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1期

尚玉平　武海龙

202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高昌故城以北的巴达木东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1座。[2]《程府君墓志》出土于此次发掘墓葬编号为M11的前室，有志盖，出土时志盖朝下扣压在志石上。墓志质地为砂砾岩，因周围有灌溉农田，志石表面有浸泡、风化、开裂、剥落等现象，保存状况一般。志盖近方形，斜刹及四侧光素无纹，底边长75厘米，厚13厘米。面为盝顶形，边长53厘米。竖排右起阴刻大篆“大唐故程府君墓志铭”，三行九字（图一）。志石，方形，四侧光素无纹。边长78厘米，厚13厘米，正面竖排阴刻26行近700字（图二），楷书。该墓志首题“唐故中散大夫恒王府长史摄北庭副都护广平程府君墓志铭”，故定名《唐故中散大夫恒王府长史摄北庭副都护广平程府君墓志铭》（以下简称《程府君墓志》）。墓志虽破损，一些信息略有缺失，但通过考证补充阙文，墓主仕途升迁路径还是十分清晰明了的。

图一(上)　志盖

图二(下)　志石

一　墓志录文

现据发掘修复后的《程府君墓志》照录全文如下：

1　　　唐故中散大夫恒王府长史摄北庭副都护广平程府君墓志铭

2　　　　　　　　　　　　　　　摄西州士曹参军朝议郎永王府参军陇西李挺述

3　府君讳奂，字奂，其先颛顼，重、黎之后，代掌天地四时之官，为周所封，因魏著姓，或飞鸣/

4　以□汉时，或出入以□资军。□類蕃昌，世莫乏嗣，今为华阴人焉。/

5　府君夙负良材，□□□□，□黄河一曲，寄青松千仞。怀忠侚□，□远图□，身/

6　初□章，□□□□□□□厥有徵矣。畴能与京，况关辅地雄，岳渎灵凑，大/

7　才间出，□绿□□　　　 府君由是诣辕门，谒　　 元帅，取青紫于俯拾，/

8　尽诛贼 於 军□□□□落智叶，彝伦授会宁郡黄石府别将上柱国，赏绯/

9　鱼袋，迁左□□□□郎将，升庸就列，其道则光，腾掷岁时，超越流辈。/

10除瀚海军□□，□□乃□擀，复乃糗糧，溟鱼搏空，绊骥方展。秩满摄西/

11州司马，□□□□□□泊，题与别乘，亦承乏兼临，务惣当年，纪无虚月，凫舄/

12亦与，控□□□□□，□□称劳，厌公门于梁竦。转北庭府长史，专知西州使/

13库，迁摄□□□□□，职守帑藏，司存出纳，是吝有伦有要，罔闻奸吏之欺，/

14 吞度咨□□□，□□□颂，纷纶缗算，髣髴权衡，寿昌未足以增储，卜式岂称/

15于利国。□□□□□从义崇德，嘉言孔彰。呜呼，人之其良，天奚不祐/

16□□□□，□□□施，疾甚膏肓，何药石之无效，春秋六十有三，以大历

17十一年□□□□六月丁巳朔十三日己巳，终于节义里之私第。/

18 府君□□□□□绅皆许，顺　　　　 帝之则，生民之教，书乎/

19庠辖，独□□□，□首绕及於云衢，龟兆已安於泉路。以其月廿九/

20乙酉□□□□东原，礼也。夫人郝氏，爰有淑德，而满□义，鸡鸣/

21□章，於□□□□　　　府君之先逝，念孀居以未三年，子摄北庭/

22 府参军□□□□□，礼实过哀，匪惟绝浆，是亦泣血，□□□□□州参军/

23准去官□□□□拜亲，向青莲以观空，临白毫而□□，□□幼稚，性乃/

24□成，虽□著於□流，竟不遗於罔极，荒郊宿草，□怀□春，封□域以/

25□□□□□□□铭曰：/

26□□□□□□黎，春去秋来时渐睽，佳城一地草萋萋。/[3]

二　程奂仕宦履历考释

根据志文，墓主为程奂，字奂，卒于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春秋六十有三。可知墓主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其生平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均未见记载。关于程奂籍贯，仅在志文首题交代为广平人（今河北邯郸）。程氏郡望以广平最为著名，初唐时期的程知节即为广平人士，墓志首题中提及程奂籍贯为广平，可能是对广平程氏郡望的攀附。志文开头对其先祖追溯为颛顼重黎之后，“为周所封，因魏著姓”，在汉代之后便已成为显赫家族，入唐后迁到华阴（今陕西华阴）。志文开头未对程奂祖父、父辈进行追述，可见对其家族追述有夸大嫌疑亦或是其家族入唐后已经衰败。

