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文摘

经世敛财：忽必烈的理财大臣们

忽必烈灭亡南宋之后，元王朝对外征伐的脚步并未就此停顿。

在元王朝的西北方向，有黄金家族成员们的兄弟兀鲁思。这些兀鲁思之间时常因为领地问题而发生争执。于元朝方面而言，它与其他兀鲁思之间出现争执，通常被视为是西北诸王所引发的“叛乱”。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海都之乱”。海都是窝阔台的孙子。据史籍记载，自至元五年（1268）起，他就不断地骚扰元朝北方和西北方向的边疆地区。

在元王朝的东北方向，忽必烈时期曾出现过“乃颜之乱”。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后裔。至元二十四年（1287），乃颜因不满元王朝在辽东地区设置行中书省，起兵反抗忽必烈。乃颜之乱很快被平定，东道诸王势力受到严重打击。

元王朝上述两个方向上所发生的战争，是黄金家族内部的争斗问题。元王朝向外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东方和南方。

元王朝往东进攻的目标，就是今天朝鲜半岛地区和日本。

从成吉思汗时代始，蒙古就要求高丽臣服，不过被高丽方面拒绝。在窝阔台、蒙哥汗时期，蒙古数度侵入高丽，不过并未能彻底将高丽征服。至元十年（1273），高丽部分残存的反抗蒙古的势力，被追赶到朝鲜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岛济州岛上。自此以后，蒙古与高丽间的关系趋于平和。为巩固蒙古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忽必烈将女儿嫁给高丽世子，此后成为惯例。与此同时，高丽方面则要向蒙古献纳质子，此外还要上贡水獭、白银、猎鹰、高丽参等物品。

元朝曾经两度往征日本，不过均以失败告终。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以朝鲜半岛为基地，以近两万名蒙、汉、女真人等组成的军队以及近万人的高丽兵，在对马岛登陆，因遇暴雨等恶劣天气，兵船损失较大，败归朝鲜半岛。至元十八年（1281），元军整合了原南宋水军，以十余万的兵力，分别从朝鲜半岛和宁波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对日进攻。这次从朝鲜半岛出发的军队未能登陆就铩羽而归；由蒙古将领忻都和汉人将领范文虎所率领的另一路军队，试图在九州岛方向进攻，因遭受飓风袭击，损失殆尽，征日再次失败。据现代研究显示，这次失败很大的原因可能与台风的突然袭击有关。元军大量使用的是原南宋的江防船只，那些船只基本上都是平底船，吃水太浅，根本无力抵抗海上强大的台风。日本当时将元朝军队的进攻，称之为“元寇来袭”，或谓“蒙古来袭”。

元朝往南方的进攻，矛头所指则是今日东南亚广大地区，尤其以对今天缅甸、越南方向的陆路进攻最为突出。

忽必烈在军事征伐上，延续了蒙古人一贯的对外扩张传统。虽然在进军日本以及东南亚的道路上遭遇到不少败绩和挫折，但就总体而言，忽必烈所取得的武功仍称得上是显赫的。

那么，在文治方面，也就是说忽必烈对元王朝内部的具体治理上，又有着怎样的成绩呢？我们知道，在蒙哥汗时期，他以今天陕西、河北以及河南部分地区作为试点，推行汉法进行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治理成绩。那个时候他只是牛刀小试。如今忽必烈所要面对的是疆土辽阔的大元国土，他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纵观忽必烈一朝对“天下”的治理，其中最为显著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对理财特别重视，几位著名的理财大臣，贯穿了他统治的整个时代：如王文统、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他们都被明初的《元史》编纂者们编入了《元史·奸臣传》。

这些理财大臣为何被编入《奸臣传》呢？难道他们真的是毫无作为、祸害百姓？我们需要对他们作一简单的介绍，并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历史评价。

王文统虽是金末经义进士，不过他对儒学并无太大兴趣，对于经世致用之学以及谋略权术却颇感兴趣。金亡之后，许多原金士人都分别投靠各地汉人世侯。王文统投奔山东益都世侯李璮，并成为他的重要幕僚。或许是出于对李璮抱有某种信心，王文统将女儿许配给李璮。王文统深受李璮信任，益都行省的军政大事，他都参与谋议。1259年冬，刘秉忠等人将王文统推荐给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任命他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主持中原汉地政务。王文统主要是在帮助忽必烈理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王文统的主持下，元王朝推出了一系列经济举措：首先，整顿户籍和差发，这是从农耕定居社会获取稳定赋税来源的基础；其次，实行食盐榷卖制度，即政府严格掌控食盐的销售，这是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已超过税粮等正赋的收入；最后，推行中统钞，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并制定了严密的钞法，当时实行银本位制，以白银为基础，钞一贯相当于白银一两。王文统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对于当时元朝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财政上给予忽必烈以重要支持。王文统在理财方面才能出众，所谓“钱谷大计，虑无遗策”。他的所作所为，深受忽必烈赞赏。然而，王文统的理财措施也引起了当时一些“好义”的理学家们的非议，如窦默就说他“不学无术”。中统三年（1262），受李璮事件的牵连，王文统以同谋罪被处死。由于受李璮之乱和王文统事件的影响，忽必烈对汉人儒臣的猜疑逐渐加深。

