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7年第3期

刘　烨

2017年6月16～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各高校、科研机构等40余家单位的70余名青年学者参加此次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者们以“传承与创新：中国边疆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思考”为主题，分别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充分交流和讨论，全面展示了我国边疆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

王志刚《我国跨境民族治理政策的历史脉络及展望述论》认为，当前我国应继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任用德才兼备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加强互联网监管，消除历史虚无主义和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在民族地区推进“双语”教育、职业教育，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就业能力。吴昊《论中国“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主义”》对中国的“天下观”和西方“世界主义”做了对比研究，认为“天下观”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互利，而“世界主义”的特征是对外扩张和侵略。夏晓莉《长城边界与华夏边缘：对拉铁摩尔边疆研究范式的思考》通过以长城作为族群边界的研究，对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指出虽然今天物理意义上的边界在工业化的冲击下消失了，但人们心理的边界依然存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给予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但亚洲内陆边疆的民族矛盾仍然存在。所以，工业现代化是否如拉铁摩尔所说能够化解矛盾，仍然值得思考。陈宇《全球化进程中的传统疆域与新疆域刍议》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疆域的概念已经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边疆，学界需要对新疆域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黎海波《跨界民族与边疆公共事务治理》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应转变跨界民族与边疆公共事务治理的传统模式——族际主义的一元治理模式，尝试建构基于边域的区域主义的多元治理模式。李冀宁的《顾颉刚先生边政思想与实践》通过对顾颉刚20世纪30～40年代在北平、西北和西南三地开展的一系列以实践为基础的边政活动的研究，探究了其边政思想对于后世的意义。

白帆《新疆南疆地区现代化进程下的社会治理研究评述与思考》指出，针对于南疆的治理，在现代化进程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国家战略与南疆治理特殊性的关系以及南疆社会治理的法制化三个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龙其鑫《阶级分析与革命导向》对新疆土改前的社会调查做了分析研究，认为此次调查虽然不是一次学术性调查，但是对于当前中国边疆研究仍有着一定的学术意义。周卫平《2013—2015年新疆暴恐事件的盘点与分析》认为打击暴恐活动要注意三点：第一，严防严控、严打快打；第二，加快立法步伐，对非法和合法宗教活动进行界定；第三，全国合力，共同打击暴恐活动。李天《宗堡功能演变对西藏传统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通过对江孜、日喀则和琼结三座宗堡型城镇中宗堡在城镇社会生活中地位和宗堡新功能的研究，论证了宗堡在提升城镇整体空间形象以及发展城镇文化、建设特色城镇中的意义。张永帅《实用主义与蒋君章的边疆地理研究》通过对蒋君章学术成就的重新认识与梳理，指出其对20世纪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发展史的认识，以及对中国边疆学建构的重要意义。

