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环太湖地区的侧扁足鼎最早出现于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中期一度在环太湖核心区消失，后又在本地传承和钱塘江流域因素的影响下，于良渚文化晚期重新出现并逐渐流行。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数量逐渐增加的“量变”和最终取代T形足鼎的“质变”两个阶段。从文化面貌看，“质变”后形成的以侧扁足鼎为代表的一类新遗存应该属于钱山漾文化早期遗存。

一、前言

侧扁足鼎指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种侧装扁足陶鼎，鼎足截面呈扁圆形或扁方形，素面居多，少量单侧面或两侧面有竖向刻划纹。也有研究者称之为扁侧足鼎、素面鱼鳍形足鼎、素面翅形足鼎、扁方足鼎或扁铲足鼎等。

环太湖地区的侧扁足鼎在21世纪前鲜有学者关注。浙江萧山茅草山遗址（2000年）的发掘者较早注意到了侧扁足鼎，并在2003年的简报中首次提出该遗址中以“扁圆形足鼎”（即侧扁足鼎）为代表的晚期遗存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在年代上应介于良渚文化与历史时期文化之间［1］。几乎与此同时，浙江余杭文家山遗址（2000—2001年）也在叠压住良渚文化晚期墓地的第二层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侧扁足（鼎）［2］。稍后，随着上海松江广富林（2001—2005年）［3］，浙江余杭卞家山（2003—2005年）［4］、余杭三亩里（2004年）［5］、诸暨尖山湾（2005年）［6］等遗址的先后发掘，侧扁足鼎开始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关注。而在文家山、三亩里等遗址的以侧扁足鼎为代表的遗存中还发现了少量弧背鱼鳍形鼎足，这又让研究者多了一些疑惑。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2005年、2008年）两次发掘在环太湖地区新确立了一支以弧背鱼鳍形足鼎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钱山漾文化（以钱山漾一期遗存为代表）。它的相对年代介于良渚文化与广富林文化之间，这为探讨以侧扁足鼎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提供了重要的比较资料。而余杭良渚古城（2006—2007年）［8］特别是对四面古城墙及内外壕沟的发掘中［9］都发现有侧扁足鼎，而且其数量由早到晚逐渐增加，到上部堆积时，侧扁足鼎完全取代了T形足鼎。这表明侧扁足鼎在探究良渚古城遗址的使用及废弃过程中也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目前关于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和钱山漾文化之间还存在一个以侧扁足鼎为代表的发展阶段，已初步形成共识。但对这个发展阶段的性质和归属则仍有分歧，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它是良渚文化的延续，属于“良渚文化末期遗存”［10］或“良渚文化晚期后段”［11］；另一种认为应归入钱山漾文化或明确指出应属于钱山漾文化早期［12］。

鉴于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在探讨良渚古城废弃过程、良渚文化衰亡和钱山漾文化内涵及分期等重要学术课题中占据关键地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进行系统梳理，把握其演变发展脉络和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节点。在此基础上，再来探讨以侧扁足鼎为代表的新遗存的内涵和性质，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二、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溯源

（一） 崧泽文化晚期的侧扁足鼎

从现有资料看，至迟到崧泽文化晚期［13］，环太湖核心区已经出现少量与良渚文化晚期［14］侧扁足鼎形制相近的陶鼎，质地多为夹砂红陶，偶有粗泥陶，足两侧均为素面。

据初步统计，此阶段共发现29件基本完整的侧扁足鼎，依形态特征可分盆形（A型）、罐形（B型）两大类。A型又可分为束颈深弧腹（Aa型）（图一︰1—4）、无颈浅腹（Ab型）（图一︰5—8）和无颈深弧腹（Ac型）（图一︰9—11）三个亚型。盆形鼎（A型）居多，足大多较宽，主要分布在太湖以南的浙江湖州地区（安吉芝里［15］、湖州毘山［16］、安吉安乐［17］、长兴红卫桥［18］）、杭州地区（良渚石马兜［19］、良渚官井头［20］）和太湖东南的浙江嘉兴地区（海宁小兜里［21］、嘉兴南河浜［22］）。罐形鼎（B型）足较窄高，截面扁圆，有的接近圆锥足，主要见于太湖西北的江苏常州新岗遗址（图一︰12—14）［23］、江阴南楼遗址［24］。

可以看到，崧泽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常见形制已基本确立，主要有盆形和罐形两大类。此外，后来成为良渚文化典型炊器的鱼鳍形足鼎也大约同时出现。