阿合马来自花剌子模。他是忽必烈皇后察必的陪嫁侍臣，极为得宠。忽必烈即位之初，即升阿合马为开平府（上都）同知。中统三年（1262），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以财赋之任委之”。至元元年（1264），又升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对阿合马极为信任，他曾经说：“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元史》卷二○五《阿合马传》）阿合马理财聚敛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增加对商税和榷盐税的征收，斡脱商人与权贵都得缴纳商税；其次，实行官办矿冶，禁止民间制造铜器，实行垄断经营；再次，实行户口检括，颁行《户口条画》；最后，推广钞法，将中统钞推广到原南宋地区，以中统钞更换交子，实现币种的统一，这对于灭南宋之后南方经济形势的稳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阿合马理财专权长达二十年，可以说是忽必烈经济政策上最得力的助手，他的经济措施能满足忽必烈的黩武政策要求。

从另一方面而言，阿合马的敛财举措又招致民怨不断，加上他恃宠专权，一门子侄均位居要津，对他的各种批评也日益增多。阿合马排毁汉法，排挤儒士张文谦、廉希宪、许衡等人。右丞相安童因为批评阿合马，被革去相位，外调到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真金太子素与阿合马不和，甚至曾当着忽必烈的面，掌掴过阿合马。不过，由于忽必烈的强力庇护和支持，真金太子也对他毫无办法。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昭睿顺圣皇后崩”，察必皇后去世，阿合马失去了最为可靠的依恃。据《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纪九》载，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益都千户王著，以阿合马蠹国害民，与高和尚合谋杀之”。当时，忽必烈离开大都赴上都避暑，有人假借真金太子的名义召见阿合马，阿合马慌乱中赶来，没想到却被早已等候在那的王著与高和尚等人锤杀。关于阿合马被杀之事，伊利汗国宰相波斯人拉施特在《史集》中有所提及，他的观点与汉文史料的记载有所不同：“阿合马异密作了合罕的宰相。［全部］政事都掌握在他手中。还在察必哈敦生活于自己父亲的家中时，异密阿合马就同他们亲近。……汉人异密们由于嫉妒而仇视。真金也对他没有好感。……汉人异密们由于嫉妒和很早以来的仇恨，便动手谋害了他。”（《史集》卷二，第340—341页）朝廷重要宰执官员惨被锤杀，这件事对于忽必烈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阿合马案件于至元十九年（1282）十一月才最后定谳：“诏以阿合马罪恶颁告中外，凡民间利病即与兴除之。”（《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纪九》）

阿合马被杀之后，蒙古宿卫大臣和礼霍孙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与省台官员共议阿合马所管财赋事。他一方面清算阿合马党羽，革除各种弊政；一方面重新重用儒士，并奏请开科举。然而，不久之后，他便被解职。

自阿合马死后，朝廷上下都忌讳谈论财利之事。当时，没有哪位大臣能符合忽必烈“裕国足民”的大愿望。也就是说，没有像阿合马那样能干的理财能手为忽必烈聚敛财富了。在这种局面下，大臣桑哥向忽必烈推荐了一位名叫卢世荣的人，称他才能出众：“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

卢世荣是河北大名人，因贿赂阿合马而得官，曾为江西榷茶运使。他是个标准的财赋型官员。忽必烈在听取桑哥的建议之后，随即召见了卢世荣。卢世荣奏对称旨，获得肯定。至元二十一年（1284），忽必烈命中书省官与卢世荣进行廷辩，就当时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右丞相和礼霍孙等人辩论不过卢世荣，最后忽必烈任命卢世荣为右丞。卢世荣承诺半年增收三百万锭，他实行“立法治财”：重新纠集阿合马的党羽；趁纸钞贬值之机，又以三倍的数额印钞；重视主办官营或官商合营的工商业。他出台“官本船”贸易政策，官方出航海钱，朝廷赢利，经手人得三成。卢世荣的政策对于求财若渴的忽必烈而言，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由于卢世荣恃委任之专，肆无忌惮，视丞相犹虚位。他上任不到十天，就有汉人臣僚上奏“卢世荣不可为相”，要求弹劾卢世荣。至元二十二年（1285），卢世荣这位几乎毫无根基的大臣，既无蒙古贵族的力挺，更得不到汉族儒臣的支持，最终被下狱、处死，草草收场。

