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公布的悬泉汉简中留存有一些汉代西北地区的文书传递记录，其中将传递文书的人员称为“驿骑”。令人费解的是，在相同格式的文书中，“驿骑”有时亦作“译骑”。从以往研究来看，学界普遍认为“译”“驿”相通，“译骑”或称“驿骑”，他们的身份相同，都是驿站的文书传递人员。但根据已公布的简牍资料，“译骑”与“驿骑”能否完全等同还可以进一步深究。本文即以悬泉汉简为中心，讨论与“驿骑”和“译骑”相关的几个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关于“驿骑”，据《汉书 "高帝纪》记载，刘邦下诏召田横，“横惧，乘传诣洛阳”。颜师古注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高敏先生解释说：“‘驿’同‘传’一样是邮递信息的机构名称，所不同者，‘传’用乘车而‘驿’用乘马而已。”现今已无法确定颜师古所言“其后”具体指的是何时，但汉代骑马传递文书已成定制是毫无疑问的，在悬泉汉简中便有许多记载。举例如下：

简1：入东书一封，敦煌大守上，阳朔二年七月壬午夜食时，临泉驿骑薛福受平望驿骑石众（VIT1222②：3A）

简2：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驿骑当富，县（悬）泉驿骑朱定付万年驿骑（IIT0113③：65） 

简3：入东军书一封，皁缯纬完，平望候上王路四门，始建国二年九月戊子日蚤食时，万年亭驿骑张同受临泉亭长阳（IIT0115①：59A） 

简4：西域骑都尉上书一封，四月丁亥蚤食时，县（悬）泉驿骑□付鱼离驿骑□〼（VT1311④：47） 

简5：玉门都尉上书一封。五凤二年十二月己巳蚤食时，县（悬）泉佐□□田圣驿骑逢（IIT0212S：33） 

此组简文的书写方式符合汉简“邮书刺”的格式。据李均明先生研究：“邮书刺通常分多栏书写，一般为3栏，少则2栏，多达5栏。首栏主要记载传递方向及邮件数量。中栏主要记录邮书的种类（如书、诏书、檄等）及其件数、封泥上的印章（即发文者）、收件人，有的还记录传行方式，邮书始发起程时间。末栏记录邮书在某段邮路传行的始讫时间及经手人。”简1—4较为完整，其内容大致包括了邮书的种类（如“东书”“东军书”）、件数、发文者（如“敦煌太守”“长罗侯”“西域骑都尉”）、邮书在某段邮路传行的起讫时间及经手人。其中，经手人就是各邮驿机构的驿骑。

赵宠亮先生总结了驿骑的三种含义：一是表示驿站所用驿马、驴等大型牲畜，二是表示骑乘传递信息的方式，三是指骑马传递信息的邮驿人员。简牍所见文书传递方式的基本书写格式多为“以……行”，如“以邮行”“以亭行”“以次行”，或“吏马驰行”“吏马行”等。以驿骑传递文书的方式书写为“县厩置驿骑行”，比如：

简6：□章都尉，县厩置驿骑行，元始元年三月庚，诣玉门都尉（IT0116S：21） 

简7：爵疑者谳作士督臧者考察，无令有奸，圣恩宜以时布，县厩置驿骑行，诏书臣稽首以闻（EPF22：64A） 

简8：及赍乘传者，南海七郡，牂柯、越巂、益州、玄兔、乐狼至旁近郡，以县厩置驿骑行，臣稽首请  （EPF22：69） 

“县厩置驿骑行”指骑马传送文书，沿途在县所属的厩或置进行换乘和休整。以驿骑传送的文书是较为紧急、重要的文书。据《汉旧仪》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 “程”指传送邮书的规定速度，由驿骑传送皇帝玺书，规定一日一夜行一千汉里（约等于412千米）。此外，郡太守给皇帝的上书、“军书”等紧急文件也由驿骑传送。普通邮书的传送速度与此不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规定：“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过半日至盈一日，笞百；过一日，罚金二两。”（273）  “不中程”即延误邮程未能及时到达。相比之下，对驿骑传送文书的速度要求很高。