（二） 良渚文化早中期的侧扁足鼎

到良渚文化早期，侧扁足鼎的数量已经明显减少。经初步统计，此阶段仅发现5件基本完整器，零星散布在环太湖各区。依形态也可分盆形（Aa型）（图二︰1—4）、罐形（B型）（图二︰5）两大类（型的划分与崧泽文化晚期一致，下同）。盆形鼎略多，总体形态与崧泽文化晚期比较接近，腹部略变浅，鼎足变瘦，主要分布在太湖以南的杭州地区（余杭后头山［25］）、太湖东南的嘉兴地区（海宁达泽庙［26］）、太湖以东的苏沪地区（上海青浦金山坟［27］）和宁绍平原（余姚鲻山［28］）。罐形鼎的总体形态比崧泽晚期要宽矮，鼎足更扁平，见于太湖东南的嘉兴地区（海盐仙坛庙［29］）。

到良渚文化中期，目前仅在良渚文化外延区的钱塘江流域（详见第四节）发现有侧扁足鼎；而在环太湖核心地区，无论是在生活堆积中，还是在数量众多的良渚文化中期墓葬中都不见侧扁足鼎。据此初步判断，在环太湖核心地区，良渚文化中期侧扁足鼎应该已基本消失或仅偶见，侧扁足鼎可能被排挤或禁用，这可能与良渚文化中期的墓葬礼仪制度得到严格执行有关。

三、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重现与流行

（一）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重现与流行

历经中期沉寂，到良渚文化晚期，环太湖核心区的侧扁足鼎突然重现，并逐渐流行起来。

经初步统计，此阶段共发现15件基本完整的侧扁足鼎，以夹砂红陶为主，还有少量夹砂黑陶。依形态也可分盆形（Aa型）（图三︰1—3）和罐形（B型）（图三︰4—7）两大类。其中以盆形鼎居多，总体形态与良渚文化早期接近，口沿加宽，部分显领。出土地点包括太湖以南的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良渚古城葡萄畈［30］、良渚古城美人地［31］、良渚卞家山）和太湖东南的嘉兴地区（桐乡新地里［32］、海宁金石墩［33］、海宁莲花［34］）和太湖以东的苏沪地区（上海马桥［35］）。罐形鼎（B型）相较于良渚文化早期，口部变小，沿面加宽，部分显领。出土地点有太湖以南的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良渚卞家山、萧山茅草山）、太湖东南的嘉兴地区（桐乡叭喇浜［36］）和太湖以东的苏沪地区（上海金山亭林［37］）。

除上述完整器出土地点外，环太湖核心区出土侧扁足鼎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还有太湖以南的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的良渚古城四面城墙解剖的北城墙（TG2⑦—⑫层）、火溪塘城门（⑤层）、东城墙（G6③—⑤层）、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老虎岭、钟家港南段和中段、里山、姜家山［38］、反山［39］、姚家墩、沈家头、朱村坟、严家桥［40］、庙前、马家坟、茅庵里［41］和吉如［42］；太湖东南的桐乡大园里［43］和太湖西北的常州寺墩［44］等；属于良渚文化外延区的宁绍平原出土侧扁足的遗址有宁波慈湖［45］、宁波鱼山［46］、北仑沙溪［47］、象山塔山［48］和奉化下王渡［49］等。

经统计，发现侧扁足（鼎）的遗址共计36处（图四），基本遍布整个环太湖地区。其中，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有19处，分布最为集中，嘉兴地区次之。

（二）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重现时间与流行过程

1.生活堆积

桐乡新地里遗址是嘉兴地区出土侧扁足（鼎）数量较多的地点。从分期看，出土侧扁足鼎的最早单位是归入新地里第四段的H7，共出土各类鼎足33件，其中侧扁足仅1件；归入新地里第五段的G1②，共出土各类鼎足147件，其中侧扁足仅2件；归入新地里第六段的H1，共出土各类鼎足117件，其中侧扁足10件，还有1件侧扁足鼎（H1︰30）相对完整。

在良渚卞家山遗址，被发掘者推定为良渚文化晚期偏早阶段的G1①中仅出土有少量的侧扁足，到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偏晚阶段的河埠头和码头堆积中，侧扁足数量明显增多。

