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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文物考古》第一辑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西南文物考古》发刊词
《西南文物考古》集刊终于面世了。
从2003年我们萌发创办《三峡考古》，到今天《西南文物考古》成刊，不仅仅是格局的放大，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西南地区文物考古事业快速发展的结果，是区域合作和区域研究兴起的需要。其间，西南考古协作会连续举办七届，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精心培育“西南考古学”课程，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成立“西南考古与文物研究中心”，加深了西南地区文物考古同人的联系，凝练了若干共同课题。这就需要开展工作协同与研究协同，《西南文物考古》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西南”是有多个面向的地理名词。从行政地理上看，它包括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级行政辖区；从经济地理上看，它主要包括渝、川、滇、黔、桂，有时也涵盖西藏；从自然地理上看，它主要包括重庆全部、四川中东部、云南大部、贵州全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甘肃东南部；从文化地理上看，要在自然地理范围基础上，还加上广西西部和横断山区。
西南地区多样化自然生态铸就多元文化。西南的地势高差悬殊，地貌千差万别，气候差异明显，动植物群落丰富多样。正是这种“百衲衣”式的自然拼盘，造就了“七巧板”式的文化板块。西南地区民族数量在中国最多，生业形态、发展状态分化最大，古代的文化形态最为多元。可以说，一个个不同的地理单元是西南历史的生态本底，一群群不同的古老文化是现代西南社会的人文渊薮。
西南考古有两个基本特征：山地考古和民族考古。西南地区有盆地、平原、丘陵、山地和高原五种地貌，但平原面积狭小（最大的成都平原也仅1.88万平方千米），高原上一般也多为丘原和山原地貌，故总体上可视作山地考古的典型样本。古代山地社会不仅仅是“逃避统治的艺术”，还是与平原社会不同的平行世界。从历史上来讲，山地社会通常更保守，文化交流更封闭，人群内部更平等，国家的支配力量更软弱，社群规模更小型，社会结构更简单，生产内容更多样化，人地关系更和谐。山地考古能为考古学提供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山地遗址的堆积性状、功能布局、规模大小、遗址域都与平原不同，出土文物除具有适应自身环境、文化传统的特征外，还展现出“滞留”（复古）的一面。例如，巴蜀地区直到东周、云贵高原直到西汉仍见有中原商文化特征的三角援戈和长条形援无胡戈。西南是多族群、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考古文化多由这些民族的先祖创造，以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为代表的古代文献对此有大量记载，将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相比对，显然是不能回避的研究方法。因此，西南考古很大程度上也是民族考古。同时，西南的近现代民族众多，积累的民族学资料十分丰富，通过民族考古学等“中程理论”来帮助解读考古遗存，可以说西南地区在中国考古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这方面，汪宁生先生已经做出了杰出示范。
西南地区有诸多共同的文化课题。这里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西南缘，有中国最为完整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在研究东亚早期人类发展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南地区在华夏化历程中，呈现出从巴蜀到西南夷逐步扩散的迹象。《史记》以巴蜀为中心描写“巴蜀西南外蛮夷”：从“魋结，耕田，有邑聚”的夜郎、滇、邛都，到“其外西”的嶲、昆明、徙、笮都、冉 、白马众多族群，这种书写形式也印证了华夏化“中心—边缘”式的同心圆扩散格局。西南大多数地区在华夏化多元一体进程中，经历了羁縻与郡县并行，从土司自治到改土归流的历史，相关遗存十分丰富，这也理应是西南考古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西南的文化廊道需要高度重视，最大的廊道当然应数童恩正先生提出的早期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费孝通先生则将其中的横断山区称之为“藏彝走廊”，这一廊道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沟通西北与西南民族的重要通道。除藏彝走廊外，西南地区还有“蜀—身毒道”“秦蜀道”“峡江道”“乌江道”“牂牁道”“五尺道”“西夷道”等文化廊道，在沟通西南与域外、西南各主要文化区之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地区还是我国古代有色金属开采冶炼的重要地区，金、银、铜、铅、锡、锌都形成了若干规模化产业，而盐、汞也是影响巨大的跨区域古代手工业。加强西南手工业考古研究，对理解这一地区的开发历程，研究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有重大价值。南宋晚期，宋蒙（元）两方在西线战场攻防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蒙元方面的斡腹之战将整个西南地区卷涉其中，相关山城考古研究可一体推进。
西南地区是古代域内外文化交流的窗口。西南地区内部的文化交流，主要在巴蜀与西南夷之间。而与域外的文化交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原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例如夏商时期二里头文化、殷墟文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楚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汉武帝以后汉文化对整个西南夷的影响。二是北方文化向西南地区的传播，例如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持续进入横断山区和四川盆地；进入青铜时代后，可以观察到北方和新疆草原，以及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地区的文化因素穿越藏彝走廊在云贵高原地区的文化传播。三是西南与岭南、越南的文化交流，例如越南冯原文化所见牙璋、缅甸北部所见烟荷包形铜钺，展现了巴蜀文化早、晚期对中南半岛北部的文化影响；战国秦汉时期，船纹铜鼓、铜提筒、羊角钮铜钟、一字格曲刃铜剑、不对称铜钺、宽叶形铜锄等石寨山文化在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普遍传播；可乐文化的套头葬、镂空牌形首铜剑在中南半岛亦可见其身影。
由此可见，西南文物考古不但是中国考古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而且有其强烈的区域共性和区域特点，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中国古代边疆社会治理体系、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当前，文物考古事业发展迅速，各考古单位专业人员大幅增加，研究西南文物考古的学者越来越多，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出《西南文物考古》集刊正当其时。衷心期待学界同行以及读者共同支持、爱护这株雏苗，共同为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西南文物考古》初创刊，相关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恐有遗漏不足之处，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作者批评指正、共襄助之。为更好地促进学术交流，提升刊物质量，诚邀广大专家、学者不吝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