秦汉的邮驿机构可分为邮、驿、亭、传、置五种，其相互间的关系虽众说纷纭，但都具有邮传的功能。已公布的悬泉汉简中可归纳出的驿骑名称有“平望驿骑”“悬泉驿骑”“临泉驿骑”“鱼离驿骑”“万年驿骑”“遮要驿骑”。敦煌地区与驿骑名称相同的邮驿机构则有“平望驿”“悬泉置”“鱼离置”“遮要置”“临泉驿”“临泉亭”“万年驿”“万年亭”。参见李并成先生绘制的《汉敦煌郡邮驿系统示意图》：

张德芳先生认为：“置和驿是两种不同的邮驿机构，功能有区别。驿以驿马传递为主，置以传车接送为主并兼递部分邮件，有些驿、置又合而为一。”另据张俊民先生研究，置与置之间还有“骑置” —— “在效谷县所处的这段东西驿路上，自西而东分别有：甘井骑置、遮要骑置、平望骑置、悬泉骑置，再东接广至县万年骑置、鱼离骑置。”这是能推断出驿骑具体隶属于哪个邮驿机构的一些记载（详情参见上图与表1）。

尚有一些驿骑难以确定属所的名称，如“骍北驿骑”和“稽落驿骑”。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北汉简中名为“骍北”的机构除“骍北亭”外，尚有“骍北燧”“骍北塞”，而名为“稽落”的机构有“稽落厩”，负责饲养牲畜。 “燧”“塞”“厩”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邮驿机构，但却有传递文书的驿骑，其中缘由引人深思。高荣先生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他认为：“边塞地区某些驿是与当地的亭燧、部候等合而为一的。”进而言之，除专门的邮驿机构外，位于交通线上的某些其他机构也可充当驿站，行使传递信息的职能，因而书写邮书刺时便以该文书传递人员的所属机构命名，如“骍北驿骑”和“稽落驿骑”。由此可见，“驿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驿骑”仅指邮驿系统中传递文书的人，而广义的“驿骑”则指在交通主线上所有负有邮书管理责任的机构中骑马传递信息者。所谓驿骑，有时候也由该部门中的其他公务人员兼任。如“入东军书一封，玉门都尉上，建平三年四月己未夜食时，遮要厩吏并受甘井驿苏利”（IIT0214②：239A）。这是玉门都尉发出的一封向东传递的“军书”，由甘井驿苏利传递给遮要厩名叫“并”的官吏。

驿骑也被称为“驿骑卒”，如“永光三年五月驿马驿骑卒廪名籍”（VT1210③：8）。担任驿骑的人，一般是边境郡县的更卒。据悬泉汉简记载：

简9：杨彭〼，二月己卯，廷告乐世里杨彭当居三月驿骑，符到，持符诣廷

会月廿七日，逋不会，若破封，罚金二两（IIT0115②：127A） 

这是一条征发徭役的符传。在西北汉简中，有“敦煌乐世里”“广至乐世里”和“效谷乐世里”，只是不知杨彭属于哪个县的“乐世里”。从简文来看，某年二月，“廷”的下行文书通知乐世里杨彭应服三月份的更卒徭役，充当一个月的驿骑。另外，悬泉汉简中还有“小未傅”充当驿骑的记载：

简10：效谷甘井骑置一所第二，马三匹，吏一人，小未傅三人（IIT0115③：32）

简11：效谷平望骑置一所第四，马三匹，吏一人，小未傅三人（IIT0216②：341） 

据张俊民先生研究，骑置“一般有4人，其中1人为吏，驿骑3人，马3匹”。 “小未傅三人”应该就是骑置中的三名驿骑。“小未傅”在汉代指未达到傅籍标准的少年和青年男性：在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前，其年龄段多为15岁至19岁；而在昭帝“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后，其年龄段则为15岁至22岁。据张家山汉简《徭律》记载：“免老、小未傅者、女子及诸有除者，县道勿敢䌛（徭）使。”（412—413） 汉律规定不得按成年人役使本应“半役”的少年和青年，但此处有“小未傅”充当驿骑的记载，应该是指十七八岁或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这可能是傅籍年龄从20岁改为23岁的政策衔接问题，也可能是当地官府的地方政策或其他原因，有待更多新材料的证明。

在相同格式的悬泉文书中，“驿骑”也被写作“译骑”。诸如：

简12：玉门都尉臣宫上书一封，初元三年十二月戊戌夜人定时，县（悬）泉译骑光付万年译骑过伦 （VT1310④：36） 

简13：皇帝玺书一封赐敦煌大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几少半时，县（悬）泉译骑得受万年译骑广宗，到夜少半付平望译骑〼（VT1612④：11A） 

