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共有766 722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价值突出、真实完整而被核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国保）单位的有5058处。我国国保单位体系完整、内涵深厚、分布广泛，其中古建筑最多，共计2162处，占总数的42.7%，其后依次是古遗址、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等。各类型文物在时空分布上的特点总体反映了各区域独特的文化面貌。分析国保单位的统计特征，研究文物的空间分布特点，有利于把握文物保护利用规律，推进文物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内容提要：搬迁保存的考古遗迹是一类特殊的不可移动文物，因学科研究和社会发展需求，在当前考古发掘和博物馆陈列工作中都受到相当的关注和重视。这一类文物具有特殊性、典型性和原真性等特点，在各地博物馆陈列中广为运用，其在博物馆陈列中通常采用复原陈列的方法，策展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展陈体系的融合、展陈空间的利用、展览内容的解读等问题。 

内容提要：汉晋墓出土的舟形陶灶分布较广，以淮河及长江下游的江浙皖赣地区为中心，广泛见于北至鲁南，西到湘鄂西部，东南至海的广大区域。其延续时间较长，有些类型一直沿用到宋代。各种类型的舟形灶均有特定的分布区域，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向外传播，其中最为典型的B型和C型舟形灶，南移趋势明显，这与历史上的人口南迁有较大关系；而具有岭南文化因素的D型灶则向附近的江西和福建扩散。江淮之间的苏皖地区出现了A型、B型和C型舟形灶的较早类型，不排除这里是舟形灶发源地的可能。 

内容提要：“小溪”问题是研究宁波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关键所在。根据部分方志记载，宋时小溪镇曾经设有句章、鄞州、鄮县、明州等多座州、县治所。然而，从唐代以前史料、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三个层面分析，该地历史上并未设置过任何县级以上的治所，东晋末年迁移后的句章县治（包括隋代开皇九年即589年并句章、鄞、鄮、余姚四县为一县的句章县治）和唐代武德四年设立的鄞州州治、武德八年设立的鄮县县治、开元二十六年设立的明州州治应该都在今天的宁波城区三江口一带，与“小溪”之地没有任何关涉。 

内容提要：徐州在北齐时期是高氏经略江淮地区的核心所在，其文化面貌也呈现出多样性。大族墓葬的主要文化因素来自于邺城复制式的传入，大部分随葬器物当属于统一模具或同一批工匠制作。凸字形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属于东晋刘宋时期的文化孑遗，是徐州地区北魏至唐初主要的墓葬形制。出土的陶俑，多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因军队构成的原因，在主要受到邺城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来自晋阳地区的文化因素。陶瓷等生活器物，同时受到南北方的影响。徐州及附近地区基层社会的墓葬，则依然按照其当地习俗逐渐演变。此外，南北之争以及北齐邺城—晋阳之争的历史背景也在徐州北齐墓葬文化中有所反映。 

内容提要：以广东地区宋元时期墓葬、遗址出土瓷器为切入点，可以分析出这些瓷器来自北方、闽浙赣以及华南地区，而且时代不同，其组合也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以广东瓷窑产品在华南沿海地区以及外贸路线上的分布为线索，对华南地区瓷窑产品外销路线问题进行细化，讨论了广州港与明州（庆元）港、泉州港在瓷器运输路线上存在着单向或双向的联系，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兴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内容提要：江西宋元墓葬中出土有一类较为特别、数量偏少的买地券，基本发现于吉安市境内。以张重四地券为代表，券文中将西汉梅福作为知见人，文句有固定范式，券末附咒语、符箓，体现了较高的文化水平。结合《道藏》等文献，对劵文中一些术语进行了简要解读，并提出吉安市为这种买地券及其背后风水流派的中心传播区域。元代以后梅福因神职降低不再作为知见人出现，但劵文末符咒有所保留，在一些地方仍旧继续流传。 