有关程奂步入仕途及之后的升迁，志文中记载得还是较为清楚的，但其中还有颇多疑点值得探讨。志文首题中“中散大夫”为正五品上阶文散官，“上柱国”为勋官，兹不赘述。先从其仕途起点展开论述，“府君夙负良材……府君由是诣辕门，谒　　元帅，……授会宁郡黄石府别将上柱国……”是程奂步入仕途的开始，虽然志文中并未记载其发迹于何处，但笔者认为应该是河西地区。“诣辕门，谒　　元帅”，说明程奂是主动投效军旅，并因“尽诛贼”而授会宁郡黄石府别将。“尽诛贼”应是参加了某次平叛立有军功。志文中的“元帅”二字提供了线索，程奂去世的大历年间，正值李元忠担任伊西庭节度使时期，李元忠《两唐书》无传，其相关事迹散见于传世文献，但记载不详颇为混乱。幸有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九《记高昌碑》中收录了“高昌旧碑”拓本六件，系明代永乐年间陈诚出使西域途经火州（即唐西州）时所拓，其中一件为《大唐故伊西庭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刑部尚书宁塞郡王李公神道碑》（以下简称《李元忠神道碑》），胡广抄录了部分碑文，[4]陈晓伟、刘子凡都对该碑文进行过研究。[5]根据《李元忠神道碑》的记载，李元忠本是河东人，初为“□西伊西庭节度使、工部尚书弘农杨公之亚将”，杨公即杨志烈，[6]在去北庭、安西募兵的过程中被当时伊西庭留后周逸所杀，李元忠率领五千河西兵入北庭杀周逸，由此建功立业，得授北庭都护。而元帅是唐代安史之乱后较为常见的称呼，通常兼领数道，如高仙芝、杨志烈等都有称元帅、副元帅。志文中提到的元帅应该就是李元忠，程奂去世时李元忠为伊西庭节度使，志文中称呼其为元帅也合乎常理，程奂应是李元忠率领诛杀周逸五千河西士卒中的一员，由此到了北庭直至去世。此外，志文中“谒”“元帅”中间空两格，这符合古代公私文书行文时“平阙式”的规范格式，也表明此“元帅”指的是李元忠。杨志烈遇害时间大致在广德二年（764）至永泰元年（765）间，那么李元忠率领河西士卒进入北庭也应在此后不久，程奂因功授封也是在这一时期。此时的程奂已过天命之年，可见其入仕较晚，也从侧面印证了其出身较低。

会宁郡为武德二年（619）平李轨后建立的西会州，贞观八年（634）改粟州，天宝元年（742）改为会宁郡，乾元元年（758）复改为会州。[7]《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领县二（会宁县、乌兰县），对于境内的折冲府并未记载。[8]罗振玉利用《唐净住寺志悟律上人墓志》《唐沙州释法门索法律窟铭》，[9]张沛利用《唐臧怀亮墓志》[10]等出土文献考证黄石府为会宁郡（会州）治下的折冲府。据《旧唐书·职官一》载，上府别将为正七品下，中府别将为从七品上，下府别将为从七品下。[11]《新唐书·兵志》载：“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12]而黄石府究竟是上、中、下府中哪一级别，现在还不得而知。唐朝府兵制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已遭到严重破坏，天宝八年（749），“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13]，府兵制度名存实亡，程奂因功授别将，虽为实职，但也仅是享受别将待遇。

不久之后程奂又得以升迁，“迁左□□□□郎将”。原因志文中并未提及。由于碑文残缺，程奂究竟升迁为哪一卫郎将不得而知，但从敦煌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还是可以一窥端倪。P.4640碑铭赞合集第6篇《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中有载，“皇祖左金吾卫会州黄石府折冲都尉”[14]，唐代军府直属中央，分别由十二卫及东宫诸率府统领，其中以左右卫统领最多，各领六十府，其余诸卫领府四十至五十不等，东宫六率最多领六府，少则仅三府。此外，十二卫及六率府所领军府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地区，而是分散于各地，每地的折冲府数量不等，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卫和率府，目的是为了杜绝各卫大将军专有兵权，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中的记载，得以明确黄石府是隶属于左金吾卫。其担任的郎将一职从《旧唐书》《唐六典》的记载来看，“翊府中郎将各一人，正四品下；左、右郎将各一人，正五品上”[15]，志文中“郎将”二字前缺一字，究竟是左金吾卫翊府中郎将还是左右郎将之一，笔者认为应是左右郎将之一。从志文全文来看程奂所担任最高官职为恒王府长史，从四品上，这也排除其担任翊府中郎将的可能，这段志文应补充为“迁左金 吾 卫□郎将”，“升庸就列，其道则光，腾掷岁时，超越流辈”这段志文也表明了程奂这一时期仕途发展上是较为顺利的，完全可能由折冲府别将升至左金吾卫翊府郎将。