简14：阳关都尉明上书一封，甘露元年十一月丁酉日中时，县（悬）泉译骑道受平望译骑□，到日中付万年译骑（IT0114③：5） 

简15：〼建昭二年八月己巳日食时，临泉译骑登受平望译骑则（VT1611③：278A） 

简16：〼年七月癸巳日下餔，县（悬）泉译骑充国受万年译骑傅（IIT0313②：52） 

简17：〼一封，五凤三年十二月庚戌夜食时，县（悬）泉译骑临付万年译骑忠（IIT0113③：141）

简18：敦煌大守上书一封，甘露元年七月丙辰……时〼时，付广至万年译骑〼（IIT0114③：199）

简19：〼延寿受平望译骑贺，到大晨付万年译骑  （IIT0113③：104） 

从书写格式来看，这组简文的内容与简1—4基本一致，只是某段路程的经手人即“驿骑”被写作“译骑”。如前所述，学界普遍认为“译”“驿”互通，“译骑”就是“驿骑”。证诸史乘，这一看法可能或多或少受到了前辈学者的影响。《汉书•傅介子传》记载：

至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后刺之，刃交胸，立死。

“译”在傅介子刺杀楼兰王的过程中起到翻译语言和传递消息的重要作用。荀悦《汉纪》卷16“元凤四年”条中，“即出金币以示译”被改写为“多出金币以示其驿使”，将“译”误以为“驿”（张烈已改校为“译”），使译员与驿使混为一谈。《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校勘记说：“‘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按：《刊误》谓‘驿’当作‘译’。”据出版说明，《刊误》是北宋史学家刘攽所著《东汉书刊误》。《后汉书•百官志》校勘记也指出：“‘中兴省驿官别火二令丞’，按：沈家本谓‘驿’当作‘译’。”即沈氏认为“驿官”应为“译官”。

考辨源流，这一看法的出现与《汉书》和《后汉书》对“译官”和“驿官”的记载不无关系。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

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为大行令，初置别火。

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经多次改名后，掌管归义蛮夷的“大鸿胪”属官有大行令、译官、别火和郡邸长丞。成帝时将典属国归并到大鸿胪中，负责翻译事务的“译官”和“九译令”应有所变化。据《后汉书•百官志》“大鸿胪”条：

本注曰：承秦有典属国，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成帝时省并大鸿胪。中兴省驿官、别火二令、丞，及郡邸长、丞，但令郎治郡邸。

东汉时期省并了大鸿胪的属官“驿官”和“别火”，转由太尉府下的法曹掌管邮驿事务，即“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大约是由于多次改名和属官变动的缘故，致使后世史家误以为东汉时期的“驿官”就是西汉的“译官”，进而认为“驿”“译”互通。其实不然。据《说文解字》记载，“译”指“传译四夷之言者”，而“驿”则解释为“置骑也”。前者与语言翻译有关，后者与邮驿事务有关，二者并不相似。东晋史学家司马彪不可能区分不出“译”和“驿”的区别，而误以为东汉的“驿官”是由西汉“译官”演变而来。从《后汉书•百官志》来看，省并了大鸿胪的属官“驿官”后，邮驿事务交由太尉府下的法曹掌管。至于“译官”，史料并未记载其职位变化，因而不能张冠李戴，以为“驿官”即为“译官”。

出土简牍中，与“译”有关的职务比较常见，并不像是将“驿”随意写成“译”字。如下列简文所示：

简20：敦煌玉门都尉千秋上书一封，初元五年二月辛亥日下餔时，县（悬）泉驿小史毋知受平译小史憙，到日莫餔时，付广至万年译小史（VT1311③：272） 

该简文的书写方式与邮书刺的格式相同。文书的经手人先后为“悬泉驿小史毋知”“平译小史憙”“万年译小史”，“平译小史”有可能是“平望译小史”。一般来说，正式的文书书写是有固定格式的，邮书刺同样如此。在同一份邮书刺中，同样是传递文书的人员，却分别记录为“驿小史”和“译小史”，这并不像随意为之，而是有其内在涵义。同理，悬泉汉简中的“译骑”也并不是因与“驿骑”相通而随意书写的。

