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博物馆的《海丝遗珍——平潭碗礁一号出水文物巡回展》10月31日在广东东莞开幕，展出平潭碗礁一号沉船打捞出水的100多件清康熙年间生产的景德镇青花瓷器。

　　“平潭碗礁一号沉船出水瓷器是福州为‘海丝’港口、外销瓷的转运港的重要见证。”市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张振玉昨天介绍说，从前年起，该展览就一直在外巡展，今年年底还要去海南海口等“海丝”城市展出。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福州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和转运港，是海丝的重要门户和节点。”张振玉说，众多的考古发现、丰富的文化遗存和文献记载都证明了这一点。　　　　福州港肇始和奠定福建海丝外贸格局

　　“自古以来，闽越人就‘习于水斗、善于用舟’，凭着临海而居的独特区域优势，发展海上经济贸易。自汉代2000多年以来，福州一直是东方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成为‘永不关闭’的港口城市。”张振玉说。

　　公元前110年，闽越王无诸置东冶港，将福州辟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并与中南半岛、旧交趾（今越南）、夷洲（今台湾）、日本、澶洲（今菲律宾）开辟了定期交通贸易航线。

　　唐天宝年间，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发展海上贸易成为唐朝与海外诸国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渠道，中外经济交流重心逐渐转向东南沿海，这为福州与中原文化交流和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凭借临近台湾海峡的独特区域优势，福州海上贸易勃兴，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

　　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期间，奉行“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从政理念，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开辟甘棠港，拓展对外贸易新航线，设置海上交通贸易管理机构，奠定了福州港居于南北海运枢纽的贸易格局，对福建海上丝绸之路起到了肇始、奠基和助推作用。王审知治闽期间，福州已成为经贸发达的“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当时著名诗人韩偓登上城边的乌山感叹：“东南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

　　宋元时期，福州继续保持与日本、高句丽的对外贸易；明代，福州是全国重要造船基地之一，所造福船以坚固著称，既用于航海交通，也用于海上作战。福州长乐太平港为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出发地；明清时期，经由福州港这个控海咽喉，福州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大宗物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而贸易换回的物品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昭示着福州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最辉煌的鼎盛时期。

　　1844年，福州正式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福州与九江、汉口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茶市，而福州是唯一沿海港口城市。清代，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福州港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茶港，福州也因此成为世界茶叶营运中心，致使福州茉莉花茶制作工艺与生产达到高峰。外国运输茶叶的商船云集仓前山临江处，福州因此多了一个地名——“番船浦”。

　　记载闽王王审知重视发展海外贸易的闽王祠《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见证福州海外贸易通道的闽安邢港古航道、闽安东岐古渡、淮安窑古渡等，负责来往福州港对外贸易船只进行课税业务的课税司旧址及唐代迥龙桥（王审知发展海上贸易、巩固江海防，成为海外贸易的必经之地），外销瓷产地怀安窑遗址，以及淮安古接官道遗址、记载郑和七下西洋经历的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等丰富的文物史迹，无不见证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也加强了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明初洪武、永乐年间，朝廷就赐闽人“善操舟者”36姓赴琉球。1467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至福州后，福州河口设柔远驿、进贡厂（即琉球馆），凡中国派往琉球的使者及琉球来中国的使者、留学生都经福州转道。福州还出现了主要与琉球贸易的“十家帮”。在仓山白泉庵附近建有琉球墓，里面安葬着琉球来华的亡故人员。

　　全国不可多得的研究琉球历史和古代中琉交往的琉球馆和琉球墓、怀安窑考古、元和八年屏山《毬场山亭记》残碑的发现，与马球场遗址考古、见证与波斯文化交流的闽王墓的考古，无不说明9世纪到10世纪，福州与中东、亚洲周边国家频繁的商贸往来和多元文化的融合。

福州曾有“丝城”之称

　　福州丝绸业历史悠久，唐时相当普遍。随着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对福州手工业品需求较大，福州设有主要为宫廷服务的“文绣局”，丝绸业发展迅速，当时有“丝城”之称。明朝，福州更以“改机之绢”闻名于世，织造技术居全国领先地位，形成专事织造的街巷，如织缎巷、锦巷、横锦巷、机房里等。福建（福州、泉州、漳州）与三吴、广东一起成为全国三大丝织中心。