相似地，良渚古城西城墙葡萄畈段外壕沟的⑦—⑨层被发掘者认为属于“良渚文化晚期前段”，其中侧扁鼎足的数量从⑨层到⑦层逐渐增多，及至与T形足旗鼓相当。

2.墓葬材料

目前已发表的以侧扁足鼎作为随葬品的良渚文化晚期墓例仅有5座，分别为桐乡叭喇浜M8、桐乡新地里M122、海宁金石墩M13、海宁莲花M1和金山亭林M6（图五）。对照新地里分期标准，这些墓葬大致约当新地里第四至五段（亭林M6的年代不甚明确）。

由于很多发现侧扁鼎足的遗址出土遗物不多，不足以判断其准确年代。所以，关于环太湖核心区侧扁足鼎的重现时间，就目前资料看，大致相当于新地里第四段（即新地里H7和叭喇浜M8的年代）。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从良渚文化晚期早段到晚期晚段，侧扁足鼎从重现到逐渐流行，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该阶段遗存的性质并未改变，仍为良渚文化。

（三）侧扁足鼎与良渚文化晚期社会出现的新势力

良渚文化晚期新出现了一批器形，如宽把杯、阔把壶、实足盉、贯耳壶、瓦足盘、弦纹壶和弦纹盆等，这些器物都顺利地进入到良渚文化墓葬的陶器随葬品组合中。

但也有一些良渚文化晚期陶器存在着特殊的现象。据统计，在已清理的众多良渚文化晚期墓葬中仅发现5座墓葬随葬侧扁足鼎。这与侧扁足鼎在生活堆积中的重现及逐渐流行情况颇不相称。侧扁足鼎好像被有意识地排除在随葬品陶器组合之外，并且始终未被良渚文化晚期主流社会所接纳。处于同样境遇的还有袋足鬶，袋足鬶在良渚文化的出现较晚，约当新地里第五段。在环太湖地区找不到这类袋足鬶器物演变发展的源头，表明它不是良渚文化的传统器形。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袋足鬶应该是良渚文化晚期社会的新生力量吸收或借鉴了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鬶形器再加以改造而来的，这种粗矮颈肥袋足鬶在良渚文化晚期出现后便引起特别关注，更被一些研究者定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在良渚文化晚期遗址的生活堆积中可以见到较多鬶的口颈部或袋足的残片，表明它在良渚文化晚期阶段是比较流行的陶器。但是，袋足鬶却基本不进入良渚文化晚期墓葬的陶器随葬品组合中，类似的陶器还有矮圈足盘和锥刺纹罐等。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良渚文化晚期出现的以侧扁足鼎、袋足鬶、矮圈足盘和锥刺纹罐为代表的器物群可能代表了良渚文化晚期社会的某些少数群体。更具体地说，是在器用传统等方面与良渚文化主流社会刻意保持差异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制作和使用与主流群体不同的器物，来彰显他们的少数群体身份和对社会的不同利益诉求。如果说以T形足鼎为代表的器物群代表良渚文化晚期社会相对保守、陈旧的传统势力，那么以侧扁足鼎为代表的器物群应该代表了良渚文化晚期社会相对开放、创新的一种新势力。尽管这种新势力始终未能得到良渚文化晚期主流社会的完全接纳，但他们不断发展壮大，并且在良渚文化嬗变过程中脱颖而出，取代了以T形足鼎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晚期主流社会群体，从而使环太湖地区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侧扁足鼎、袋足鬶和矮圈足盘正好就是良渚文化嬗变后形成的这类新遗存的主要器形。据此笔者推测，良渚文化晚期社会形成的这股新势力实际上也就是后来颠覆良渚文化的主要力量。

四、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重现的原因分析

环太湖核心地区侧扁足鼎在良渚文化晚期突然重现，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

在年代约当良渚文化晚期阶段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如在山东大汶口遗址［50］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中已出现侧扁足鼎，但形态为三角形，与环太湖地区差异较大；屈家岭文化晚期（如湖北肖家屋脊遗址［51］）出有与环太湖地区形态较为接近的侧扁足鼎，但数量很少，不是当地主流炊器。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在长江中游、淮河中下游等诸多遗址，如安徽肥西古埂遗址［52］、蚌埠禹会村遗址［53］都出土有侧装三角形扁足鼎，但年代显然晚于良渚文化。所以，可以基本排除环太湖核心地区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重现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可能。从本地文化的传承来看，有两条可能的途径。

一条是对环太湖核心区自崧泽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就出现过的本地因素的继承。良渚文化晚期的Aa型鼎、B型鼎与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的同型器，无论是鼎身或鼎足的形态，都非常接近，说明它们之间应有一定渊源关系。但是，考虑到它们之间又存在良渚文化中期近二三百年的缺环，仅依据形制相近就断言它们之间有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难免武断，或可视之为复古现象，即一种特殊的继承形式。

