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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拉沟峡谷、天山腹地为切入点，对相关地理空间古代中西交通实际做了梳理、剖析。实际考察、近30多年来已获考古资料、参稽古籍，可判明：自去今4000年前、青铜时代以来，天山峡谷是古代游牧民族东西穿行的重要孔道，在沟通古代文明交流中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经瓦罕走廊至阿富汗、波斯的交通路线，塔什库尔干河谷之喀拉乞古尔、排衣克西走为必经之要隘。迄今，所在山地仍可见野葱漫布，景观显目。与《汉书·西域传》记述：缘昆仑山北麓西行“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完全切合。汉代华夏子民西走路线的细节，生动呈现眼前，值得珍视。《汉书·西域传》还说，沿天山南麓西行入中亚的路线，也要“过葱岭”，不确，这是汉代史家当年的模糊认识，现代著述，往往照引，宜严谨注疏，求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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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北汉简所记可以看出，汉代以“奉献”为目的的西域使团入关后，首先要接受敦煌郡相关部门的清点和沿途登记。没有汉方迎接的一般献畜需施加“实物封检”。一般献畜（如橐他、驴、马等）在临近边境的中央牧苑进行评估收纳；狮子等汉地稀见的奉献物，则由汉方安置地派出的专使来迎接，最终驯养于长安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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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斯库穆河谷位于叶尔羌河上游、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南部，战略地位重要，是中国固有领土。19世纪90年代，英国吞并清朝藩属坎巨提后，为了防堵俄国南下印度的通道，鼓动坎巨提向清政府索取喇斯库穆的主权。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极力阻止英国通过坎巨提对喇斯库穆进行渗透，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中国方面，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喇斯库穆的主权，并就此与英、俄展开了艰难的斗争，最终维护了我国对喇斯库穆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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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随着英、俄在中亚地区“大博弈”的加剧，我国的帕米尔高原成为两国觊觎的对象。在此期间，英、俄分别派遣小股“探险队”前往帕米尔，意在为划分政治势力范围进行地理勘测和情报收集。英属印度“前进政策派”代表人物荣赫鹏于1887~1891年的“探险活动”，直接影响英属印度出兵坎巨提与私分帕米尔，是英国侵略新疆的明证。基于丰富的一手史料，本文对荣赫鹏的四次路线进行考证和勘定，认为其探查活动具有侵略性、军事性、政治性和地理勘察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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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张绍伯曾在新疆各地出任基层地方官，并任职外交特派员和驻外领事，在基层社会治理和外交事务中留下诸多痕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界还未开展对张绍伯政治与外交活动的专门研究。本文利用晚清稀见档案和民国时期报刊文献，对张绍伯生平及其政治与外交活动进行复原，以推进近代新疆地方基层社会治理史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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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德国外交部秘密顾问阿斯米斯在俄属中亚和中国新疆调研，搜集了大量情报，将之汇报给德国外交部。德国外交部将其中的经济情报印刷成册转发给了德国的各大经济组织和相关驻外使领馆，为德企打开了来疆合作的视野。正是有了这些信息基础，德国与主政新疆后实施引德抑苏策略的金树仁一拍即合，金树仁派包尔汉到德国考察双边贸易的可能性，因包尔汉访德洽谈顺利，金树仁临时决定将原定的三个月考察期限改为让包尔汉常驻柏林，并设立新疆省政府驻柏林办事处。新德双边经贸往来由此迅速发展。阿斯米斯1923年的新疆考察报告在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新疆与德国贸易的快速发展，既是金树仁政府不断积极努力的结果，也是德国魏玛共和国前期精心策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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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是西天山地区发现年代较早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存，出土青铜器数量也为该地区同时期发现中最多的，对于研究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西天山地区早期铜器的传播和冶金技术的区域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阿敦乔鲁遗址出土的铜器进行了49件无损检测，并对其中6件做有损检测，显示其材质均为锡青铜，成型方式有铸造、锻造，无论器型或材质都与中天山的萨恩萨伊墓地M56出土铜器相同，皆符合已知安德罗诺沃文化铜器的特征，应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直接影响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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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西方玻璃制品及其生产技术向东传播的重要中转站，学界对早期玻璃产品和技术的传播研究较深入，而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情况不甚明朗。本文总结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出土情况、工艺与成分特征，讨论其来源和交流特点。这一时期新疆玻璃器均属于日常实用器皿，产地包括中亚与新疆当地，同时出现了玻璃加工的现象，器型兼具西方玻璃风格与本地创新特点。这种交流情况一方面缘于中亚玻璃生产的繁盛，使得新疆地区融合了前者的生产技术与使用习惯；另一方面玻璃器脆弱，建立区域内稳定的消费与贸易网络是更加理性的选择，所以大规模长途运输玻璃器的现象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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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在生长期间伴生杂草种群是农业生产中常见的现象，而古代遗存中也经常在农作物之外发现杂草类植物遗存。