不久之后程奂“除瀚海军□□”。笔者推测其担任的可能是瀚海军副使。玄宗时期府兵制遭到破坏，军事上主要依靠的是节度使治下的镇军，并由此开始逐步形成军队职事官的使职化。在伊西庭节度使治下由府兵系统转入镇军并充任军事使职是有先例可循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人真迹”第二卷中装裱了一件从未刊布的唐代官文书，王湛、刘子凡对这件文书进行了考释，暂定名为《唐开元十七年（729）后张彦之差充伊吾军副使文书》，王、刘录文如下：

　　　　（前缺）

1　右领军卫西州岸头府折冲员外置同正员张彦之

2　右请差充伊吾军副使□

3　张思会

4　以前在镇年限及赐物，并请□

5　所须傔、奏，请准开元十七年□□

6　廿三日敕，五品

　　　　（后缺）[16]

该文书记录了右领军卫西州岸头府折冲都尉张彦之出任伊吾军副使。伊吾军、瀚海军、天山军是唐代设置在伊州、庭州、西州的军镇，隶属于伊西庭节度使。瀚海军“开元中，盖嘉运置，在北庭都护府城内，管镇兵万二千人，马四千二百匹”[17]，是三个军镇中最大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张彦之为员外置同正员，即享受折冲府都尉同等待遇。据《唐六典》载，折冲都尉的品级，上府为正四品上，中府为从四品下，下府为正五品下。[18]由张彦之从西州岸头府折冲都尉出任伊吾军副使这一情况来看，程奂由正五品上的翊府郎将出任瀚海军副使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对等的。综上，“除瀚海军□□”，应补为“除瀚海军副使”。同时笔者认为，程奂被授恒王府长史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恒王，“玄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潓。开元二十三年（735）七月，封为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卫大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二十四年（736）二月改名瑱。天宝十五载，从幸巴蜀。”[19]《通典》载“亲王府各置官署，凡府官，国官，王未出阁则皆不置”[20]，可知亲王府设立官属要在出阁之后，但根据记载玄宗的诸多皇子都居住于“十王宅”，只是王府的称号列置在外坊，这其中就包括有恒王，[21]可见恒王并未出阁，但也设置了府官。亲王府设长史一人，为从四品上，与王府司马掌统理府僚，纪纲职务。[22]虽然恒王府官属设立时间与程奂出任王府长史的时间并不能确定，但从程奂仕途升迁的过程并结合《李元忠神道碑》的记载来看，笔者推测应该是李元忠被授伊西庭节度使的大历二年（767），唐朝遣中使焦庭玉至北庭，授李元忠伊西庭节度兼卫尉卿、瀚海军押蕃落等使。李元忠由此正式成为节度使，同时按旧例兼任瀚海军大使，掌控北庭军政大权，而程奂作为伊西庭地区的中高级官员可能也在此时被授恒王府长史。《旧唐书·职官一》载“王公以下置府佐国官，公主置邑司已下，并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23]，程奂所担任的恒王府长史就是在京的职事官，只是由于恒王并未出阁，他这一官职也仅是挂名而已。程奂这一情形与高耀类似，吐鲁番出土唐《高耀墓志》载：

至德初，除朝散大夫，守太子率更令，充管内勾覆仓库使。……上元二年，加朝散大夫，守将作监。公德业日新，嘉声远播，宝应二年，特加银青光禄大夫，试卫尉卿，充伊西庭支度营田副史。[24]

“将作监”“卫尉卿”都是京职事官，吴震认为，高耀是以北庭副都护的身份参加了赴中原的平叛，而授封以上官职后又回到北庭充任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的。[25]刘子凡则认为《高耀墓志》中并未提及高耀入中原平叛的事，并根据“守将作监”“试卫尉卿”，认为这些京职事官，都只是加官，而不是实职，[26]认为高耀并未参加入援内地的平叛。可见程奂与高耀一样都是有在京的职事官身份，但都是加官，而真正的实职则是他们的外职事官或使职。

