,并无铜锈附着。这与其器表经过特殊处理有关,似与越王勾践剑上可能采用的硫化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处,反映出当时先进的青铜制造技术⑥。此种制作工艺和造型的青铜器在宁波地区尚属首次发现,为研究同时期的冶金技术提供了新的实例。
宁波地区历年来的商周考古工作,以发掘土墩墓和土墩石室墓为主,遗址则发掘不多⑦。目前所知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仅有象山丹城的塔山遗址和镇海九龙湖的鱼山遗址⑧;江北慈城的小东门遗址、鄞州横溪的钱岙遗址、余姚河姆渡的鲞架山遗址和东澄遗址仅经过小规模试掘⑨。在这一意义上,庶来遗址的试掘不仅为探讨宁波地区商周遗存的分期提供了新资料,同时也丰富了该时期的文化内涵。此外,我们在距庶来遗址东南约1.5公里的灵山遗址和西南约2公里的孙湖遗址,以及附近的马鞍山、灵峰山遗址也发现了与其同时的文化遗存,这为探索宁波地区商周时期聚落布局与社会发展提供了线索⑩。
附记:参与1995年庶来遗址试掘的有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丁友甫、褚晓波,镇海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现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李根员、朱本伟;摄影、拓片:丁友甫、李根员;摄像、绘图:褚晓波。试掘工作结束后,随即由褚晓波和丁友甫执笔编写了试掘简报,因故未发表。2015年5月,经征求褚晓波和丁友甫先生同意,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雷少和镇海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的吴波对庶来遗址的出土遗物进行了重新整理,对原简报进行了修改补充,并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刘小红对部分线图进行了重新绘制。
庶来遗址试掘过程中,时任镇海区委书记洪均杰和区长姚力同志高度重视,亲临现场视察和指导工作;当时的骆驼镇、长石村、庶来村领导和村民也为考古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与协助。本次资料的重新整理和简报的编写,得到了参与当年试掘的丁友甫、李根员二位先生,以及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结华研究员的大力支持与悉心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执笔:雷 少 褚晓波 吴 波
注释:
① 1995年试掘时,庶来村还隶属于当时的镇海区骆驼镇长石行政村管辖。2001年撤消骆驼镇,成立骆驼街道,原骆驼镇辖区内的庶来村划归九龙湖镇,现归属中心行政村。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绍兴陶里壶瓶山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26~154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征出版社,1997年。
③ 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石狮土墩墓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第177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93年。b.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萧山柴岭山土墩墓》,第154、188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绍兴陶里壶瓶山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38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征出版社,1997年。
④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绍兴陶里壶瓶山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141、146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征出版社,1997年。
⑤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萧山柴岭山土墩墓》,第112、219、229、263页,文物出版社,2013年。
⑥ 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活化分析组、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越王剑的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江陵望山沙塚楚墓》,第319~326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⑦ a.王结华、褚晓波:《宁波地域考古的回顾与展望》,《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第3~13页,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b.刘恒武、王力军:《宁波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初探》,《宁波文物考古研究文集》,第125~133页,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c.张华琴:《宁波地区商周文化遗存类型分析》,第134~140页,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⑧ 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塔山》,第162~262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b.雷少:《宁波发现距海岸线最近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鱼山遗址Ⅰ期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1日8版。c.雷少:《揭开宁绍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新图卷——宁波镇海九龙湖鱼山遗址Ⅱ期发掘与乌龟山遗址试掘的主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5年3月13日8版。d.雷少、段天璟、王结华:《构建宁绍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新坐标——宁波镇海九龙湖鱼山、乌龟山遗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纪要》,《中国文物报》2015年3月13日7版。
⑨ 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城小东门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b.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鄞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波钱岙商周遗址试掘简报》,《东南文化》2003年第3期。c.孙国平、黄渭金:《余姚市鲞架山遗址发掘报告》,《史前研究(2000)》,第385~427页,西安半坡博物馆编,三秦出版社,2000年。另,东澄遗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5年4月进行考古试掘,资料尚未发表。
⑩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历年考古调查与试掘资料。其中灵山遗址于1978年发现,1991年曾对其进行试掘,资料尚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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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 《南方文物》 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