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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译著述评 李孝迁 民国史坛积极建设中西交通史学科之时，亟须外人成果。欧美、日本学者从事中西交通史领域研究，比国内学者早近半个世纪，成绩卓著。若言整体研究水准，中外有高低之别，中国学者不仅落后于西人，且不及日人。贺昌群指出：“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相去远矣。”?译欧美、日本汉学者的佳作成为沟通中外学术之要途。张维华认为大量翻译介绍国外汉学家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成就，是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研究特点之一，大致符合实情。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3390928.htm 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本为元史及西北地理的派衍，但所受的直接影响，却为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绩，“这...(展开全部) 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译著述评 李孝迁 民国史坛积极建设中西交通史学科之时，亟须外人成果。欧美、日本学者从事中西交通史领域研究，比国内学者早近半个世纪，成绩卓著。若言整体研究水准，中外有高低之别，中国学者不仅落后于西人，且不及日人。贺昌群指出：“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正统史事之研究，吾人当可上下其是非得失，相与周旋。至于西域、南海、考古美术之史的研究，则吾人相去远矣。”?译欧美、日本汉学者的佳作成为沟通中外学术之要途。张维华认为大量翻译介绍国外汉学家在中西交通史方面的成就，是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研究特点之一，大致符合实情。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3390928.htm 一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即中西交通史研究，本为元史及西北地理的派衍，但所受的直接影响，却为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绩，“这一学问在中国本为新兴的，但在近数十年中，其成绩的表现已颇为惊人，在将来是一定可以驾欧美而上之的”。大量翻译外人论著亦属成绩之一，其特点可归纳为以下方面：首先，以法人、日人著述为多，俄、德两国的汉学著作鲜有汉译本。国人懂英文者虽不少，但英文汉学著作如玉尔（H.Yule）、劳佛尔（B.Laufer）、夏德（F.Hirth）者，亦少译为汉文。事实上，这些英文著作在民国学者间传阅甚广，或在国内影印发行，然而毕竟中译本较易流传，且便以不谙外文者参考。其次，译著以专题研究著作为主，通论性作品较少；以人名、地名、物产、路线、人物等考证性论著为多，中外文化交流史译本较少。再次，就文本形式而言，著作与游记并重。中西交通史研究发源于欧美、日本探险家对中亚地区的考古探险，这些探险旅行的主要成果则是游记或考察报告，对研究中亚地区民族、宗教、语言、艺术诸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故有些著名的游记和考察报告均有汉译本。最后，译界颇为混乱，学术规范也不严格，国内学者常以“译”代“著”，而不加以说明。有学者曾如此评论近代中国汉学译业，“盖通西文者多鄙弃汉学，而治国学者亦忽视西文，其或力足任此，亦视为劳而少功之业。而外人之著述，又或瑕瑜不掩，加以印行困难，解人难得，中国国学遂似与外国汉学者绝缘，实一不合理之现象”。若说“绝缘”，或略有过言，毕竟还有少许学者从事?译工作，但若与日本学界相比较，中国学者不热心于译业，则是不争的事实。 西域是连接东西方的枢纽地带，不仅因汉代交通西域而重要，而且是中国文化西传以及域外文化近如印度、远如欧洲传入东方的通道，因此西域史地向来是学者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中心课题。民国时期出版较重要的西域史地译著如：钱稻孙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注》（藤田丰八，泉寿，1929）及《西域文明史概论》（羽田亨，泉寿，1931）、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羽溪了谛，商务，1933）、向达译《匈奴史》（E.H.Parker，商务，1934）、梁园东译《西辽史》（E. Bretschneider，中华，1934）、傅勤家译《康居粟特考》（白鸟库吉，商务，1936）、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白鸟库吉，商务，1938）、何建民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桑原骘藏，中华，1939）、张宏英译《中央亚细亚的文化》（羽田亨，商务，1941）等。 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桑原骘藏的《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两种译著影响较大，多次再版，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西域文明史概论》（东京弘文堂书房，1931）据历次东西洋人在西域的探险报告，扼要地阐述西域文化的本质、来源及其演变。本书论点大体可立，然谓中国历代文明对西域无多大影响，其原因是为存有优劣之差，有商榷余地。羽田亨被国内学界誉为“日本中亚研究之第一人”。《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为此书预告，并大力推介，“羽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