程奂在瀚海军副使之后，“秩满摄西州司马”。“摄”官，在当时伊西庭地区较为流行，特别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出现过很多“摄”官。“摄”官为暂理职事，摄职或出于谕旨，或出于地方长官的选授，皆非正式授命的官员，即皆无资历出身的限制，皆未经过吏部、兵部的铨选。[27]唐西州时期，当地的“摄”官大多为地方长官任命，有的是正式官员摄职，有些是非正式官员摄职，从程奂的经历来看明显属于前者，考虑到当时伊西庭周边的紧张局势，他应该就是由当时伊西庭地区的最高长官李元忠任命的。至于程奂任西州司马，这一西州指的是西州都督府还是西州州府。笔者认为程奂出任的是西州都督府的司马，李方教授认为西州有长官，即刺史或太守，也有上佐，即别驾、长史、司马，西州都督府之外又有西州州府存在，二者是合署办公的关系。[28]但在都督府、州府中都存在别驾、长史、司马，很难区分。[29]刘子凡认为西州并不存在州府，西州别驾、西州长史是西州都督府别驾、西州都督府长史的简称，西州都督府是西州唯一的州府级机构。[30]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程奂在摄西州司马前，一直供职于军队系统，而都督府多设立于边州或军事重地，督数州或一州，其主要职能也是军事职能。综上，程奂担任的只能是西州都督府司马，志文中提到的西州司马是西州都督府司马的简称。前文程奂为翊府郎将时已为正五品上，西州为中都督府，[31]西州司马仅为正五品下，志文中的“溟鱼抟空，绊骥方展”，应该指的便是此事。

程奂除摄西州司马外，志文中还提到了他身兼多职的情况。“题与别乘，亦承乏兼临，务惣当年，纪无虚月，凫舄云与”，别乘即别驾，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关于西州上佐的记载多为长史、司马，而对别驾记录极少。这与别驾置废无常、长史和司马相对稳定有很大关系。[32]目前关于西州别驾有明确身份记载的仅有《唐成公崇墓志》中记载的成公崇，刘子凡在对该墓志考释后认为，志文中的西州别驾是后文西州都督府别驾的省称，并考证出其担任西州别驾的时间是在开元二十一年（733）正月至二十四（736）年四月之间。[33]“题与”二字表明，他在处理公文时是以别驾的身份签署文书的，因此西州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之后很可能一直是存在别驾的，只是有时职位空缺，由长史或司马兼任。志文中的“凫舄云与”，凫舄即县令，程奂还兼县令之职，具体是西州治下五个县中哪一县，根据西州都督府治在高昌城，笔者认为应是兼前庭县（即高昌县）县令。从程奂摄西州司马，兼西州别驾、前庭县令等职的情况来看，该时期西州的中上级官员是极度缺乏的，这与安史之乱发生后，北庭派兵入援，造成本地空虚，吐蕃阻断河西走廊，朝廷与北庭的联系时断时续，无法及时任命地方官员有关。

之后程奂转任北庭府长史，原因在志文中也有所提及，“□□称劳，厌公门于梁竦”。看来程奂在摄西州司马，兼理别驾、县令职务时，也是不堪重负，并对当时西州官场十分厌恶，也可能是与其来自河西地区，而非西州本地出身官员有一定关系。因此程奂转任北庭府长史，继续到李元忠手下任职。北庭府即北庭都护府的省称，北庭府长史，为正五品上。[34]虽然程奂在西州任职期间身兼数职，身心俱疲，但其转任北庭府长史还是获得了升迁。程奂在转任北庭府长史之后，其主要工作是“专知西州使库”。程奂由一位军中将领，逐渐转任军队系统中的文职官员，以北庭府长史身份管理西州一地的钱粮，可见他是有这方面才能的。

程奂之后“迁摄□□□”，这是程奂生前担任的最后官职，根据志文首题补为“迁摄北 庭 副 都 护”。北庭副都护二人，为从四品上。[35]程奂摄北庭副都护的时间志文中并未提及，志文中唯一的时间线索便是程奂去世时间，为“大历十一年□□□□六月丁巳朔十三日己巳”，通过核对《二十史朔闰表》[36]可补为“大历十一年岁 在 丙 辰六月丁巳朔十三日己巳”，那么程奂摄北庭副都护的时间必定在大历十一年（776）六月之前。程奂迁摄北庭副都护之后的主要职责是，“帑藏司存，出纳是吝”，“有伦有要，罔闻奸吏之欺”则是对他工作的最好评价。而任命其“摄北庭副都护”的也应是时任伊西庭节度使兼北庭都护的李元忠。李元忠担任北庭都护时间较长，从永泰元年（765）至建中二年（781），建中二年之后更是升任北庭大都护，根据《李元忠神道碑》所载，其在大历二年（767）被任命为伊西庭节度使，执掌伊西庭地区军政大权，由他任命从河西便一直追随他的程奂来暂摄北庭副都护是合乎情理的。

