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1
综 论 篇
第一章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基于历代王朝边疆
争议的分析 /3
引言 边疆意识的时段性 /3
先秦时期:边疆意识的萌芽及初创阶段 /4
从两汉至隋唐时期:边疆意识初步形成时期 /6
两宋至明清时期:边疆意识深化及逐步成熟时期 /14
结语 /20
第二章 先秦至唐代关塞格局构建的时空进程 /22
引言 “关塞”缘起:中国传统政治的地理控制 /22
先秦至两汉时期关隘体系的初步形成 /25
魏晋至唐代关隘体系的建设 /42
结语 /55
第三章 明代士人的疆域观———以章潢 《图书编》为主要依据 /57
引言 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视角 /57
明代士人疆域观之评析 /59
明代士人疆域观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 /66
结语 /72
第四章 “长时段”研究理论与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格局及演变趋势
之解析 /74
引言 年鉴学派的启示 /74
年鉴学派理论的核心 /74
年鉴学派理论的中国实践 /77
结语 /83
第五章 一代学者的养成与规模———写于 《张穆全集》出版之际/85
引言 一个学者与一个时代 /85
儒学世家 /86
早期学习与环境 /93
师友学术圈 /100
创作巅峰 /117
结语 /127
长城内外篇
第六章 “瀚海”新论———历史时期对蒙古荒漠地区认知进程的研
究 /139
引言 古地名的环境史 /139
唐代以前的北征行动与 “瀚海”认知 /141
唐宋元明时期的 “瀚海”“大漠”与 “大碛”/152
清代对 “瀚海”及荒漠地区认知的重大进展 /182
结语 /205
第七章 河流与民族———清代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探析 /211
引言 地理基础与游牧民族 /211
东四盟各部地表水文状况 /214
西二盟各部及套西二旗地表水文状况 /225
结语 /230
第八章 清代归化土默地区的移民文化征 /233
引言 山西移民在塞外地区文化建设中的伟大贡献 /233
“走西口”移民运动述略 /234
归化土默地区移民文化的征 /239
结语 /248
秦晋共同体与无定河篇
第九章 先秦至北宋秦晋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及其 “铰合”机制：
历史时期山陕地域关系研究之一 /251
“秦晋之好”与秦晋方言：
先秦至北宋关中与河东之间密切关系溯源 /252
先秦至北宋时期秦晋之间 “铰合机制”的形成：
基于西河地区政区沿革与民族迁徙的探讨 /261
结语 /275
第十章 明代山陕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基于边防、区域经济以
及灾荒应对的分析 /277
引言：从清初 《泽被邻封碑》谈起 /277
西北边塞供给需求与山陕地缘共同体的形成 /280
西北边境贸易发展与 “山陕边商”群体 /291
山陕 “灾荒共同体”的形成:
从 “山陕流民”到 “秦晋流寇”/304
结语 /309
第十一章 统万城下的 “广泽”与 “清流”：历史时期红柳河
(无定河上游)谷地环境变迁新探 /313
“广泽”与 “清流”之谜 /314
“广泽”的 “退隐”与现代水利改造 /342
结语 /352
第十二章 从古今图籍看历史时期无定河 (红柳河)之河道变迁
——兼论古今河道编绘原则 /354
引言 /354
古文献中的无定河道及水文景观：
“奢延水”与 “无定河”之辨 /355
古今舆图所见无定河河道之变迁 /366
结语 /380
第十三章 “奢延水”与 “奢延泽”新考 /382
引言 /382
清代以前有关 “奢延水”与 “奢延泽”的
记载与定位 /383
清代至民国前期有关 “奢延水”与 “奢延泽”
的记载与定位 /393
结语 /406
松潘地区篇
第十四章 西南潘州考———兼论历史时期边疆政区的时效性与设
置路径 /411
松潘地区政区设置路径考辨与潘州的早期记载 /412
明清时期松潘政区建置与潘州地区范围 /433
结语 /451
第十五章 政治归属与地理形态———清代松潘地区政治进程的地
理学分析 /454
松潘地理征与部族认知 /455
松潘边地归属与机制调适 /475
结语 /498
第十六章 清代至民国时期户籍管理与民族人口———以川西松潘
为例 /500
清代至民国户籍管理制度之演变征 /502
清代至民国时期松潘地区民族户口数据之归类分析
/513
结语 /548
后记 /551

    老友安介生教授所著 《遥望关河: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 》即将出版,来函索序。我真心为老友的成果出版感到高兴,也愿意谈谈拜读后的一些感想,权当祝贺并推荐给学界同人!

