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既是非遗科学保护的逻辑起点，也是非遗科学保护面临的全新话题。首先我们要承认非遗自身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并充分意识到非遗自身的整体性、非遗构成要素的层次性、非遗对外在环境的开放性以及非遗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对于构建非遗系统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对非遗实施系统性保护，不但可以完善非遗保护体系，提升非遗科学保护意识，同时还可以提高我国非遗科学保护的政策制定水平，让我国的非遗保护得到健康发展。

内容提要：中国大遗址保护与在地社区发展的协调问题一直是文化遗产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以往的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二元对立视角、批判性视角和融合视角三类。三类视角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中的成效不尽一致：二元对立视角易于发现深层次矛盾，但实操性存在一定阻碍；批判性视角重在探讨内在逻辑，但理论意义大于实践意义；融合视角旨在提供普适性经验，但需要统筹考虑多重因素，获取成功经验较为困难。因此，具体案例和具体问题的分析需要高度重视不同视角的优势。多视角交叉分析有利于推进从理论到实践的中国大遗址保护与在地社区发展的协同研究。

内容提要︰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共用同一封土，一号墓打破三号墓的墓道是表现夫妇合葬的一种特殊形式；两墓使用相同的丧葬模式，出有形制、大小、纹饰相同的器物以及普通生活用品，说明两墓主曾经长时间共同生活；从年龄鉴定结果上看，两墓主年龄相差可能不足10岁，说明两墓主可能为夫妻关系，而非以往认为的母子关系。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夫妇合葬墓的确认，既有助于理解三号墓的墓主身份，也可为高等级贵族的丧葬制度研究，以及解读其中蕴含历史信息提供了新视角，其意义具有广泛性。 

内容提要：皖北地区淮北市和萧县发现的抱鼓石祠堂有着前室后龛的独特造型，通过前室后龛画像的配置情况可知，工匠并没有将祠堂构建为人间宅院的前堂与后室，而是前室的人间世界与后龛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前室的人间世界是祠主后人所能到达的最远之地，后龛的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神仙世界是祠主所升往和新生之地，并且可以乘坐车马来到人间世界，享受其后人供奉的酒食与祭祀。这显现出建筑结构与画像所构建世界的割裂。祠主与其后人在前室人间世界的共存与发生关联明显有别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题记所表达的“长就幽冥则决绝，毕圹之后不复发”墓主与其后人的“决绝”关系。这些都为审视汉代地上祠堂与地下墓葬的建筑结构、画像配置和丧葬逻辑等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新材料。

内容提要：汉末三国时期的优人群体中有“俳奴”与“俳儿”的区分，“俳奴”形貌亵狎，隐没于百戏群体之中；“俳儿”被豢养于内廷，还有专门的演出服饰。在朱然墓“宫闱宴乐图”漆案上“俳奴”与“刍人”同画面共存，说明俳优与侏儒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漆画中“俳奴”与“俳儿”的眼部描绘还为我们揭示了古代俳优群体为盲人的可能性。

内容提要：通过分析随葬品的时代风格及砖铭，可以确定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M1和M5、江苏金坛方麓孙吴墓、安徽马鞍山安民M1为西晋时期的墓葬。从“汉制”向“晋制”转变的过程中，西晋早期墓葬形制出现了一种过渡形态，以弧壁多室砖墓为特征。长江下游地区在西晋时期出现并流行弧壁砖室墓，在西晋晚期出现弧方形砖室墓，这是“晋制”及其过渡形态向孙吴故地推行的结果。 

内容提要：长江下游地区一些宋墓中存在随葬成组碗、碟的习俗。它们的位置较为固定，有集中于墓室或棺内一端与位于墓内前部旁侧两种陈设方式，其数量或许受地区因素影响。这种习俗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在高等级墓葬中出现，于北宋晚期盛行于官员、士人及有力之家的墓葬中。因墓内随葬的成组碗、碟多位于墓主头部附近，且部分器内盛装食物，它们可能与供奉饮食的行为有关。部分碗、碟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日用器意味。但此种器物及相关葬俗在南宋后的墓葬中较少出现，或许是墓内空间限制及供奉多种类、多数量食物的观念弱化所致。

内容提要：烈山窑是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烈山镇烈山西麓烧造陶瓷器的古代窑口。唐宋金时期，烈山窑属古宿州辖区内，且和古籍中所载的宿州窑有很多相似之处。由于烈山窑近年来才进行考古发掘，故学界对其研究较少，而对于烈山窑是否为古籍中所载的宿州窑这一问题，目前学界研究均语焉不详。从行政区划、出土瓷器、时间范围、排除其他窑址、贸易范围、文献遗漏等六方面进行考证，初步可以判断烈山窑即为古籍中所载的宿州窑。  

内容提要：直至今日，遗产学界与博物馆学界关于无形遗产的本质与保护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歇。21世纪初，苏东海先生曾以无形遗产为主题发表过若干文章，其核心观点是无形遗产的特殊性使得博物馆在保护无形遗产上是无能为力的。与“能否保护”的学术讨论相伴而生的是“如何保护”的实践探索，尤其是无形遗产在2007年被写入博物馆定义之后，一系列保护尝试影响甚至重塑了博物馆的潜力。虽然博物馆与无形遗产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情境化的，但是博物馆能否保护无形遗产依然是一个值得重申的学术议题。无形遗产的特殊性和传统的保护模式不得不让博物馆世界重新思考博物馆在保护无形遗产上所扮演的角色。

