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吐鲁番市遥望火焰山，赤砂灼灼，草木不生。然而就是因为这样的气候条件，让古代高昌王国的公共墓地——阿斯塔纳古墓群成了凝固的历史，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地下博物馆”。考古证实，阿斯塔那古墓以葬汉人为主，同时葬有车师、突厥、匈奴、高车以及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居民。今天，我们古物有画说介绍的这尊雕像，正是出土于阿斯塔那216号墓，反映了一千多 ...

从吐鲁番市遥望火焰山，赤砂灼灼，草木不生。然而就是因为这样的气候条件，让古代高昌王国的公共墓地——阿斯塔纳古墓群成了凝固的历史，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地下博物馆”。

考古证实，阿斯塔那古墓以葬汉人为主，同时葬有车师、突厥、匈奴、高车以及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居民。

今天，我们古物有画说介绍的这尊雕像，正是出土于阿斯塔那216号墓，反映了一千多年前唐代吐鲁番地区少数民族男子的形象。

1.从胡俑说起

唐太宗贞观四年，唐灭高昌，设西州。不久，就把唐朝地方行政体制推行到吐鲁番，入籍的粟特人被归入乡里。目前，从吐鲁番考古出土的俑和绢画资料来看，唐代西州居民穿袍服的现象亦十分普遍，其款式主要分为翻领和圆领两类。

汉族穿圆领。圆领袍在当时非常普及，上自帝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均可穿着。当地少数民族多穿翻领袍服，翻领袍是古代西域居民服饰的传统样式。隋朝以前传入中原地区，到了唐代时这种服饰大兴，翻领袍亦受到中原人民的喜爱。

就这尊胡俑来言，只见他高鼻阔口，长着络腮胡须，身穿翻领对襟窄袖棕色长袍，左手置于腰间，右手弯曲置于胸口，面带微笑，似乎在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有趣的是，雕像所穿的翻领袍和皮靴是唐代西域居民当时的典型装束，而头上戴的幞头则来自中原地区。显得温文尔雅，显示出一种“混搭”着装风格。

幞头是具有浓郁中原特色的一种头饰。幞头创始于北周武帝时期，由汉代巾帻演变而来，到了唐代多用黑色纱罗制成，分为圆顶和方顶两种，有软裹和硬裹之别，最初软裹巾为平民百姓所戴，后亦为贵族、官吏、文人雅士所喜爱。唐代幞头里面加的衬物叫巾子，制作巾子的材料很多，有的用桐木削制，有的用竹子编织。

这尊彩绘泥俑头戴幞头，表明西域各族人民也非常喜欢这种中原特色的服装款式。文化的影响具备双面性。这尊胡佣的造型反映了大唐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其实西域文化又何尝未曾影响到大唐文化呢？

2.粟特人及其迁徙途经

粟特人，是属于伊朗人种的中亚古族，在中国史籍中又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杂种胡、粟持胡等。他们原本生活往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跚河流域，即古典文献所说的粟特地区索格底亚那人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

粟特人长期受其周边的强大外族势力所控制，先后臣属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的亚历山 大帝国、塞琉古于朝、康居国、月氏部、贵霜帝国、狀哒国等。粟持人在各族统治下,没有灭绝”而是加强了自己的应变能力，从而成为一个独具持色的商业民族。

与此同时，在粟特地区的大大小小的绿洲上，在各族统治相对薄弱的时候，渐渐聚集成为一个个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其中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康国最大，此外还有布哈拉的安国、苏对沙那的东曹国、劫布咀那的曹国、瑟底痕的西曹国、弭秣贺的米国、屈霜你迦的何国、羯霜那的史国、赭吋的石国等等。不同时期，或有分合，史称“昭武九姓”。

由于经商和战争等原因，粟特人在汉唐之间沿丝绸之 路大批移居中国，在塔里木盆地、蒙占高原和中国北方都有他们的移民聚落。

河西走廊最东头的凉州武威，是汉唐间河西地区最大的军政机构所在地，十六国时期述曾作过前凉、后凉、北凉的首都，唐朝则把统辖整个河西地区的河西节度使驻地设 在凉州。直到唐朝，一直有一些粟特家族没有离开武威。人唐以后，凉州粟特朗人势力也没有减弱。

由原州东行,经泾州、邠州，即入长安。隋朝在汉长安城东南建大兴城,作为新都城。唐朝改名为长安城。这里一直是胡人聚集之地，而其中粟特人的东来，则以唐朝时为最盛。人唐以后,长安成为粟特商入集中的地方,也是粟特来华的使臣、质子以及随突厥投降的部落首领、子弟定居之地。长安成为粟特入在华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

粟特商人也是聚居长安的一批主要的粟特民众。唐人眼中特商人的形象：他们以兴贩发财，资产巨富，虽没有唐人夸 耀的族望，但却“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而且重利轻义。

3.被唐人接受了的“胡风”

胡风是唐朝文学艺术的主要源泉之一。胡人的吃食及服饰、胡姬的风情及命运、胡商的娱乐风俗活动等，都逐渐影响到了唐人的日常生活。在文学诗歌乃至出土壁画资料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旧唐书·舆服志》中说：“贵人御馔，仅食胡食。”胡食在百姓中也很流行。从汉朝以来，胡人的饮食方法开始传入中原地区。到了唐朝，胡食不仅普遍丰富，而且成为汉人饮食的一种新时尚，比较典型的是喜食胡饼和饮酒方式的变迁。