至此，程奂的整个仕宦经历便完整清晰地勾勒出来了：会宁郡黄石府别将（正七品下、从七品上或从七品下）——左金吾卫□郎将（正五品上）——恒王府长史（从四品上）、瀚海军副使——摄西州司马（正五品下）——北庭府长史（正五品上）——摄北庭副都护（从四品上）。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志文的撰写人李挺，此人之前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未见。志文载“摄西州士曹参军朝议郎永王府参军陇西李挺述”，西州为中都督府，据《唐六典》载，“中都督府：都督一人，正三品……士曹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上；府三人，史六人”[37]，士曹“掌津梁、舟车、舍宅、百工众艺之事”[38]。李方教授曾对吐鲁番出土的官府文书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西州没有士曹参军，仅有功、仓、户、兵、法及勾曹这六曹。[39]志文中有关士曹参军的记载是目前所见文献中关于西州都督府士曹参军的唯一记载，这证明了至少在大历十一年（776）前后，西州是有士曹参军的。“永王府参军”为正八品下，掌出使及杂检校事。[40]永王即李璘，玄宗第十六子，安史之乱时任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参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因拥兵自重，有谋反之心，后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所杀，“肃宗以璘爱弟，隐而不言”[41]，“隐而不言”可能是李挺还能使用永王府参军这一官称的原因。由此笔者推测李挺可能与墓主程奂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是由河西来到西州任职的，二者或许早就相识，这样由李挺来撰写程奂的墓志铭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程奂与李挺的经历也说明，在河西陷于吐蕃后，不但有一定数量的河西士卒来到伊西庭地区，这一点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已得到印证，[42]而且其中有能力者逐步获得提拔，补充到当地官吏系统中，程奂应是其中担任官职较高，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三　由程奂仕宦经历看伊西庭地区的军政一体化问题

程奂在北庭活动时，正是唐朝在西域统治的风雨飘摇、举步维艰时期。而程奂这一时期的仕宦经历恰恰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伊西庭地区在军政方面的新变化。

武周长安二年（702）北庭都护府设立于庭州，同时于此设烛龙军，转年（703）烛龙军改为瀚海军。北庭都护府设立之初便取代了庭州，成为当地唯一的军政机构，这与西州都督府建立后成为西州地区唯一军政机构是一致的。北庭都护府初设之时并未统领伊西庭三州之地。唐代都护府分为大都护府和上都护府，北庭仅在开元二年（714）七月至开元三年（715）五月间，建中二年（781）以后为大都护府，出任大都护的也仅有阿史那献、李元忠、杨袭古三人而已，其余时间北庭皆为都护府，其与西州都督府的级别相同。[43]伊西庭三地受到统一的节制，是在伊西庭节度使设立之后。节度使设立的大背景是唐玄宗开元前后，过去的那种临时性的行军大总管已经无法适应时代需求，无力统辖节制地方军镇，作为各个军区军政长官的节度使也就应运而生了。具体到伊西庭地区，特别是为了应对突厥、突骑施、吐蕃对当地的不断侵扰，唐朝在此先后设立了瀚海军、伊吾军、天山军三大军镇，三大军镇也曾密切配合抵御突厥、吐蕃的进攻，这使得唐朝统治者看到了统一协调指挥带来的便利。伊西庭节度使设立后，北庭便有了节制西州、伊州的职权，三地兵力可以由节度使统一调度，由此在天山北部、东部构筑起了一道整体防线，有效地维护了三地的稳定。伊西庭节度使为三地最高军政长官，还兼领北庭都护、瀚海军使，一般情况下还兼支度营田使，可见其权力极大。虽然伊西庭节度使设立之初，从其权力掌控上来看，已经实现了军政的一体化，但其中的一些具体细节还是不甚明了，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吐蕃逐步占领河西以后，不断西进给北庭防线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一特殊时期，北庭的军政情况更加扑朔迷离。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兵锋直指长安。当时的唐朝军事上外重内轻的局面已然形成，军队主力精锐都部署在边疆地区，尤其是天宝后期府兵制度已难以为继，根本无力抵抗叛军，朝廷也只能调动河西、陇右、北庭、安西等地的镇兵入内地平叛。安史之乱爆发初期，朝廷主要依靠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在京的西北诸节度使，统领朔方、河西、陇右的镇兵及关中、洛阳等地的募兵抵抗叛军，由于西域路途遥远，北庭与安西的镇军在开始时并未参与到平叛当中。但不久高仙芝、封常清兵败被诛杀、哥舒翰战败被擒，长安陷落，玄宗出走巴蜀，肃宗于灵武继位，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肃宗以朔方为基地，开始重新集结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安西、北庭的劲卒开始入关靖难。