内容提要：博物馆多年的非遗保护实践，彰显非遗在辅助博物馆语境转换、拓展博物馆社会教育途径、提升公众介入博物馆非遗话题能力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基于当前博物馆非遗藏（展）品征集工作尚在开拓阶段，从博物馆非遗藏（展）品征集概念框定和现实需求角度来看，非遗藏（展）品征集存在价值认定、为展而征、介入偏差、经费不足等现实问题，需要建立完善的征集制度和实施机制、提升征集队伍的业务素养、拓展高效利用新途径、多元筹集专项经费。围绕博物馆非遗藏（展）品理念厘清“物”与”非物”、“征”与“用”两对关系，界定征集主体、适度分类等遴选原则，以推进非遗科学展陈、活态输出，引导公众对非遗产生认同及观照，进而确保博物馆功能更好的实现。 

内容提要：长三角地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展陈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展示、传播与体验方式，可在持续推进江南文化传承与创新，深入挖掘长三角文化资源潜力，有效建构江南文化认同并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发挥出积极的效用。“江南客厅展”通过江南传统手工艺加现代设计的生活美学叙事，阐释了江南文化品味标识何以成为当代江南文化群体重申生活态度的集中表达，并在建构审美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产生认同性消费，这对江南文化的传播、传承、创新与发展，增强长三角文化凝聚力，构建融合共生、和谐有序的区域发展环境均有积极意义。

内容提要：活态历史博物馆主要以复原历史空间、构建社会生活情境、活态演绎等方式，还原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场景，并通过观众沉浸式参与实现博物馆的教育、休闲等功能。此类博物馆以情境式实物体验、探索式认知体验、启发式内省体验、引导式社会体验为特征，满足其核心目标群体——家庭观众及青少年群体的多元需求。活态历史博物馆构建的体验方式与公众需求高度契合，被传统历史类博物馆借鉴后，引发了博物馆展览教育、文化拓展项目等方面的创新。我国历史类博物馆的活态化举措以及未来活态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应注意平衡体验深度与阐述广度，通过更加系统化的传播系统设计，帮助观众建立更高层面的认知与价值判断。

内容提要：现象学倡导的具身认知理论更新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具身认知理论视角下，科技馆科普展示的“策划—设计—参观—教育”的展教生命周期，也呈现为“抽象—具象—具身—体验—感知—认知”的感官化叙事过程。科技馆科普展示具有感官的缺席、在场与超越三类形态，其中在场形态可分为元感官、原感官、他感官、多感官四种。梳理科技馆科普展示的感官化叙事方法及案例，可以建构科技馆科普展示的感官化叙事模式，探索科技馆科普展示的感官化叙事形态及观众的“感知—认知”机制，同时将具身认知理论纳入科技馆感官化叙事视域，研究相应科普展示设计理念与方法。

内容提要：科普展览如何最大程度发挥其教育功能，目前博物馆学界尚缺乏学理支撑。具身认知理论为科普展览的学习体验设计提供了新视角。然而，部分科普展览由于对观众学习体验的设计思路和实现方式的认识不清晰，以至于将观众学习体验的具身化设计简单理解为“动手做”与“互动式”。为解决上述问题，策展方应基于具身认知理论深入分析身体作为媒介与展览场景之间的关系，构建感知层、交互层、映射层和意义建构层的设计思路，从整合感官元素、鼓励兴趣驱动的现象性体验，优化互动展品、引发问题驱动的探索性体验，激活身体图式、加强先验知识驱动的解释性体验，以及重视反思观察、支持个人意义驱动的相关性体验等四方面，来实现科普展览学习体验的具身化设计。

内容提要：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是博物馆加快融入学校教育体系、实现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充分结合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我国博物馆藏品资源通过转化为课程资源、教材资源、教研资源和课外活动资源，主动融入学校教育体系。博物馆藏品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的实践探索虽初见成效，但仍面临着供给、版权、渠道和人才等方面的瓶颈亟待破解。为此，可通过提升藏品资源供给能力、打破藏品版权壁垒、畅通资源转化渠道、加强专门人才建设等举措来寻求突破。  

内容提要：在“双减”政策大背景下，博物馆开展基于项目式学习的教育活动，有助于学生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深度学习，培养核心素养。博物馆遵循项目式学习教育课程的开发原则，充分利用馆藏资源，创设真实的项目式学习情境，加强馆校合作，做好课程体系的规划，开发优秀的项目式学习教育课程，对有效开展教育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株洲博物馆以课程规划和课程设计为引领，对项目式学习教育课程进行开发与实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可为博物馆开发高质量的项目式学习教育课程提供借鉴经验。

内容提要：2020年国家实施文旅消费城市的选拔和建设工作，文旅消费城市建设有关文件对博物馆的规定反映了国民文化需求变迁下博物馆发展的趋势：博物馆不仅对文化旅游有着深入的参与性和贡献度，而且成为现代文化城市建设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作为文旅消费城市的文化消费网点，博物馆一方面以规模数量的提升和空间布局的景区化、地标化，为观众参与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以文化休闲场馆的定位完善综合职能，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在拉动文化消费基础上保证国民的文化参与以及服务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