    首先,本书的书名显然出于作者长期的思考,学术性强且耐人寻味。环境史在当前中外学术界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成为当代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与 “亮点”。环境史与现代环境演变问题直接相关,研究自然很有现实启发意义,由此也可以预见,这门前沿学科的吸引力会持续下去,前景也十分广阔,潜力巨大。而作为环境史一部分的边塞环境史,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具有殊的意义与价值。这不仅因为边塞地区在中国历史时期的政治变迁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因为中国边塞地区面积广袤,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甚至许多边塞地区处于农牧业交界地区,自然生态脆弱,环境变迁更为显著。这些对于当代的环境变化都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其次,别值得说明的是,安介生教授的著作名称强调 “边塞”二字,显然出于作者深入的思考与严谨的态度。因为 “边塞”是中国古籍中的常用词,通常指与中原地区相对的边远地区,但是,又不能完全等同于当今的 “边疆”。“边疆”二字虽然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但严格意义上的 “边疆”概念是近现代才发展出来的政治地理名词,而在中国古代的大部分时期,不仅很难用 “边疆”一词来代指广大边远地区,且其涵盖的范围呈现逐渐向外拓展的情况。就当今中国而言,青海、贵州等省虽然在清代以前属于 “边疆”地区,但已经不在当今边疆学界所认定的 “边疆”范围之内。就研究意义而言, “边塞”一词可以分解成 “边疆”“边裔”及 “关塞”等多种内涵,研究 “边塞问题”,一方面可以突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殊性与复杂性,其中,“关塞”在中国传统政治地理中发挥了核心或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关塞”的消失也能够凸显 “边疆”的 “内地化”过程,而与 “边塞”相关的记忆也往往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所以,谈论中国传统时代的政治与军事问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肯定离不开对 “关塞”问题的研究与分析。
    安介生教授具有很强的学术敏感度,长期从事边远及边塞地区环境史研究,不仅有着满腔热情,而且也有很多新的见解。《遥望关河: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一书可以说是安介生教授多年从事边塞环境史研究学术成果的一个集中汇总,既承载着安介生教授的真知灼见,同时也是其研究历程的真实体现。《遥望关河: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 》全书相当厚实,涉及主题也相当多,共分十六章,又按其研究旨趣与地域分为 “综论篇” “长城内外篇” “秦晋共同体与无定河篇”“松潘地区篇”等几个部分,都是安介生教授持续关注的重点区域与研究的 “突破口”,更体现了安介生教授研究实践的不少点。可以略举一二如下。
    一是注重学术理论与概念的提升。这在 “综论篇”中有充分表现。如在第一章的讨论中,安介生教授就提出了传统时代的“边疆意识”问题,认为将现代的 “边疆”概念用于历史时期的史地研究显然是不甚妥当的,而将中国古文献中类似概念进行系统性的回顾与研究,则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不仅可以看到古今的差异,中外学术研究的差异也在比较研究中凸显出来。又如目前研究中国传统时期 “关塞”问题的论著不少,而安介生教授则在书中提出了 “关塞格局”问题,这显然是对单个关塞独立研究的拓展,并能够清晰看出单个关塞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单个关塞的作用往往是通过 “关塞体系”来实现的。不同时代,古人的政治理念不同,中华古人对于疆域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需要耐心地梳理与分析相关文献,安介生教授以明代士人所著《图书编》为例,讨论了当时 “疆域观”形成的背景及其征。西方学界擅长理论研究似乎是学界共识。在环境史研究中,当然不能忽视西方学术界的贡献。安介生教授非常重视 “年鉴学派”的研究,对于其理论体系更是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灵活运用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长时段”研究理论与中国历史民族地理格局
及演变趋势之解析》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对当今乃至今后的环境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是在环境史研究中,安介生教授能够充分发挥地理学研究的点与优势。如在这部著作中,系统性、综合性的自然及生态历史的研究内容占据了很大比重,凸显安介生教授深厚的地理学研究功力,对学科发展也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在对蒙古高原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研究中,安介生教授以古籍所载的 “瀚海”一词为线索,系统总结与分析了各个时期对于蒙古高原戈壁地区的认知,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学术界对于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变迁的认知水准。此外,安介生教授注重人与自然之间依存关系的研究,《河流与民族——清代内蒙古各部分布的地理基础探析》一章就是将文献记载的蒙古高原河流水文状况与游牧民族生存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更能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影响,得出的结论自然更具有说服力。
    三是在综合研究的同时更有具体的区域研究,分区探讨的征也十分明显。如蒙古高原、山陕地区以及松潘地区等,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然地理区域,在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影响与地位都非常殊。如松潘地区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之交界地带,民族结构复杂,但是,在中国历史地理变迁中,松潘地区的影响又是相当殊及重要的。安介生教授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的优势,从文献记载中细致爬梳其变迁脉络,从而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一地区变化的阶段性、复杂性与折性。区域之间的辨证关系,也是地理学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安介生教授一直致力于山西地方史地研究,而历史时期山西与陕西两地的关系,受到世人格外推崇。而正是这种殊的地域关系引发了安介生教授的研究兴趣。因此,从早期的 “秦晋之好”到后来的 “山陕共同体”,该书对地域关系的论述大概也是以往研究中较为少见的,让人目一新。
    拜读书稿后,我本人的感受便是安介生教授在 “环境史”研究中对概念及方法论的 “突破”,或称之为 “独”见解,这也是让我本人感到有些意外的地方。比如 “环境”一词,人们联想到更多的是自然及生态因素,而在这部书的研究中,我看到的是更广阔的观察视野与考量因素,诸如政治的、民族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均被纳入了 “环境史”的研究要素之中,大大超出了一般学者的认知。这种多元素构成的 “环境”当然是
自然与人文综合的结果,而不单单是自然及生态的过程。如果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意见,也属正常现象,所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罢了。不过,我个人倒是很欣赏这种研究尝试,并很自信地认为这种做法对于环境史在中国的发展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中国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而边塞环境的变化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民族分布格局、地方社会变迁等问题又是密不可分的,综合性考察是必须的。安介生教授的研究成果将二者巧妙结合,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对中国环境史的一些重大课题,如历史上的中国边塞 (边远)地区环境变迁、区域政治沿革以及社会变迁、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等,都作出了自己审慎的思考与细致的分析,可以说是做出了很好的示范。相信 《遥望关河: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 》一书出版之后,会对书中涉及的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更相信该书会受到学术界同仁与关心边塞问题的读者们的热烈欢迎与积极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