我们认为，“译骑”与“驿骑”都是邮驿机构中信息传递人员的身份，不同之处在于部分“译骑”是“驿骑”中通晓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骑手，可以在传递文书的同时兼任翻译，因而在文书中将他们记为“译骑”，与“驿骑”相区分。译骑所乘的官马在简牍中被称为“译马”，官府饲养“译马”不光是为了传递文书，同时兼有送迎各少数民族来往人员的职能，如简IT0111②：35记载：“出茭八十七石，以食译马百一十六匹，送迎诸国客使者，积六百九十六食，食十五斤。”可以想见，若骑手都不通晓少数民族语言，是很难与“诸国客使者”交流，并为他们作导引的。

从正史记载来看，汉代交通线上的邮驿和翻译应是合而为一的。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从匈奴逃出之后到达大宛，请大宛派人送他前往大月氏。“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索隐》注：“为发道驿抵康居。发道，谓发驿令人导引而至康居也。导音道。抵，至也。”同一事件在《汉书•张骞传》中记载：“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颜师古注曰：“抵，至也。道读曰导。”可见在汉代人的观念里，交通主干线上的邮驿事务与翻译事务是不可分割的，只是邮驿事务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翻译事务附属其中而已。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便已出现被统称为“象胥”的专职翻译。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东汉郑玄注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类之本名：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合㧾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礼记•王制》对此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又《周礼•秋官•司仪》云：“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即翻译人员总称为“象胥”，按所知不同方位少数民族的语言又可分为寄、象、狄鞮和译。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扩展，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交往愈加频繁，国家的翻译制度和翻译机构也较前代更为完备。据前引《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所记，大鸿胪下专设“译官”令、丞，典属国的属官有“九译令”，专门在民族交流交往中负责翻译事务。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与各少数民族交往，汉朝还在西域各国设置“译长”，如《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这些“佩汉印绶”的译长，名义上相当于汉朝的官吏，是汉朝与西域各国交往的语言媒介。王子今和乔松林先生认为，“译长”有可能是“译人”的首领，推测“译长”之下，译员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设有译长，据《汉书•地理志下》：“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译长不单负责翻译，有时还兼有出使的职能。

文献中记载翻译人员的日常活动时称其为“译”“译者”或“译儿”。比如：“明年，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董）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 “译”负责匈奴单于与汉哀帝之间的语言沟通。又如《汉书•匈奴传下》：“使译出塞诱呼右犂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 “译”在此处承担了通使匈奴的重任。在悬泉汉简中也有相关记载：

简21：〼□御□，骑士和译行书送都吏解卿   （IIT0111①：453） 

简22：王侯都尉诏译者，毋令不办具，敢言之  （IT0305②：8） 

简23：谓护曰：“此奸人也，使译儿呼之。”  （IIT0111②：195）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和《后汉书》还记载了较多“重译”现象。据《汉书•平帝纪》：“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颜师古注曰：“越裳，南方远国也。译谓传言也。道路绝远，风俗殊隔，故累译而后乃通。”此意为辗转多次间接翻译而后乃通言语。“重译”亦可称为“重九译”或“九译”。西汉贾捐之曾言：“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晋灼注曰：“远国使来，因九译言语乃通也。” 《后汉书•马融传》载：“南徼因九译而致贡，朔狄属象胥而来同。”李贤注曰：“九译为九重译语而通中国也。”当然，“九译”并不一定是指翻译九次或九种语言，而是泛指由于路途遥远和语种很多，需要将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次翻译才可互通。

以上所言是国家层面设置的、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和国家机构或官员服务的翻译机构和翻译人员。得益于出土材料的发现，我们现在知道了地方机构也设有专职翻译人员。在悬泉汉简中便有一些关于少数民族翻译的记录，例如：

简24：元凤五年十一月丙子朔辛卯，尉史宣敢言之：戎邑给敦煌郡羌译一人，有请诏。今谨遣羌译板里男子妾南以县牛车传送续食谒，移过所县道官给法所当得舍传舍，敢言之  A

