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中国腹地的多座高等级墓葬中集中出土了一批银质器皿。铭文信息显示，它们中的大部分可能来自同一或有着密切联系的生产或使用中心。而因地理、历史等原因，与欧亚草原有着颇多交往的秦国，在这批银器的生产、使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广泛使用银质器皿并非古代中国腹地的文化传统，在西亚地区则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传统很可能经由流动于欧亚大草原的游牧人群传向东方，通过秦国的仿制、使用，进而流向各地。这批器物在材质和工艺上的异域之风，与模仿中国传统青铜器制作工艺、装饰手法、器形等所表现出来的本土之风，体现出中国腹地的人们，将异域方物通过类比本邦物品的方式，转化为财富指征，纳入本地传统的尝试。 

内容提要：马鞍山朱然墓南侧的雨山一号墓，被学者认定为朱然家族墓，具体来说，有朱然之父朱治与朱然之子朱绩两种观点，但两种观点均无坚实证据。综合墓葬大小与墓中石门可以看出，该墓规格高于朱然墓不少，而朱然家族中并无官爵远高于朱然之人，因此墓主当非其家族成员。两墓之间距离、朝向接近的情况，则可从赐葬的角度考虑。而墓中的石门则极有可能是孙吴宗室墓的特有形制，该墓墓主当为孙吴时期的某位宗室，不排除其为孙桓的可能。 

内容提要：南京石子岗南朝墓墓壁用壁画砖拼镶砌成，却未能拼装成完整的图像。拼接其中砖面有“龙”“虎”的壁画砖，一可以复原不见于其他墓葬的羽人戏龙或羽人戏虎砖印壁画，二可以藉此给壁画砖分类并确定年代，同时建构相关题材砖印壁画的发展脉络。 

内容提要：以叠唇碗为切入点，可以从微观视角探讨白瓷南传和青白瓷的起源与传播问题。叠唇碗的传播轨迹表明，早期青白瓷的确受到北方白瓷的影响。青白瓷的源头应在皖南和江西地区，之后向湖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等地传播。南宋时期，叠唇碗基本绝迹。宋末元初，青白瓷泛青的特点淡化，南方白瓷进入新的时期。 

内容提要：人首鱼身俑是唐宋墓葬中时有出土的一种镇墓神怪俑，唐代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五代两宋时多见于南方，分布和使用有着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色。其内涵在唐宋时期亦有不同。在唐和五代，它是镇墓压胜、丧葬礼制的一种表现，而在两宋时，则和道教思想关系密切。 

内容提要：1978年底，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墓中出土一组定名为五星俑的神怪俑。五星俑的形象与佛教中的五星形象基本一致，墓葬中的五星俑及佛像组合也与炽盛光佛图像组合相似，墓葬中随葬的五星俑应属佛教系统。唐宋时期，密宗炽盛光陀罗尼信仰流行，人们认为供奉炽盛光佛能达到“禳灾祈福”的效果，墓葬中随葬五星俑应该是佛教信仰在墓葬习俗中的反映。 

内容提要：西方博物馆应对殖民背景藏品返还诉求的伦理体系，由之前直截了当地拒绝返还，逐渐转向当下的提倡双方沟通与对话，鼓励在协商过程中加大殖民背景藏品的“来源研究”力度。这种转变一方面得益于在博物馆去殖民化运动的影响下，以非西方视角对殖民背景藏品价值和流转方式的再认知，以及各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等的实践推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经历了多种博弈方式之后，博物馆意识到返还诉求的应对得当可以让其转危为机的利益导向。尽管当下西方博物馆表现出坦诚地面对过去、反思不正当殖民历史的态度，但在伦理上并没有无条件地支持返还，藏品的直接返还并非博物馆应对之下的首选之举。 

内容提要：藏品出售是西方博物馆藏品退藏的一种处理方式。它已经成为美国的艺术博物馆一项必要的藏品管理工具。藏品出售的效用与风险并存，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藏品管理工具。艺术博物馆藏品出售的缘由、标准、资金用途和影响表明，藏品出售能够帮助艺术博物馆筹集资金、减轻收藏负担、提升整体收藏水平、实现艺术博物馆的宗旨等。同时，藏品出售也可能使博物馆陷入风险之中，如违反公众信托、打击潜在捐赠者、影响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等。 

内容提要：媒介学和传播学为我们认识和定义博物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媒介技术的发展为博物馆建设、文物传播、历史认知提供了良好的影像支持和传播环境。博物馆是一个融合知识、文化、记忆的媒介体系，表达关于历史更迭、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表征和洞见。在新技术影像的支持下，不仅有馆内影像的再现与体验，还有传统影像的阐释与塑造和新媒体影像的呈现与传播。这些不同的呈现形式和传播渠道，通过符号、情景和互动巩固历史知识、建构历史记忆、强化历史思维，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勾勒出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 

内容提要：博物馆通过器物表征型塑了自身在现代性社会空间中的异域性，进而影响了观众对器物和博物馆的认知。作为异域而存在的博物馆，既彰显了博物馆对器物的占有与控制，又满足了观众对差异文化的感官体验与文化需求。在器物的展览过程中，博物馆试图通过建构异域来影响现代性社会中“物”与“人”，进而影响个体在现代性社会中的身份与地位。博物馆建构异域的过程也是重构个体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博物馆人类学视域中的观众回归至“人”的层面上，而非处于“物”与“人”的二元对立中。 

内容提要：博物馆应当通过无障碍化服务，为数量众多的视觉障碍人群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平等参与博物馆探索和学习，这对于明确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塑造、促进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促进视障群体的社会性康复都有着显著意义。在实务层面，我国博物馆针对视障群体营建无障碍环境，在建筑空间无障碍、信息与文化无障碍和心理无障碍三个层面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后，博物馆针对视障群体的服务应广泛覆盖并形成常态化机制，开发以融入性和互动性为核心的教育活动创新无障碍教育形式，鼓励视障群体参与博物馆工作，营造平等包容的博物馆环境。 

内容提要：按照展览动机，国际展览可以分为文化外交驱动型、博物馆使命宗旨驱动型和经济/市场目标驱动型三种类型。这种分类方式有助于从宏观层面探究国际展览的价值与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评估其影响。服务于文化外交的国际展览，可以利用案例法、媒体分析、观众研究等方法，着重关注其与国家文化外交战略的配合度，及其对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的贡献度。服务于博物馆使命宗旨的国际展览，需要通过展览研究、观众研究及相关人员访谈等方法，考察跨文化语境中展览的组织运作与传播效果。以经济或市场目标为导向的国际展览，则需要引入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跨学科方法，综合评估展览对于博物馆、地方及国家的经济贡献。国际展览的评估应树立跨文化评估视角，以展览动机和类型为基础，明确评估目标、内容与方法，进而有针对性且系统地评估国际展览的影响。

内容提要：博物馆文创产业是以博物馆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以创作者创造性思维为核心竞争力、与知识产权保护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博物馆文创的核心灵感来源于馆藏文物。博物馆文创是一个继承之中有发展、发展之中有历史的“有中生新”的创新过程，体现着对历史的尊重和文化的传承，并在传承中创新。当前，博物馆亟需应对文创运营中的观念错误，理解文创经营、公益属性和知识产权私益保护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文物要素的提炼、挖掘和创造，将历史文化传承与创新相结合，进行二次开发以获得知识产权。博物馆在文创产品开发和运营中，要跳出单一的版权思维，从著作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域名等多元的知识产权路径寻求对文化创意成果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