桑哥是胆巴国师的弟子，有关他的族属不甚明确，他很有可能是畏兀儿人。据说他懂蒙古语、汉语、畏兀儿语、藏语等多种语言，曾担任过八思巴的译使（翻译人员）。在当时，能通多种语言的人，自然是会受到欢迎和重视的。桑哥曾担任总制院使，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兼领吐蕃地区的各种事务。虽然他推荐的卢世荣被处死，不过并未影响他的仕途。相反，他的理财本领却被忽必烈所赏识。至元二十四年（1287），桑哥被任命为尚书省右丞相，主持政务。桑哥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解决财政问题：首先就是更定钞法，改行至元钞，以至元钞一贯换中统钞五贯，并加大印量——此举很自然会出现通货膨胀，导致民怨甚深；其次，勾考全国钱谷，就是对全国财赋征收等事宜进行审计——这对于治理地方贪腐是件好事，不过由于所用非人，派出去审计的人员自身贪污腐化，反而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最后，抑制诸王宗藩，如拘收安西王相府之印、改诸王印章印纹、禁一藩二王等——这些举措直接损害的是蒙古黄金家族成员的利益，自然也会招致他们的反对和愤恨。此外，桑哥还增加盐酒等课税，当时有称“盐赋所得，占天下财赋收入的一半”，可见这是个大税源。江淮、河间等地的盐税官员，都是他的亲信。

桑哥的举措对于快速增加政府收入，短期说来确实是有一定成效的。不过，于一般民众而言，这是新一轮的搜刮和抢夺；对于蒙古诸王以及官僚们来说，桑哥的政策就是一种限制。然而，忽必烈却对桑哥宠信有加，不仅将原本由中书省掌握的对中央和地方官员选调、任命的“宣敕”权交付给他，还允许他拥有怯薛散班和侍卫兵作导从，甚至准许他乘坐小舆车出入。

由于桑哥权势熏天，他的专横之气也滋长益盛。他不仅诋毁和排挤汉人，对蒙古大臣也毫不忌惮。同时，他收受贿赂，只要价格合适，可以枉法徇私，免除犯罪者的刑罚。更有甚者，他居然还按价格出售官爵。

至元二十八年（1291）春，忽必烈在大都附近的猎场狩猎，随侍左右的几位怯薛成员乘机控告桑哥“专权黩货”。忽必烈起初并不相信，甚至怒斥这些怯薛是在诋毁大臣。没想到怯薛拼死血谏，忽必烈这才重视起来，急召中书平章政事不忽木前来核实。不忽木据实禀告说：“桑哥欺罔皇上，紊乱朝政，打压异己，无人敢言；现在百姓困窘，盗贼蜂起，形势令人担忧。”忽必烈听闻之后，才获知桑哥违法事态的严重，最终决意将他处死。

忽必烈在下诏诛杀桑哥前，派人查抄桑哥的家资，所得金银财宝可装满屋子。据《史集》记载，从桑哥家查抄来两箱子无与伦比的珍珠和贵重物品，忽必烈责问他：“怎么样，你有这么多珍珠，我向你要两三颗珍珠，你却不给！”桑哥羞愧地说道：“大食达官贵人们可以作证，这都是他们给我的。他们每个人都是某个地区的长官。”忽必烈说：“为什么他们不把珍珠和贵重物品也献给我呢？你把一些粗毛衣服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史集》卷二，第349页）桑哥贪赃枉法的行为得到证实。这年三月，桑哥被处死。

桑哥支持另一名西番僧杨琏真加出任江南释教都总统，掌管南方佛教事务。此人在江南胡作非为，甚至盗掘了南宋在绍兴的陵寝，并亵渎南宋皇帝的尸骨，激起了南方士人的极大愤慨。

上述几位理财大臣，在满足忽必烈对外征讨所需之经济支持方面，都起到过一定的作用。阿合马对于大元接管南宋之后稳定南方的经济是有所贡献的，桑哥在平定吐蕃各地叛乱、安抚佛教各派的问题上同样也起过积极作用。不过，由于理财大臣推行重赋，自身又贪腐，最终不得人心，难逃被诛杀的命运。大臣们的贪墨，其实折射出的正是忽必烈的失察与昏聩。理财上这些涸泽而渔的做法，毫无疑问于元廷有小利而贻大害。