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等地镇兵被征调参与平叛，造成了河西、陇右及西域兵力空虚，吐蕃势力乘虚而入，自陇右、河西逐渐向西蚕食唐朝领土。河、陇的相继失守，造成了安西、北庭与朝廷的隔绝。吐蕃西进，当时的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退守甘州，手中已无多少兵力抵抗吐蕃的进攻，曾任伊西庭节度使的他不得不亲赴安西、北庭募兵，最后被当时伊西庭留后周逸谋害，后续便有了上文提及的李元忠率五千河西兵入北庭，杀周逸为杨志烈复仇，而本文的主角程奂也是因这一事件由河西进入北庭。

这一时期的唐朝已经无法掌控西域局势，也无法给予实际的支持，北庭实际上已然进入了孤军抗蕃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伊西庭地区的军政管理势必会做出一些调整，以应对这种不利局面，而程奂墓志所记载其仕宦经历，恰恰反映了这岌岌可危局势下，不为人所知的一些细节。

根据志文程奂步入仕途始于会宁郡黄石府别将，之后又迁左金吾卫郎将，这些都是府兵制下的军事官职。此时府兵制“徒有兵额、官吏”，程奂手下也无可用之兵，仅享受该级别待遇，但这也为其之后的升迁奠定了基础。从程奂出任瀚海军副使开始，他在北庭军中终于开始掌握一定的实际权力，步入了北庭军政的中高级管理层。程奂在北庭崭露头角的时候，正是伊西庭地区军政内忧外困之际，其官职在伊西庭节度使治下的西州、北庭间流转，恰是这一时期北庭军政体制为应对危机而做出相应调整的阶段。

瀚海军在设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北庭周边防御突厥、吐蕃的重任，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程奂担任瀚海军副使的时间志文中并未记载。程奂是追随李元忠为杨志烈复仇而来到北庭。杨志烈死后，出任河西节度使的杨休明兼任伊西庭节度使，[44]而《李元忠神道碑》记载大历二年（767），李元忠被授伊西庭节度使兼卫尉卿、瀚海军蕃落等使，综上可知杨休明兼任伊西庭节度使时间不长，到李元忠接任为止，不到两年时间。按照惯例伊西庭节度使兼任北庭都护及瀚海军使，但从以上记载来看，杨志烈死后，是由杨休明兼任伊西庭节度使，那么在李元忠之前的瀚海军使很可能也是杨休明兼任。所以这一阶段伊西庭节度使、北庭都护、瀚海军使是由杨休明、李元忠两人担任的，由河西节度使来兼任伊西庭节度使这其实是不利于伊西庭一体化管理的。唐朝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杨休明之后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周鼎并未兼任伊西庭节度使，他最后官职是“河西节度观察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45]。周鼎在接任杨休明出任河西节度使后，面临吐蕃的步步紧逼只能固守沙州一地，吐蕃大军离北庭仅一步之遥，面对这一局面，北庭方面不能不做出积极应对，李元忠带领河西五千士卒进入西域，诛杀周逸后，为了驱除异己势力，牢牢把控伊西庭的军事力量，任命由河西带来的心腹出任瀚海军副使符合常理。

李元忠在掌握伊西庭的军事力量后，开始向西州这一伊西庭地区最为重要的后勤基地安插自己的势力，程奂因此“秩满摄西州司马”。根据志文，程奂在任瀚海军副使前，已经为左金吾卫翊府郎将，为正五品上，虽然这一时期的府兵制已破坏殆尽，翊府郎将手下已无可用之兵，但这一职位毕竟是实职，瀚海军副使为使职无实际品秩，西州司马为正五品下，程奂摄西州司马，实则品秩是降低的。在吐蕃阻断西域与朝廷的联系后，北庭地区实际已成为一块飞地，像程奂这样中高级官员理应是由朝廷任命，但此时北庭与朝廷的联系时断时续，由吐鲁番出土文书及《高耀墓志》中还在使用“广德四年”（实为永泰二年）年号可知，这时西州与朝廷的联系受到影响，改元的消息并未传递到西州。但吐蕃阻断河西时期，伊西庭与朝廷的联系并非一直完全断绝，通过其他路径两地还是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络，这种联络主要是通过“回鹘道”来实现的，“初，北庭、安西既假道于回纥以朝奏，因附庸焉”[46]，为了借道与朝廷取得联系，北庭、安西不得不依附于回纥。因此唐王朝与回纥的关系的亲疏也就决定了北庭、安西是否可以与朝廷取得联系。如上文提及李元忠的伊西庭节度使是在大历二年（767），唐朝遣中使焦庭玉至北庭所任命的，大历五年（770）加御史中丞，大历八年（773）被代宗赐名为李元忠，可见这一时期回纥与唐王朝的关系融洽，朝廷的旨意可以传达至西域。只有北庭与朝廷取得联系时，朝廷才会对地方中高级官吏做出任命，而在交通断绝时则只能由地方长官任命。程奂摄西州司马，此“摄官”只能是由李元忠任命的，主要目的还是将自己的势力安插到西州这一要地。