许多学者尝试建立农田杂草和农作物数量的比例关系模型来复原古代农作物的种植和处理过程。新疆巴里坤草原分布着大量公元前一千纪的聚落遗址。西北大学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市文物局、巴里坤县文物局合作，在这些遗址上持续开展了十余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本研究通过对遗址中房址堆积内植物遗存的系统浮选、观察与分类，分析农作物、大杂草与小杂草数量比值与变化，进而探讨公元前一千纪巴里坤草原古代居民农作物种植和处理方式、生业方式的演变与环境变迁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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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吐鲁番加依墓地12例人类个体的牙釉质进行了锶、氧、碳同位素分析，讨论了加依墓地的人类迁徙和饮食结构。综合地质背景、人类同位素分布状态和本地动物的锶同位素比值几方面证据，确定12例个体中有10例为本地出生，2例来自外地，显示加依墓地以本地人为主，符合公元前一千纪苏贝希文化繁荣稳定发展的情况。牙釉质的碳同位素分析显示本地人群幼年的食物结构以麦类作物和牛羊肉、奶为主，粟黍是重要补充性食物；2例外来个体幼年C4类食物比例更低，这为追踪他们的来源地提供了重要线索。以上结果对于深入认识公元前一千纪新疆吐鲁番盆地史前人类迁徙、文化交流及生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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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是波斯古代宗教摩尼教的创始人。作为一名伟大的画家，他的事迹在不同宗教文化语境中，不断地被吸收、改写或再创造，历代相传。本文以《艺术家的史诗事迹》一书中有关摩尼事迹的书写为例，进一步探讨一个教派领袖兼艺术大师的形象在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中的再构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变迁的问题，希望能够加深对域外宗教人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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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卷书》是一部古老的印度寓言故事集，亘古至今从未失去活力。伊本·穆格法的阿拉伯语译本《卡里来与笛木乃》是《五卷书》传播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文本。10 世纪初此书有了波斯语译本，16 世纪初，诗人瓦伊兹·卡希甫创造性地重编了新的波斯语译本，并命名为《老人星之光》，它是《五卷书》传播史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此后该书又被译为印度及中亚的多种语言。本文探究了从《五卷书》到《老人星之光》及其后续文本与图像的流传，初步还原了这一流传过程，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文本与图像所表现出的异同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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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都语文学作品中多用宗教意象和典故，其中有一些意象的来源和含义并非清晰易懂、一成不变，哈丽达·侯赛因短篇小说中“树中人”的形象就是一例。本文试图通过追溯“树中人”的故事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宗教性文本中的流变，结合抄本中的细密画插图，探讨“树中人”的故事传入南亚次大陆的可能途径，说明这一形象发展、变化、交融的过程，找到其可能的原型和传播途径，并由此反观欧洲—中亚—南亚的文化交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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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佛教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原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但是在中国判教运动兴起后，龟兹佛教逐步边缘化。近代开展的龟兹佛教研究，出现诸多概念错位、属性混淆的现象，其主要原因与龟兹佛教的历史定位与理论定位不明确有关。通过多年的研究与思考，我们认为，龟兹佛教研究的历史定位应为：佛教的部派佛教历史范畴；理论定位应为：部派佛教时期的阿毗达磨即毗昙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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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兹是佛教文化隆盛发展、传播东渐并逐步中国化的重要地域。本文通过对《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往五天竺国传》《悟空入竺记》等史籍的梳理、辨析，结合历史、考古、宗教、社会、艺术史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依据对龟兹佛教的基本属性、信仰理念、戒律特色以及龟兹佛教史事等方面的新认识，进一步指出，龟兹佛教文化在安西都护府建立初期和以后相当一段历史内，出现了以小乘为主体的龟兹佛教与以大乘为主体的中原佛教互相并存、各自发展的独特局面；龟兹地区相当规模的汉风石窟及其内地佛教艺术形式，可以说是唐朝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一个缩影；不同派别佛教艺术间的影响、交流与融合，造就了龟兹佛教文化艺术的历史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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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边疆研究是近代学术趋势中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和价值取向的领域。在近代大变局之下，厘清新旧中西之间的冲突与调试，边疆研究应具有“贯通”的理念。考察民国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考镜源流的工作，也要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还不能忽视“人”的表现与作用。只有将边疆学术的发展与民国时期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地分析，才能深刻理解民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与价值取向，亦为现今的边疆学建设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