位于钱塘江流域的浦江塘山背遗址［54］为环太湖核心区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重现的原因分析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塘山背遗址共清理良渚文化时期墓葬44座，共出土鼎35件。在足部形态可辨的32件鼎中，侧扁足鼎竟有12件之多，其中10件Aa型盆形鼎（图六︰1—6；另M10︰1、M31︰2、M20︰2和M44︰1）、1件B型罐形鼎（图六︰7）和1件新出现的C型壶形鼎（图六︰8）。

出有侧扁足鼎的11座墓葬年代，较早的以M10为代表，较晚的以M44为代表。经比对可知，M10大致相当于新地里分期的第二段，M44大致为新地里分期的第四段。据此可判断塘山背随葬有侧扁足鼎的墓葬年代跨度约当良渚文化中期偏早到良渚文化晚期偏早，基本贯穿塘山背良渚墓地始终。也就是说，在良渚文化中期，侧扁足鼎在环太湖核心区基本消失时，钱塘江流域的塘山背遗址却仍然非常流行，并且还是常见的随葬炊器之一。从时间节点看，钱塘江流域侧扁足鼎出现之际正是前文谈到的环太湖核心地区侧扁足鼎消失之时，时间上有惊人的巧合。

塘山背墓地随葬陶器中的鱼鳍形足鼎、双鼻壶、圈足盘、豆、尊和带鼻簋等与良渚文化同类陶器几乎完全相同，显然是受到良渚文化的直接辐射或深刻影响的结果。塘山背墓地乃至其所在的钱塘江流域因此一般被视为良渚文化外延区。这里的侧扁足鼎也不排除最早由环太湖核心地区传播而来的可能。

但塘山背的先民们不只是被动地、单向地接受良渚文化影响，也有一定的反馈。考古资料表明，钱塘江流域对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的反馈，至迟从良渚文化晚期就已经开始，并一直延续到钱山漾文化时期。如塘山背的陶盉（M43︰1）（图七︰1），夹砂红陶，鼓腹处附一漏斗，漏斗口与器口连为一体且齐平，下附3个T形足。良渚古城钟家港中段“良渚文化晚期后段”H3出土的1件鼎式盉（图七︰3），除足外，形态基本与之相同；良渚卞家山也出土有这种盉的漏斗残件（图七︰2），应该都是受到前者影响的结果。塘山背有2件颈肩部形态特殊的陶罐（图七︰4、6），在良渚卞家山也有类似器物发现（图七︰5、7）。素面陶釜在塘山背较为常见，是具有本地特色的一类炊器，良渚古城美人地第一期遗存也有素面陶釜（图七︰8、9），应该也是这种反馈的体现。

鉴于环太湖核心区与钱塘江流域的互动关系，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重现应该与这种反馈有关。换言之，钱塘江流域的侧扁足鼎可能在环太湖核心区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重现、流行及最后取代T形足鼎的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五、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质变”

（一）“质变”后的侧扁足鼎

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的“质变”是指侧扁足鼎基本取代了T形足鼎，以侧扁足鼎为代表的一类新遗存基本取代了以T形足鼎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晚期传统遗存。这里的“质变”实际上就是新旧文化的更迭过程，即良渚文化被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所替代。

经初步统计，新遗存阶段较完整的侧扁足鼎共12件，以夹砂红陶为主，少量为夹砂灰陶或黑陶，余杭三亩里遗址的标本数量最多。其中Aa型3件（图八︰1、2；另1件为良渚葡萄畈T0405④︰2），整体形态与良渚文化晚期接近；新增的Ad型9件，盆形，扁鼓腹或折腹，部分折肩（图八︰3—10；另1件为良渚卞家山T1⑪︰15）。

除上述完整器出土地点外，其他可判断属于新遗存阶段的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如文家山、仲家山、钟家港南段和中段、里山、姜家山、古尚顶、莫角山［55］、美人地、扁担山［56］、毛竹山［57］、朱村坟，良渚古城四面城墙解剖的外壕沟上部堆积也均发现有这类新遗存。其他地点还有绍兴仙人山［58］、桐庐城堂岗［59］和慈溪茂山［60］等。