此后程奂转北庭府长史，专知西州使库。伊西庭地区财政大权由支度营田使管理。支度使管理一方财政，营田使主抓营田事务，二者皆为使职，合称支度营田使。自开元九年（721）起，支度营田使通常是由本道的节度使兼领。[47]具体到北庭情况又有所不同，如《唐和守阳墓志》记载其“转北庭副都护兼右司御副率，专知仓库支度营田使”[48]，和守阳是以北庭副都护的身份专知支度营田等使；又有《高耀墓志》载其天宝年间任北庭副都护，宝应二年（763）充任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49]其最后官职是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并未再担任北庭副都护，可知高耀在去世前应该是专任支度营田副使。《高耀墓志》中还有一个信息也不能忽视，高耀在天宝七年（748）任北庭都护府司马，专知仓库，但未提及专知伊西庭哪一地仓库。程奂任北庭府长史，专知西州使库与高耀的情况类似。如果高耀也是专知西州仓库，那么可能从高耀时期便有北庭都护府上佐来专知西州使库。

再来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关于伊西庭支度营田使的相关记载，《唐西州都督府上支度营田使牒为具报当州诸镇戍营田顷亩数事》中有：

1　西州都督府　　　　牒上　勑

2　合当州诸镇戍营田，总壹拾□顷陆拾

3　　赤亭镇兵肆拾贰人，营□□顷；　维磨戍

4　　柳谷镇兵肆拾人，□□□肆顷；　酸枣 戍 

5　　白水镇兵叁拾 营田陆顷；　曷畔戍兵

6　　银山戍兵营田柒拾伍

7　　　右被□度营田使牒，当州镇戍□田顷亩

8　　　戍 兵  及营田顷亩[50]

该件文书记载的是西州都督府接到伊西庭支度营田使牒，令西州都督府申报当地的镇戍营田的亩数，西州按照要求将境内的赤亭、柳谷等镇戍营田情况上报。文书反映的是西州都督府直接向支度营田使汇报，并不是由天山军汇报，其中也未涉及到北庭府上佐参与其中，因此这件文书大致年代是在天山军成立之前，即开元十五年前。又有《唐天宝某载行馆器物帐》：

3　破斑緤食单伍条内一八尺无缘，二八尺有缘，　二

　　　　　　　 　已上物天四载支度使验。[51]

西州向伊西庭支度使申报馆驿的一些破损物品，呈送支度使查验。可见在开元、天宝年间，西州的支度营田事宜是由西州都督府向支度营田使汇报，而没有关于北庭府上佐参与其中的相关记载，如果这样则表明高耀的北庭府司马专知仓库，应指的是北庭的仓库，而不是西州。程奂的北庭府长史专知西州使库的情况，之前的出土文献与正史未见相关记载，应该是大历年间伊西庭一体化管理下出现的新变化。面对吐蕃不断西进的不利局面，北庭孤悬西域，伊西庭地区面临不止军事上的压力，后勤供给的压力同样很大。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开元年间西州人口为11647户，[52]为下州，[53]唐开元年间，西州的军、政总支出为18.89万石，由正赋承担者占28%。其余72%由中央调拨的物资来供应，像天山军这样5000人的军镇，需要四五万户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转。[54]在吐蕃阻断北庭与朝廷的联系后，伊西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北庭开元年间有户仅2676户，[55]而瀚海军就有12000人，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力量，最后便只能依靠西州供给。在战事吃紧的时期，伊西庭节度使为了维持治下军事力量的运转，加强了伊西庭一体化管理，伊西庭支度营田使是统领整个伊西庭的支度营田事宜，而由北庭府长史来专知西州使库，对支度营田使负责，应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

最后程奂去世时为“摄北庭副都护”，去世地点在西州，他去世时主要职责还是负责西州的支度营田工作，北庭都护府都护一人，副都护二人，按常理其衙属应皆在北庭，《李元忠神道碑》《高耀墓志》载二人皆是逝于“北庭之廨宇”。但无文献记载表明两位副都护都在北庭。程奂作为副都护在西州去世，不知是因为吐蕃占领河西后，西州为伊西庭重要的后勤基地，出于战时伊西庭军政一体化管理的需要，临时派驻在西州，还是原有便是北庭都护府的两位副都护一在北庭，一在西州，还需进一步考证。