十一月辛卯，戎邑丞舍移过所县道官、河津关往来复传，如律令，掾留见守

令史建德□□元凤五年九月丙申过东  B  （VT1511⑤：2AB） 

简25：入粟八斗，阳朔二年闰月甲辰，县（悬）泉吾子文受遮要啬夫博，以食羌胡译行书马、瓡赐之等传马。（IIT0215②：16） 

简26：今余传马卅八匹，其一匹假匈奴译，见卅七匹。（IIT0216②：220）

简27：（传马）卅四匹，其一匹假匈奴译，见卅三匹。（IIT0216②：695）

简28：凡传马卌四匹，其一匹假匈奴译〼，见卌三匹。（IIT0213①：8） 

简29：出穈三石八斗四升，己未以食从吏小史及匈奴译所乘马卅□ （IT0209⑤：16） 

这些翻译人员被称为“羌译”“羌胡译”“匈奴译”，应该是根据其通晓的少数民族语言来区分的。如“羌译”是能说汉语和羌族语言的人，“匈奴译”是通晓汉语和匈奴语的人，而“羌胡译”则可能是一名“重译”人员。至少在西汉时期，“胡”多指匈奴， 《史记•大宛列传》载：“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 《后汉书•西羌传》亦云：“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因此，“羌胡译”应是通晓汉语、羌语和匈奴语甚至更多少数民族语言的译者，具备沟通多种语言和多方民族的功能。这些专职翻译人员均享有官方待遇，如简24所示，汉昭帝元凤五年（前76年）十一月，“戎邑”向敦煌郡输送了一名羌译（可能是一名懂汉语的“羌人”，也有可能是一名懂羌族语言的“汉人”），敦煌郡则派遣本地羌译板里男子妾男，驾驶官府的牛车前往迎接，沿途由官方传舍提供食宿。译者也可以使用官马出行，悬泉置要为他们所乘马匹提供饲料。有以下简文可证：

简30：出茭廿一石三钧，以食译马三匹，积八十七匹，匹一钧。（IT0309③：73） 

简31：出穬麦九石六斗，其一石六斗加食，丙午以食传马廿三匹，译马三匹，牛五。（IIT0115④：2） 

简32：己巳，出穬麦小石十五石一斗，以食传马译马官牛。（IIT0214③：205） 

文中对“传马”和“译马”的同时记载，亦证明“驿骑”与“译骑”应有不同。

从悬泉汉简来看，专职翻译的人员设置不多，很多时候便由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兼作翻译。比如悬泉汉简中大量记载的“译骑”，以及同是公文传递人员的“译小史”等。按简20所示，敦煌玉门都尉的一封上行文书，前后由悬泉驿小史、平望译小史和万年译小史传递，与悬泉驿小史不同的是，平望译小史和万年译小史都通晓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敦煌地区也有供职于邮驿机构的羌人，如：

简33：二月癸巳日中时，受鱼离羌人，渊泉吏行…… （V1511②：22）

简34：入东绿纬书一封，敦煌长上诣公车。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旦，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IIT0114②：165） 

简35：元延二年二月乙卯，鱼离置羌御离吉受县（悬）泉置啬夫敞。（IIT0111②：21） 

简33所示，鱼离置中有负责传递文书的羌人。关于“御羌”和“羌御”，李并成先生认为：“御通驭，羌御即羌人驭手，专事驾驭车马之人并兼作受付邮书之事。”这些羌人肯定是熟知汉语之人，传递邮书之时也可兼作翻译。我们还可以引用有关西南地区的文献作一补充。以《东观汉记》留存的《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诗》为例，根据益州刺史朱辅的上疏—— “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在没有译员的情况下，通晓“夷语”的犍为郡掾田恭充当了翻译，才使少数民族的“歌诗”有机会留存至今。

关于汉代翻译人员的活动，史籍记载很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他们对民族交往和交融的贡献。以《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为例：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这些珍贵的信息能被张骞所知，并被司马迁记载下来，离不开翻译人员的功劳。可见在汉朝通西域的过程中，曾有大量的翻译人员参与其中，除了张骞出使西域时的口译和助手甘父，尚有许多没有被记录姓名的“羌译”“匈奴译”或“羌胡译”等。正是由于他们的翻译和转述，才使汉朝能熟知数千里之外西域各国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在民族交往中还有许多兼职翻译人员，他们的翻译活动极少被记载，但他们在汉朝基层社会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汉书•南蛮传》载，“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 ……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就是一个显例。

总之，在汉代丝绸之路交通线上，曾存在着一大批负责传递信息的人群。除了专职翻译，其中部分邮驿骑手还兼任翻译、接待等各色职务，正史中有关他们的记载寥寥无几。有赖于悬泉汉简和其他简牍的发现，他们在国家治理和民族交往中的贡献始为世人所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这些普通人物的付出，才使得两汉时期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更加便捷通畅，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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