韩虎泰《春秋时期的疆臣与边吏》认为春秋时期边县设置的初衷是国家对新边疆地域实行直辖统治，同时也强化了对新疆域的政治控制和武力威慑；春秋列国于边地或边县派驻重臣戍守，说明时人领土意识的萌发与疆域观念的逐渐加强。金楠《汉代“丝绸之路”军事保障制度与边疆安全》通过对汉中央政府在丝路地区的军事部署、驿站设置、后勤保障体制的研究，认为古代军事制度中值得借鉴的经验会对今天构建维护边疆安全稳定的综合联防体系起到积极作用。陈俊达《辽代节镇体制的创立与定型》认为，节镇体制的引入不仅刺激辽朝国家地方统治体制的改变，也对契丹传统的部族制产生影响。方天建《兵防与跨族群混融共生关系的建构》认为，明清时云南广南府普梅汛外来驻兵的进防，一方面强化了国家力量在极边之地的存在，稳边固边；另一方面也重组了当地族群的分布格局，促进了跨族群兵员的交融共生，为该地带跨族群共生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茶志高《边事、吏事、文事：乾隆征缅之役从军文人诗作的历史意涵》认为，这些诗文作品不仅能从历史、地理和文学的角度丰富这一特殊背景下的历史细节，还能从另一个维度表现清王朝对缅甸所采取的措施和处理边疆问题的方略、过程和态度。车志慧《水利、交通与政治：国民政府控制新疆时期整理塔里木河航运工程述评》认为，国民政府的塔里木河航运工程实际上是围绕北粮南运而展开，呈现出应急性和政治性特征。工程最终未能完工，反映出在复杂的政局背景下，民国政府开发边疆的效率极低。陈跃《清代陕甘地区八旗驻防述略》认为，清政府在陕甘地区设立八旗驻防对统一新疆、平定地区动乱、维护西北地区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八旗战斗力的衰弱，其维护地方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定的功能有所下降。王泉伟《论清代的海岛封禁政策：以浙江地区为中心》认为，清代的海岛封禁政策经历了很多调整与变化，最终决定海岛命运的是中央政府对于相关安全风险的评估。刘超建《清代乌鲁木齐地区巡检司研究》对乌鲁木齐地区巡检司的设置、职能及其性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就该地区与同时期内地巡检司的职能进行了对比，指出了不同区域的巡检司所存在的差异。吾斯曼江《莎依然米视野中的清朝边疆民族政策》，认为作者莎依然米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但由于历史、地理、认知程度的限制，他对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偏见。康欣平《从第穆案处理看清廷治藏策略之变化》认为，清政府对第穆案前后不同的处理办法反映了其治藏策略的变化，即由许可西藏地方统治者对其内部争端裁定的“放任”治理模式，转变到由中央政府裁决西藏地方内部争端等的集权治理模式。高龙彬《滨江关道设治和职能研究》利用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档案、报纸、照片等资料，对哈尔滨关道的设置和职能、关道的性质、道署的变迁，以及与哈尔滨城市纪元、海关、中俄交涉等关系进行了梳理，讨论了哈尔滨早期行政沿革、中俄早期关系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官制等问题。蔡洁《“迁省之争”与民元广西政局》认为，民国元年广西的“迁省之争”既表现出了立宪派与革命派间彼此势力的消长，也反映了袁世凯政府对广西军阀的弱势统治；迁省不仅稳定了当地军阀的军政统治，也推动了近代广西区域族群关系的变动。裴儒弟《略论民初康区“陈步三兵变”事件》认为“陈步三兵变”是国内社会动荡的产物；它不仅使川边镇守使张毅对川边所拟定的发展计划流产，也给康区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阻碍了汉藏关系的正常发展。孙宏年《舆情与治策：九世班禅在内地活动与北京民国政府治藏政策论析（1923—1928）》认为，九世班禅离藏后4年间受到北京国民政府的“优礼”接待并加赐封号，各地方军阀、各界人士也对中央治藏政策给予支持和配合；但社会舆论中反对、质疑的声音，以及军阀混战、中央政权更迭和中央财力支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治藏、治边的能力。以上都反映出这一时期西藏治理的多元参与、多因素作用的特点。赵卫宾《清末新政与新疆社会治理近代化》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新疆在中央政府的严令催促下缓步建立了近代警察制度，引发社会治理体制的一场变革，并推动了清末新疆社会治理的近代化发展。左攀《谘议局与清末广西的治理规划》认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思维和追求片面自治的民粹化倾向限制了广西治理规划的可行性，无助于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郭胜利《现代与传统之间》认为，由于受到军阀自身局限以及恶化的边疆形势的影响，现代行政体制在推进过程中与旧制度的相互妥协，形成了新旧制度共生的局面。