（二）新遗存的文化面貌及性质

首先观察该类新遗存的文化面貌：陶系上，比较明显的是夹砂红陶数量大幅增加，同时夹砂黑（皮）陶、泥质黑（皮）陶数量明显减少，与良渚文化晚期区别显著（表一）。陶器装饰上，新出现了拍（压）印的篮纹、绳纹、交错绳纹、方格纹和刻划的水波纹等纹饰。陶器器形目前可明确的有侧扁足鼎、弧背鱼鳍形足鼎、袋足鬶、矮圈足盘、细高把豆、宽把豆、垂棱豆、盆、泥质罐、夹砂罐、夹砂绳纹罐、壶、圈足盉、杯、缸和器盖等（图九）。

新遗存中有些器物虽然与良渚文化晚期有着一定继承关系，但其形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如颈部逐渐变细高的袋足鬶、形态多样的矮圈足盘等。传统的Aa型鼎虽仍然存在，但新出现的Ad型鼎后来居上，在三亩里晚期遗存、尖山湾早期遗存、茂山下层遗存以及仙人山、城堂岗等遗址中都已是炊器的主流形制。而盘壁有弧突的宽把豆、敞口弧腹细高把豆、浅腹或深腹盆、夹砂缸、夹砂绳纹罐、带把杯和乳丁足罐等则是这个时期新出现的器形。相应地，良渚文化晚期的一系列典型器物如T形足鼎、竹节柄豆、双鼻壶、贯耳壶、三鼻簋、三足盘、实足盉、锥刺纹罐、宽把杯和阔把壶等都突然集体消失不见，说明从良渚文化早中期以来演变有序的陶器发展链条已经就此断裂。另外，作为良渚文明重要象征的玉器除了地层中发现有少量锥形器外，尚没有其他发现，或至少说明这个阶段的玉器加工制作发生了严重的衰退。

新遗存与良渚文化晚期文化面貌上的巨大差异，或许暗示新遗存在取代良渚文化晚期文化过程中可能采取了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因此，这类新遗存不宜再归入良渚文化中。

再将这类新遗存与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作一比较：陶质上，两者都以夹砂陶居多，其中又以红陶占多数；装饰上，钱山漾一期流行的拍（压）印的绳纹、篮纹、弦断绳纹、弦断篮纹、交错绳纹、条纹、方格纹和刻划的水波纹等纹饰在新遗存遗址中也有发现，但总体数量不多，纹饰种类也较少；器形上，袋足鬶、矮圈足盘、细高把豆、宽把豆和盆等是两者共有的器物，只是形态略有区别。此外，钱山漾一期腹部常常装饰有弦断绳纹或篮纹的瓮或深腹罐、袋足甗等陶器在这类新遗存遗址中很少见。最突出的差异体现在炊器上，即钱山漾一期的炊器是以弧背鱼鳍形足鼎为主导，有部分侧扁足鼎和鸭嘴状凿形足鼎等，而新遗存的炊器则以侧扁足鼎占绝对主导地位，稍后开始出现弧背鱼鳍形足鼎，且在年代略晚的这类新遗存遗址中，弧背鱼鳍形足鼎数量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

这样看，这类新遗存的文化面貌与钱山漾一期文化既有显著共性，又有明显区别。共性反映了两者所处的相近时代背景和它们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特别是茂山遗址的新材料显示：新遗存的侧扁足鼎与钱山漾一期遗存的弧背鱼鳍形足鼎既长期共存又此消彼长。据此可以将新遗存和钱山漾一期遗存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早晚连续发展的两个阶段。而造成这两类遗存文化面貌区别的主要原因正是二者在年代上存在早晚关系。

因此应把这类新遗存归为钱山漾文化早期遗存，它与主要属于钱山漾文化晚期阶段的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共同构成较为完整的钱山漾文化。

六、余论

通过本文梳理可知，良渚文化晚期侧扁足鼎是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本地特征明显的一种主流炊器（图一〇）。最早可追溯到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中期一度在环太湖核心区消失不见，后又在本地传承和钱塘江流域因素影响下重现并逐渐流行，最终取代良渚文化晚期的T形足鼎完成了质变，质变后的新遗存应该属于钱山漾文化早期遗存。

钱山漾文化早期遗存的确认，为考察环太湖各地发现的侧扁足鼎和弧背鱼鳍形足鼎共存的诸遗址（如余杭文家山、余杭三亩里、绍兴仙人山、桐庐城堂岗、诸暨尖山湾和慈溪茂山等）文化性质和发展阶段提供了依据，更为深入探讨钱山漾文化的内涵和年代打下了基础。

