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玳瑁作为一种有机宝石，昂贵且不易保存于地下。通过对汉墓中出土的各类玳瑁质文物的系统梳理，可以把发掘材料中明确为玳瑁质的文物从所谓的“角质器”中遴选出来。玳瑁在汉代即成为漆器的一种装饰材料。漆器的犀皮工艺可能在东汉已经成熟，其起源受到玳瑁器的启发。 

内容提要：汉代冶县，三国东吴时期更名为候官县。现以史料为切入点，结合考古资料，发现冶县更名为候官县确如王国维先生所推测，是因为冶县外有一处军事候官障塞，该候官所在地点可能为今福州市牛头山遗址。汉初冶县与候官为两处城址，经多年发展，逐渐融合为一城，至东汉末三国初时冶县之名被候官取代。冶县更名为候官县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两汉时期对东南边疆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已见成效。 

内容提要：利用考古学基本的方法论，可以揭示汉晋时期马蹄形带具的制作、流通、使用和埋葬这一动态过程。该类带具发轫于北方草原，西汉中期汉帝国开始制作，并逐渐采用了西亚的焊接技术。出于羁縻的目的，西汉时期专门将该类带具分配给边郡统治层。东汉以降，马蹄形带具融入帝国内部的舆服制度中，并演变为用于随葬和祭祀的礼制器物。 

内容提要：东晋时期，武昌寒溪寺、建康长干寺和荆州长沙寺，先后出现三尊金铜菩萨像和佛像，造像者指为阿育王或其第四女，它们被统称为“阿育王像”。从晋至唐，这批佛造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一直受到佛教史研究的关注。1995年四川成都出土梁代石质阿育王像实物之后，中外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但是，这批佛造像究竟是哪国铸造，与阿育王是否有关等关键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答。通过全面梳理东晋三座阿育王像的史料和相关考古资料，进一步利用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的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尊东晋阿育王像皆为托名伪作，与阿育王无关。它们的出现发挥了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是为相关寺院提供了神圣性支持；其二是为东晋政权提供了合法性支持。 

内容提要：南宋沉船“南海Ⅰ号”出水了大量带有墨书的瓷器，其中有7件为阿拉伯语题写，内容主要为所有者姓名及真主赞词。同时，根据其他船载文物以及动物遗存所反映出来的阿拉伯、伊斯兰特性，综合表明船上活跃着一个阿拉伯人群体。此外，通过对墨书上的阿拉伯文姓名传统以及赞词的书体及语法规范进行分析，初步可以认为船上阿拉伯人可能与埃及阿尤布王朝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研究还发现，该阿拉伯人群体应为泛海客商而非船员，同时又可再细分为居于船艏、艉楼的两小群体，其中前者的生活环境优于后者，显示出船上人群的财富等级差异。以上发现，对研究“南海Ⅰ号”的终点港、宋代的远洋贸易路线以及中埃之间的交往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内容提要：博物馆传播的是依托实物重构的信息。当前，以观众为中心的认识论偏差，以及立足物及其研究进行的多元阐释的耗时耗力，导致了一部分博物馆出现信息传播的错位和偏向。以“物”为载体的博物馆信息传播的局限在于难以阐释隐性信息以及难以还原真实的历史，造成博物馆传播的信息无法与过去、现今等未知领域，与观众的需求和兴趣以及与观众整体的感知觉相适应。为弥补信息传播的局限，博物馆应重视物及其研究，满足不同物的差异化阐释需求，策展人保持价值中立等。为突破信息传播困境，博物馆应重视对物、人和传播手段有机组合的阐释，提升传播的信息与观众的相宜性等。无论如何，博物馆应坚持以“物”为载体的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向。 

内容提要：国家海洋博物馆以一种双重视觉性展现了海洋文化特色，形塑了观众对海洋的认识，体现了人与海洋的互动，并帮助海洋文明获得了现代语义上的连续性。国家海洋博物馆的文化展示以展品陈列、情境塑造和参与式设计实现了公众对海洋知识与文化记忆的保存与再生产，在视觉建构上推动了个人与群体、真实与想象、文化与历史的多重对话。这种展示通过保存真实的历史来塑造知识型表征，并发挥技术优势，以适应特定知识视觉性的体验型表征，从而使文化记忆得以在当代博物馆成功建构和传承。

内容提要：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塑造了一个超级连接的社会，给博物馆藏品的传播与阐释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带来了信息传播场景与观众角色的转变。在数字技术对藏品展示与传播的影响研究中，阿诺德·伯林特审美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对观众参与式体验的动态过程的分析。策展人创建出的是可供观众参与其中的互动体验场域，其本质是一种关系性时空；数字技术对藏品传播的影响在于策展人、藏品、观众和语境之间关系的转变，呈现为对场域内部各因素间连接潜力的扩展。在关系性时空的观念下，可以进一步超越场馆化与实体化的传播模式，让藏品传播嵌入公众的生活场景，成为一种泛在化的存在。 

内容提要：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不仅改变了用户的信息交流习惯，培养了移动服务与交互方式，而且提高了用户参与体验的热情，为博物馆智慧服务设计提供了新视角。在新技术条件下，博物馆应以满足人民美好文化生活体验的要求、提升博物馆智慧服务能力为导向，将新技术应用与用户体验相结合，从用户洞察、资源开发、交互创新、情感提升四个方面进行博物馆智慧服务设计；并从创新服务思维出发，依托新技术提升博物馆智慧服务设计水平，从而为博物馆服务建设提供参考。 

内容提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可及性”是从公众感知视角评价公共服务效果的重要视角；在博物馆领域，实现资源和服务面向公众“可及”是近代以来公共博物馆的追求目标之一。立足博物馆服务的特质和公众接受博物馆服务的全过程，可构建从公众感知视角评量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由三个由表及里的内部维度——“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一个反映动态变化水平的“可适应性”维度构成，其结果反映了公众对接受博物馆服务难易程度的心理评价。在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增加数量供给”到“寻求质量突破”的关键转型期，可及性评价体系不仅有助于从公众感知视角梳理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短板，也有助于博物馆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2020年新冠疫情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形势更趋复杂化、极端化，博物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期间，博物馆纷纷采用线上展览、云直播等方式，力图使博物馆转“危”为“机”。扬州博物馆顺势而为，在常态化服务中彰显平等理念，通过云上观博、提高馆内人员业务素质、传承创新等方式推动博物馆平等化建设。在后疫情时代，博物馆界应秉持多元和包容之心态，从数字化、线上宣传、线下互动等方面创新服务方式，从而推动博物馆范畴的“平等化”建设和社会的“平等化”发展。 

内容提要：灾害类博物馆是构建灾害记忆、让灾害记忆盘桓于公共领域而不被忘却的重要媒介之一。灾害类博物馆在构建灾害记忆时有四种常用的叙事图式：“英雄主义”式的国家认同叙事图式、“为了不被忘却”的地方创伤叙事图式、“科学主义”式的科普叙事图式和“人性与生命”的伦理叙事图式。尽管不同的叙事图式使博物馆构建的灾害记忆在面貌与内涵呈现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将灾害记忆从经验性事实转换成为意义化叙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