理财大臣们均被列入《元史·奸臣传》，根本的缘由在于，汉地传统儒臣们所坚守的“义”，与追求功利的理财大臣们所追求的“利”之间，产生了根本的分歧。理财大臣在为忽必烈“经度财赋”的方式上，基本手段都比较一致：整顿和增加盐、酒、茶、商等课税，官方经营金属冶炼及海外贸易，“理算”各地钱粮账簿，甚至滥发纸币。这些措施大多是典型的“与民争利”政策。理财臣僚们多是色目人，他们是善于经商的能手，对于如何增加财富，颇有一套法宝。当时，忽必烈朝中的儒臣们面对这种情形，大声疾呼，要求元廷“不营小利”，强调应遵循儒家传统“节用”“爱人”等主张。他们“讳言财利事”。因此，儒臣们与理财大臣们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忽必烈朝便出现了两派，即所谓坚持“汉法”的儒臣与推行“回回”法的色目臣僚。

忽必烈因为对外征伐以及对内赏赐的现实需要，要求大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自然会更加亲近理财大臣。不过，忽必烈的儿子真金太子则有些不同，他倾心于汉儒汉法。真金太子自小就受儒学熏陶，跟随姚枢、窦默等汉儒学习儒家经典。被立为太子之后，他更是全面加强对汉地的了解，学者王恂、许衡等人给他讲解《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著作，并讲述辽、金帝王行事要略。可以说，真金对“汉法”有很深入的认识。《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称赞说，“中外归心”于他，这说明他确实是受到儒臣们推戴的。

阿合马擅权秉政时，真金对他的各种做法深感不满，曾给过他不少颜色。朝廷上下，阿合马最畏惮的也就只有真金太子。右丞卢世荣以“言利”受到重用，真金也极不赞同他的主张，曾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元史》卷一一五《裕宗传》）

然而，在理财能手阿合马遭锤杀、卢世荣又被诛杀之后，真金太子与和礼霍孙、安童等大臣，始终无法解决财政上的问题，经济情况也逐渐恶化，出现了自中统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在卢世荣遭受弹劾前后，江南出现了一桩“禅位”事件。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上书称，世祖年岁已高，宜禅位于太子。真金太子得知该信息后，惊恐不已。他知道这种“逼宫”行为实在是帝位传递的大忌。这份“上书”文件递到了中央御史台，御史台都事尚文意识到，这份文件可能会给太子真金带来麻烦，于是没有进一步上奏，而是采取了密封的办法。没想到阿合马余党达即归阿散得知此文件的存在，于是以“请收内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为借口，上奏忽必烈，要求排查已封存的御史台档案。忽必烈批准了达即归阿散的奏折，下令清查。由于支持真金的大臣们拒不交出那份秘密文件，忽必烈十分不满。形势愈危急，真金也愈感忧惧。这时，御史台都事尚文冒死谏言忽必烈，抨击阿合马余党的不良企图。由于此事关涉真金太子，忽必烈最终被说服。然而，真金太子还是因为惊惧过度，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底去世，时年四十三岁。

忽必烈对理财大臣的重视和真金对儒臣的信任，反映出的是世祖朝的一种政争。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传统儒臣和功利之臣有关“义”“利”的争论，实质上体现的是忽必烈在“汉法”与“回回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他自然是以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不会因为重视一方而完全摒弃另一方。忽必烈对于“汉法”或“回回法”都不会完全地接受，当然也不会完全地否定。然而，他自身所代表的“蒙古法”，却是始终不可动摇的根基。在最核心的问题上，黄金家族成员们所拥有的利益，是必须得到维护的。

倘若撇开“汉法”与“回回法”之争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背景和族群背景差异不论，两派论争一定程度上所显现出的，其实也是台谏系统官员与中书省（尚书省）主管经济系统官员之间的一种监督与反监督的较量。或许这也是忽必烈当初设立中书省、枢密院“两手”，而以御史台作为医治“两手”这种制衡机制本身，所带来的一种政治论争。

真金的早逝，给忽必烈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此后，他对政事的过问似乎有所减弱。桑哥擅权期间，忽必烈对许多事情已逐渐失去了关注的兴趣，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了。因此桑哥的许多枉法之事，满朝上下都已知道，只有忽必烈本人不知道。

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忽必烈庙号世祖，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蒙古语尊号为“薛禅合罕”。他在位长达三十五年，占了整个元王朝统治时间的三分之一。

忽必烈是大蒙古国和元朝历史上成就仅次于成吉思汗的一位蒙古大汗。马可·波罗吹捧忽必烈是“人类元祖亚当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来未见广有民众、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马可·波罗游记》）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灭掉了南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人口最多、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作为传统中国王朝元王朝的皇帝，他再度统一了中国，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的基本规模，也奠定了元代几乎所有方面的大致框架。尽管在他统治时期，科举未被推行，他也坚守蒙古的旧传统，灭亡南宋后一直重用理财大臣，并且四出征伐；然而他留给后世子孙的国家，不仅规模庞大，而且管理有效。《元史》评价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丛书总序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多年的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这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做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多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给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阅读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语言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原则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具有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