钱山漾文化早期遗存的确认，也使困扰学术界多年的良渚文化消亡问题有了初步但明确的答案，即钱山漾文化直接取代了良渚文化，而这一取代过程应该是良渚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展开的一次颠覆性大变革。出土侧扁足鼎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和质变后形成的新遗存遗址大多集中分布在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暗示着这场变革首先发生在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稍后，太湖南岸和东岸的史前先民在外来的龙山文化禹会村类型的强烈辐射和影响下，形成以弧背鱼鳍形足鼎为代表的钱山漾文化（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并迅速往环太湖各地扩散传播，从而使环太湖地区加快融入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化进程之中。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市萧山区茅草山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囿于篇幅，若无特殊说明，同一遗址的材料出处以第一次出现时的注释所示为准，不重复标注。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家山》，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94—98页。

［3］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卞家山》（上、下），文物出版社2014年。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余杭区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浙江余杭三亩里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十辑），文物出版社2015年。

［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诸暨博物馆、浦江博物馆：《楼家桥塘山背尖山湾》，文物出版社2010年。

［7］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钱山漾——第三、四次发掘报告》（上、下），文物出版社2014年。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

［10］a.赵晔：《良渚遗址群的时空观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b.许鹏飞：《试论良渚文化的去向——从良渚文化末期遗存的面貌谈起》，《东南文化》2015年第5期。

［11］a.陈明辉、刘斌：《关于“良渚文化晚期后段”的考古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禹会村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b.宋建：《“钱山漾文化”的提出与思考》，《中国文物报》2015年2月13日第6版。

［12］a.丁品：《距今4400~4000年环太湖和周边地区古文化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禹会村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b.同［5］；c.王清刚：《良渚末期遗存及相关问题试析》，《四川文物》2019年第6期；d.郭梦雨：《试论钱山漾文化的内涵、分期与年代》，《考古》2020年第9期。

［13］崧泽文化分期参考《南河浜》的分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93—195页）。

［14］良渚文化分期大致以余杭庙前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的良渚文化第2期遗存作为早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2—101页），以桐乡新地里遗址墓葬分期的第一至三段作为中期，以新地里墓葬分期的第四至六段作为晚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上），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18—431页）。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安吉芝里遗址的马家浜、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博物馆：《安吉安乐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长兴红卫桥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石马兜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官井头遗址崧泽文化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2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小兜里》（上），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60页。

［2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05页。

［23］常州博物馆：《常州新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5、131、225页。

［24］南京博物院、上海大学文物与考古研究中心、江阴博物馆：《南楼：2006年度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27页。

［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文管会：《浙江余杭星桥后头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宁市博物馆：《海宁达泽庙遗址的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27］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青浦县金山坟遗址试掘》，《考古》1989年第7期。

［2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浙江余姚市鲻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期。

［2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盐县博物馆：《海盐仙坛庙遗址的早中期遗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北崧泽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文物出版社2014年。

［30］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遗址2006~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b.同［9］。

［31］a.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良渚古城外郭的探查与美人地和扁担山的发掘》，《考古》2015年第1期；b.同［9］。

［3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新地里》（上、下），文物出版社2006年。

［33］海宁市博物馆：《浙江海宁金石墩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3年第5期。

［34］海宁市博物馆：《浙江海宁莲花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7年第2期。

［35］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36］王海明：《桐乡叭喇浜遗址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37］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金山区亭林遗址1988、1990年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10期。

［38］a.同［9］，第111、134、178页；b.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联合考古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老虎岭水坝考古勘探与发掘》，《考古》2021年第6期；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钟家港中段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6期。

［3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4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75、177页。

［4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

［42］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拱墅区吉如遗址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6期。

［4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44］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4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慈湖遗址发掘简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46］a.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镇江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吉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浙江宁波镇海鱼山遗址Ⅰ期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6年第4期；b.陈书迁：《宁波鱼山遗址史前文化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4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北仑区博物馆：《北仑沙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5年第1期。

［4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象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象山县塔山遗址第一、二期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49］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宁波市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浙江宁波市下王渡遗址方桥发掘区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9期。

［50］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58—61页。

［51］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上），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51页等。

［5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肥西县古埂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5年第7期。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5—135页。

［54］同［6］。

［55］同［9］。

［56］同［31］a。

［57］同［40］。

［58］王明达：《绍兴县仙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

［59］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丛书·古遗址》（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2页。

［6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