先说胡饼。到了唐朝，胡饼已成为普遍食用的名食，长安城就有许多专门经营胡饼的店铺。至于年下节日，老百姓还用胡饼作为礼物，进行礼尚往来。不单老百姓，大诗人白居易不仅喜欢胡饼，而且还会做胡饼。他曾经亲手制作了胡饼，并题诗赠予好友。其诗曰：“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看来乐天居士是诗人中的美食家。唐朝流行的面食种类还有很多，除了胡饼外，还有烧饼、汤饼、馄饨、麦面粥、蒸饼、笼饼、薄饼等。

再说饮酒。盛唐时期，由于社会风气开放，国家不设酒禁。这时期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爱喝酒；不仅王公贵族爱喝酒，普通百姓也爱喝酒。饮酒文化内涵比较丰富，饮酒既需酒器，又需酒杯，还需有人来陪。当然，名士们喜欢独自饮酒。但是世俗之人饮酒，喜欢的就是热闹，喜欢的就是开怀痛饮。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首诗看似简单，实则唐人的饮酒文化尽在其中。葡萄美酒自是西域特产。中原传统的米酒，从色、香、味等方面都无法与西域的葡萄酒等果酒媲美，葡萄酒等果酒因此深受人们喜爱。唐高祖、唐太宗都非常喜爱葡萄酒，甚至还亲手酿制葡萄酒。夜光杯自是名贵的酒杯，非达官贵人，一般用不起这样贵重的酒杯。至于普通人，用的是一般的瓷制小杯或者是木制小杯。此外，西域酒具也传入了中原。如劝人饮酒的“酒壶”，盛酒的玉杯、玉碗等，大大改变了传统的饮酒习俗。在过去，人们饮酒用的不是壶和杯，而是羽觞、酒勺和大碗。

至于饮酒习俗的变化，最大的变化莫过于胡姬酒店了。所谓胡姬，就是来自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年轻美貌女子。她们在酒店充当服务员或侍酒女郎的角色。由于胡姬能歌善舞，风情万种，又有异国情调，许多权贵和文人都喜欢去胡姬酒楼饮酒。胡姬酒肆是正宗胡食的主要供应场所，也是集吃、喝、住宿、娱乐活动于一体的综合场所。这里不仅设施精良、环境优美，而且胡家酒肆胡均以“貌如花”的女子当垆。

在服饰穿搭上，有的贵族、官员也会在娱乐休闲之时，穿上新颖独特的胡人服装。而广大基层民众才是最为流行胡族风格服饰的阶层，特别是西域进口的各种“化妆品”和妆容打扮，成为了唐人女子备受欢迎的特色。在女性服饰方面，更多的吸收了胡服的特征。与胡服相匹配的是胡妆，唐代妇女的发型大多采用胡人的样式，有回鹘髻、百合髻、云堆髻等20多种。

在服饰上比较有趣的是唐人妇女打破传统，女着男装。按照儒家传统观念，女着男装是不典雅的，不符合穿着规矩的，但在唐朝，女着男装却蔚然成风。胡人女子，外形飒爽，内在敢作敢为，成为唐朝女性崇拜的偶像，由此纷纷仿效。

“胡风”对唐人娱乐方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唐代男子在闲暇时光非常喜欢体育活动，马球便趁势传入大唐。据文献记载马球在唐太宗时已传入中土，在中宗时马球运动已是“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唐玄宗年轻时的球技更是“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并下诏在军队中推广马球。于是，在宫中、民间、军队学马球、谈马球、打马球便成为风尚。

与此同时，来自异域的杂技、魔术成了民间的重要娱乐项目，《旧唐书·音乐志》载:“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胡舞胡乐，自古相伴而生。当时流行的胡舞有女子胡旋舞和男子胡腾舞。这种舞蹈的节奏很快，以旋转、跳跃为主，所以深受唐人的喜爱。《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曲》这两支唐朝宫廷著名的乐舞，无疑都具备胡风色彩。

4.胡风衰减

“胡风”是来自异域的一股清新风气，它对对初、盛唐固有审美文化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奢侈之风在唐玄宗亲自导演的动辄几百人、上千人的乐舞和几百匹随乐翩翩起舞的祝寿舞马中达到了顶点。

但是，歌舞升平之梦被大地震般的“渔阳鼙鼓”所击破。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在河北发动叛乱。在安史之乱时，胡人“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财贿、妇人皆为所掠……羸病老幼皆以刀朔木杀之”。

唐肃宗为收复洛阳和西安而借回纥兵马，洛阳收复后，“回纥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叛乱被平后，立了功的回纥人“掠人子女，白昼杀人……入狱劫囚，而莫敢谁何”。那些在长安的九姓胡人也“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囊，与回纥为公私之患”。

这些都加剧了汉、胡民族的矛盾，使中唐对胡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即由初、盛唐的惊奇、赞美、羡慕逐渐转变为厌弃。因此，在安史之乱后，唐朝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对胡风的排斥。“胡风”影响逐步衰减，胡文化逐步被汉文化所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