　　在东街安泰中心背后，至今还保留着一条海丝地名“织缎巷”。它曾名嘉荣坊，是宋代有名的作坊一条街。因绣工穿行其间，日夜劳作，故名，反映了宋时福州丝织业的繁荣景象。宋时官府在巷内设“文绣局”，织编供御，工匠都是民间调拨的织工绣女，有较大的生产规模，元代延续。元代闽海道知事范梈作《闽州歌》云：“闽州土俗户不分，生子数岁学绣文。古来闺阁佩箴管，今者女工征六军；去年局作匠五千，耗费府藏犹云烟。”生动描绘了“文绣局”生产丝织品的情形。明清时期，巷内民产多以织缎为业。

　　“近20多年来，福州地区宋、明古墓考古发掘出土丰厚的随葬丝织品。这些丝织品，质量上乘，品种丰富，制作工艺精湛，从出土实物和第一手考古资料的层面见证了宋、元、明时期，福州与蜀地、江浙同为全国丝绸纺织中心。”张振玉说。

　　近日，记者在市博物馆《“海丝”门户，有福之州——福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专题展》看到，茶园山宋墓出土的南宋烟色镶金边绉纱窄袖上衣、印花裙等9件丝织品；明代陈妙祯墓出土的素绢丝裙子等8件丝织品。这些丝织品埋在地下数百年，仍保存完好；薄如蝉翼的印花裙、金丝提花的素绢丝裙在今天看来，仍相当时尚。

　　1975年10月，省考古队在福州七中（浮仓山）工地发掘南宋黄升墓时，出土随葬品436件，其中丝织品服饰占354件。黄升是年轻贵妇，为宋代状元黄朴之女。1986年8月，市文管委又在北郊茶园山一工地，发掘出一座1235年的夫妻合葬墓，出土各种珍贵丝织品400多件。1980年9月，市文管委在西禅寺附近发掘出明代启部尚书马森第二夫人陈妙祯墓，出土了保存较为完好的各种衣物丝织品23件。

　　张振玉研究认为：“三座古墓共出土各种珍贵丝织品700多件，这在福建考古史上是仅有，在全国也较为少见，见证了宋至明代，福州已有大规模生产丝织品的工场和作坊，丝织业成为当时手工业重要支柱产业。这些古墓出土的薄如蝉翼的衣物，可与马王堆出土的素纱蝉衣相媲美。尤其难得的是出土的四经绞罗丝织品，成为解开早已失传的中国古代织罗技术最高峰的四经绞罗技术这一历史谜团的珍贵实物资料。”

外销瓷的重要产地和转运港

　　在市博物馆的《“海丝”门户，有福之州》专题展上，还展出了福州本土窑口生产的外销瓷，其中有两只直径不到10厘米的宋代酱釉薄胎小陶罐。

　　“别看不起眼，这在日本茶道界却相当珍贵。”市博物馆陈列部主任谢在华告诉记者，这是在1999年、2000年在湖东路省社会主义学院内宋代河道遗址里发掘出来的。这种器物是装茶末用的，传入日本后叫“唐物茶入”，在日本堪称茶道的鼻祖器物，为传世物品，但日本人一直不知其出处。后经考古发现考证，“茶入”产自福州怀安古窑，是销往日本的外销瓷。这就直接证实了福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与日本之间的密切联系。

　　展览还展出了平潭碗礁一号沉船打捞出水的清康熙年间景德镇生产的外销瓷。“这些外销瓷（包括出土和沉船出水的）证明福州不仅是外销瓷的重要产地，还是外销瓷重要的海外贸易中转站，是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实物见证。”谢在华说。

　　福建古窑众多，从南朝至元代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窑址有闽清的义窑，连江的浦口窑，福清的东张窑，晋安区洪塘乡淮安村的怀安窑，北峰的宦溪窑等等。这些窑场所烧造的陶瓷，远销东南亚诸国或日本、韩国，使之成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和陶瓷供货地。在日本著名的博多遗址、九州地区遗址，都发现有唐、五代福州的怀安窑瓷器。

　　“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中，福州港处于控海咽喉地带，是联系南北各港口的枢纽港，从而奠定了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陶瓷贸易转运港地位。”张振玉说。

　　从近年福州地区沿海的沉船遗址调查情况来看，平潭、福清、长江、连江、罗源，这些靠海所辖的海域均有发现沉船遗址。“从文献记载，以及对照这些沉船出水的瓷器，证明了在福州港所辖的海域范围内的外运陶瓷船舶，在经历宋、元、明、清各朝代，时间跨度长达700多年里，福州港从不间断地承担着福州本地窑口和来自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窑等窑口以及本省德化窑、建窑等地烧制的陶瓷器外销转运任务。”张振玉表示，“因此，福州港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的对外贸易港，同时也是主要的转运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