内容提要：“科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的关键观念，不仅具有知识本位的特征，也具有社会属性。科学观念的更迭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的转型发展相伴始终。科学观念的演进特点也折射到同时期博物馆智识范式的形成过程中，博物馆内的“科学”并非一种扁平化的知识体系，而是存在着多线发展的智识传统，科学形态对博物馆的影响也无法绝缘于社会文化政治情境之外。中国博物馆智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科学观念在知识与社会两个维度上的相互影响。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如何建构国家新形象以消解早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博物馆展览的直观形象表达优势，受到此时期国家文化宣传部门的重视。1950—1966年，国家组织的博物馆出国展览通过“新”“独立”及“文明”等主题性叙事，向国外主动展示中国新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形象长期“他者化”的局面，为中国国际形象的重新表达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内容提要：在国际关系视角下，博物馆对外展览既可以被归为服务于一国对外政策的文化外交，也可以被归为致力于长远宏观目标的人文交流。每个对外展览因动因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通常作用包括形塑国家形象、搭建沟通桥梁、增进相互理解。与此同时，国内外政治形势、法律框架、国家政策等都是对外展览发生的重要背景和能够发生的决定条件，而展览能否真正改变观众的行为或态度又受到文化偏见的干扰，这就造成了博物馆对外展览影响力的不可控性和缓释性。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博物馆作为民族国家的形象代表，应当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将独特性转化成普遍性，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其他社会和文化同样注重的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内容提要：受“叙事转向”思潮影响，展览叙事日渐成为博物馆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如何判定展览的叙事性”这一关键问题仍然有待厘清。这既需要避免“泛叙事观”对叙事概念的消解，又需要考虑展览传播特性对叙事表征的限定。由整合叙事学、广义叙述学、电影理论三者的观点可知，人物、事件、因果、冲突、价值五要素可在内容层面成为判定文本叙事性（属性与程度层面）的重要依据；而信息以实物和空间为媒介载体，以陈列语言为主要传播方式则应成为展览形式层面叙事性的判定标准。由此，可在学理上为澄清三组含混概念——叙事与非叙事、强叙事与弱叙事、整体叙事与局部叙事——提供一条新的思考路径。 

内容提要：近年来，“了解故事”代替“欣赏珍宝”成为博物馆观众最主要的参观目的。当代博物馆展陈设计亦呈现四种叙事趋势：主题展代替珍品展、语境阐释逻辑代替符号分类逻辑、动态故事代替静态描述以及多元媒介组合代替单一媒介组合。推动展陈“走向”叙事的原因有西方博物馆展陈经验的影响、博物馆“泛艺术化”困境的阻挠和文物身份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当下，博物馆人应兼顾“具有中国风格的叙事结构”“以人为焦点的叙事视角”和“规范化展览叙事机制”，努力呈现具有科学阐释逻辑、较高传播效率和理想认知规模的展览。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主题展览成为热点。2018年湖南省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在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体现出鲜明的跨文化诠释叙事策略。该展以“海丝”文化的两端中国和意大利作为叙事共同主体，形成双向叙事维度，通过还原跨文化生成的过程，凸显了展览的叙事动态节奏，实现展览主题与结构的内在统一，带来了跨学科视野下的叙事方法论创新。这是博物馆语境下聚焦“海丝”文化命题作出的有意义探索，为解决当下“海丝”展览同质化现象提供了启示性经验，对引领“海丝”主题展览叙事的多元走向具有开创意义。 

内容提要：传统的区域博物馆封闭性叙事固然能够强化对区域文化的集中阐释，但也有明显的“视野局限”。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求基于现代意识和全球眼光建设具有当代价值的“江南文化”，强调区域文化间的交互联动，推动区域博物馆叙事模式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化。区域博物馆的开放性叙事建构可借鉴“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叙事创新模式，从叙事空间的开放性、叙事结构的对话性和跨媒介叙事三方面重构博物馆叙事机制，这既能够反映区域历史和故事，也能够表述当下，更具主动参与性。探索建构“江南文化”的博物馆整体叙事路径，可从全球对话、主题展览、当代性叙事三个角度给予区域博物馆实践例证，并探索女性史、文创展览、“物的关联”等开放性叙事新方向。 

内容提要：作为历史事件纪念馆类型之一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以抗日民族英雄事迹来达成弘扬爱国主义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之目的，在传播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历史的、社会的价值与当代功能亟待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分别从官方与民间、集体与个人、景观与数字、仪式与行为等多重叙事路径，完整呈现了“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侵略的史实，于叙事中有效建构了国家认同，促进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传播与传承，其叙事策略及方法可供其他类历史事件纪念馆参考借鉴。 

内容提要：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快乐”成为博物馆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博物馆吸引观众、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数字媒体技术为博物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具，通过将快乐与博物馆展览相结合，可以更好地服务观众，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参观体验。“游戏”作为一个重要展示方式，不仅对儿童具有强大吸引力，对成年人也同样重要，数字时代的博物馆应该充分利用游戏机制使展览变得更具吸引力。创造快乐也是实现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数字时代博物馆需要将知识与趣味相结合，使观众在快乐的博物馆体验中获得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