四　关于程奂入葬地点相关问题

根据志文，程奂“终于节义里之私第”。《旧唐书》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56]，这是唐朝关于乡里制度的规定。据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记载，唐太宗在攻灭高昌之后，便在此地建立西州，并随之推行了内地的乡里制度。张广达先生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及墓志，辑出西州的23个乡和35个里，[57]之后徐畅又补入1个乡，3个里，[58]共计24个乡和38个里。而志文提到的“节义里”为之前吐鲁番出土文书及墓志所未见的里，而节义里是否应补充入唐西州乡里总数中还需谨慎对待。程奂作为一位高级官员，如居住在城外，不便于其日常公务的处理。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贞观十七年（643）何射门陀案卷为来豊患病致死事》中有“节义坊”的记载，[59]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方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墓志《史建洛妻马氏墓志》，志文载“马氏终于节义坊…葬于城东旧茔”[60]，葬于城东，这表明“节义坊”应该是在高昌城内。程奂墓志中出现的“节义里”很可能就是上述文书及墓志中提到的“节义坊”，由于志文的残缺，史建洛的官职仅保留有勋官为上柱国，但也由此可知居住在节义坊的皆是有一定地位的官宦人家。成一农对唐代墓志中志主去世时“里”“坊”的使用频率进行过统计，得出的结论是“里”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坊”的使用，有些志主居住的“坊”中，但在志文的表述上还是使用的“里”，这种情况可能是受到自秦汉以来“里”的影响，在隋唐及其之前，表示籍贯基本只能用里，而在表示去世地点和葬地时，除了个别时期，在墓志铭中大多数使用的仍是“里”，用“坊”的情况属少数，但两者可以替换使用。[61]程奂志文中用“节义里”替代“节义坊”，可能也是属于这一情况。

“以其月廿九乙酉□□□□东原，礼也”。根据高耀墓所在位置及《高耀墓志》[62]记载，此处可补充为“葬 于 前 庭东原，礼也”，可知高耀与程奂入葬之处名为东原。此外，在2005年吐鲁番学研究院在此处进行抢救性发掘时，还出土有一墓志盖，上篆刻“唐廉公墓志铭”（图三）[63]，由于灌溉水的浸泡志石已完全酥化，志文无法识别，但从志盖的表述来看其地位应该不低。上文提及的《史建洛妻马氏墓志》中，马氏葬于城东旧茔，不知此城东旧茔是否指的是东原。又有《李元忠神道碑》载，李元忠建中五年（784）终于北庭之廨宇，六年（785）葬前庭东北原，火山南面。陈诚到此处时该碑仍存，现已不知去向。前庭县治高昌城，而高耀、唐廉公、程奂墓（图四）发现处皆位于高昌城东北、火焰山南麓，推测李元忠墓葬大致也在此不远。高耀与李元忠都是病逝于北庭衙属，后迁葬于此。综合以上使我们不得不怀疑此处为一处唐后期伊西庭地区高等级官员墓葬区。

吐鲁番学研究院供图

图三(左)　唐廉公墓志志盖

图四(右)　高耀墓、唐廉公墓、程奂墓位置关系图

五　余论

通过对程奂墓志的考释，能够清晰地了解其升迁过程，其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河西镇兵，通过追随李元忠为杨志烈复仇进入北庭地区平叛，而逐步获得提拔，最后“摄北庭副都护”，这是除和守阳、高耀之后，不见正史记载，仅见于出土文献的第三位北庭副都护，同时也印证了吐鲁番文书中关于河西兵的记载。安史之乱之后，在吐蕃不断西进的情况下，程奂在伊西庭地区的仕宦经历，表明伊西庭节度使为应对困境，在伊西庭军政一体化上做出了一定调整，由北庭府长史、北庭副都护来掌管西州财政，体现了安史之乱后，面临吐蕃的进攻，西州作为伊西庭地区后勤供给重要来源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李元忠在担任北庭都护、伊西庭节度使期间，重用像程奂这样有能力的“河西老卒”，这些人也充任到当地官吏系统中，既弥补了安史之乱后，因入援内地而伊西庭地区官员空缺的局面，又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这些“河西老卒”也协助李元忠为唐朝镇守西域做出了贡献。而关于程奂入葬地点的论述，则只能留给将来的考古工作进一步印证了。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刘子凡副研究员提供待刊稿，以供参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孟宪实教授在论文写作中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单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编辑部）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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