张兢兢《十六国时期前秦政区考》认为，十六国时期前秦内地政区的不断调整，旨在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来实现政权稳定；边疆地区设置名目繁多的各色政区，其主要目的是集中军事力量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各民族地区特殊的政区制度则反映出前秦民族问题处理的失当。宋燕鹏《论两晋刘宋时期交州的权力格局》通过对新发现西晋陶璜碑的研究，认为无论是朝廷权威控制下的中央化的交州，亦或是土著势力控制下的地方化的交州，都是两晋南朝时期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缩影。张重洲《唐代西州粟特人贸易活动考索》认为，唐朝粟特商人对唐朝边疆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开拓了唐人的视野，也促进了西州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日后整个中国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坚军《元代西北驿路研究述评》认为，深入研究帖里干、木怜、纳怜三路以及纳怜驿沿线驻军、屯田、粮仓、漕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元代西域、漠北驿路交通和军政格局。任建敏《广西答剌罕军与元末“瑶乱”问题》通过对元代中后期广西答剌罕军的由来、在平定“瑶乱”中的表现、与吴天保之乱的关系，以及变化为苗军的过程梳理，揭示了元末广西及其周边族群冲突的复杂，有助于深刻理解元末西南边疆治理及族群关系。叶凯《宋初西北战略形势的转折》认为，北宋淳化五年夏州之役预示着西北宋军将面临新的局面，随着党项调整战略部署及采取新的作战方针，西北地区出现了新的形势；宋朝决策阶层未能进行针对性调整，为日后西北局势的恶化埋下了隐患。吕文利《试论俺答汗对意识形态的选择》认为，俺答汗一生的意识形态选择经历了信仰萨满教、试探白莲教和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三个阶段，反映出俺答汗利用宗教和意识形态，以雄踞蒙古甚至与明朝一争高下的决心。易锐《清朝前期的边界观念：以〈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与影响为中心》认为，《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促进了清政府边界意识的增强，但此时期中国地缘政治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此种认识未能催生出近代国界观念。陈剑平《从“藩界即国界”到“卡外非吾土”》认为，清代西北边界观与宗藩关系有着密切联系，乾隆至道光年间，清政府对藩属的政策由“蛮触之争不必问”演化成“卡外之事不必问”；藩属越界放牧、“卡外界内”区域的形成，是导致嘉庆、道光帝发生边界观念混淆的重要诱因；“以卡为边”的错误边界观对我国西北边土的守护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消极影响，使得西北疆界最终从“藩属国界”蜕化到“卡外非吾土”。黄全毅《以丹津班珠尔为中心探析两次廓尔喀战争的和谈》认为，两次廓尔喀侵藏战争暴露出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诸多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通过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后清政府整顿藏务得到缓解，但却预示着清王朝自身的衰退。张曦《乾隆晚期驻藏大臣“匿压表贡”事件研究》认为，廓尔喀侵藏战争中驻藏大臣先后三次“匿压表贡”事件的发生，其实质是驻藏大臣制度设置存在问题；经过乾隆帝的严肃处理和政策调整，虽然奠定了有清一代驻藏大臣制度的基本范式，但是综合看来，清中后期对西藏的治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李鹏《乾隆朝金沙江工程与〈金沙江图〉的绘制》认为，川滇两种不同版本的《金沙江图》不仅是金沙江工程修凿的施政参考，更体现了绘制者对地方利益与山川疆界的关怀。刘欢《甘丹颇章政权初期格鲁派在康区的发展与蒙古和硕特部关系探讨》认为，17世纪以来随着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格鲁派在康区的发展是蒙藏双方通过政教联合、政治谋划的结果，也是格鲁派在全藏取得宗教优势的区域体现。王巨新《梯航万里达天京：清代越南朝贡使团经行路线探析》通过对清代越南朝贡使团经行路线的研究，认为这种相对稳定而时有调整的使行路线，是清代朝贡制度实际运行的真实反映；清朝统治者对越南贡道及使团经行路线的规定，根源在其遵守成例、不改旧章的封闭保守意识，也反映出其炫耀天朝繁华富庶的意识。谈汀《由〈塞宴四事图〉看乾隆朝正统性及大一统的建构》认为，乾隆帝用以建构正统的核心观念虽然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资源，但是已经是一种超越历代中原王朝“华夷之辨”的多民族一统的“中国”观念。邵玮楠《内政与外交：北塔山事件前后国民政府关于新疆问题之交涉》认为，北塔山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长期以来围绕新疆省的内外因素共同施力的结果，反映出了三区革命前后大国博弈与新疆省内政局演进的互动关系。

刘清涛《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古罗国》通过对唐宋史料有关箇罗、古罗的信息的梳理和分析，并以明代史料中航海线路来进行检验，认为唐宋时期的箇罗、古罗实为一地，其地位于今马六甲一带。李潇雨《国家视野之间的“新疆旧照”》从马达汉考察新疆时所拍摄的照片为切入点，对照片的深层次意义做了论述，指出照片内容再现了南北疆不同的社会风情，帮助学界从感官上认识晚清时期的新疆；照片中记录了十几个不同族群，为了解当时新疆的族群关系提供了直观资料。王惠敏《大小金川土司婚姻问题探究》以清代档案文献为依据，并结合前人对嘉绒藏族地区婚姻问题的研究成果，认为大小金川土司在选择婚姻对象时既受传统习俗制约，也尝试寻找补救途径以满足自身情感需要；其通过选择结婚对象，来积极构建政治权力的关系网络，力求在众土司中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徐百永《佛法之下：政教合一制度下的近代西藏社会》认为，近代促使西藏政教制度改革的驱动力量依然来自西藏之外，中央政府介入后西藏实现了民主改革，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长期统治的历史终结。

本次论坛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发言内容丰富，视野广泛，集中展示了青年学者们的所见、所感、所思，达到了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目的。历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的举办，不仅提升着我国青年边疆研究学者的主导性和主体性，而且也将进一步推动我国边疆研究与边疆学的发展。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西域研究

邮箱：xyyjbj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