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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原作者: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清涧县博物馆,孙战伟,于有光 |
发布时间：2024-5-6 21: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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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发掘简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清涧县博物馆原载《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2期关键词：清涧县，鱼塔梁墓地，李家崖文化，商代晚期摘要：2023年4～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清涧县寨沟遗址鱼塔梁地点发掘了34座小型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极为难得的随葬品，部分随葬品陶、铜器共存。 ...
摘要：2023年4～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在清涧县寨沟遗址鱼塔梁地点发掘了34座小型商代墓葬，出土了一批极为难得的随葬品，部分随葬品陶、铜器共存。其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文化面貌为李家崖文化。其中陶钵是李家崖文化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在以往遗址考古中较为少见，为李家崖文化陶器增加了新类型。该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李家崖文化的埋葬制度、丧葬习俗、社会结构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2023年4～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清涧县寨沟遗址鱼塔梁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图一），发现商代遗址、商代和战国时期墓葬等遗存，部分商代和战国墓葬打破商代遗址。本次共发掘商代小型墓葬34座，出土随葬品19件（组）。现将商代墓地的主要考古收获简报如下。一、墓地概况
鱼塔梁墓地位于陕西省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西南的鱼塔梁南坡，西距寨沟遗址核心区500米。墓地所在的长梁东北高，西南低，东、南、西三面邻沟，沟深坡陡，北侧向上与鱼塔梁主梁相接。墓地所在鱼塔梁范围南北长约120、东西宽约90、海拔910米。本次共发掘商代小型墓葬34座（图二），均为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数墓葬口略大于底，个别墓葬（M8）口大底小更为明显。墓口长多在1.9～2.7、宽多在0.7～1.2米，墓口长、宽比多集中在2～3。墓葬面积较小，最小者（M35）1.01平方米，最大者（M1）4.17平方米，1.6～3.1平方米者占82%。墓向东西向占74%，南北向占26%。18座墓葬发现有棺灰痕迹，均为长方形单木棺，部分保存较好者可辨认出“
”形棺板结构。21座墓葬可辨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23座墓葬可辨头向，其中头向西者最多，为14座，其次为向南者4、向东者3、向北者2座。仅10座墓葬有随葬品，共19件（组），随葬品均放置于棺内，陶器有鬲、钵两种，铜器有戈、斧、削、蛇首匕等，此外还有玉器、海贝、串饰等（附表）。二、典型墓葬举例
（1）墓葬形制 东西向，方向308°。口略大于底，四壁较规整，底部平整。墓口长2.36、东宽1.1、西宽1.14米，墓底长2.24、东宽1.14、西宽1、深3.2～3.28米（图三）。墓内填土疏松，土色红褐。葬具为单棺，已朽，位于墓底中部，平面呈“
”形，由侧板、端板组成，长2.04、东宽0.62、西宽0.58米，高度不详，侧板、端板厚约0.04米。墓主人骨保存一般，头骨、盆骨呈粉末状，初步鉴定为壮年男性，仰身直肢葬，头向西，面向上。（2）随葬品 4件。均位于棺内。陶鬲、铜戈置于墓主人右股骨外侧，铜削置于头部右侧，小玉斧放置于面部上。陶鬲 1件。标本M6：1，夹细砂灰陶。薄圆唇，微侈口，高直领，高分裆，三乳状大袋足，短足跟。通体施纵向绳纹，器表有火烧烟炱痕迹。口径11.9、腹径15.2、高15厘米（图五，2；图一〇）。1.铜戈（M6：2） 2.陶鬲（M6：1）3.小玉斧（M6：4） 4.铜削（M6：3）铜戈 1件。标本M6：2，三角形援，两边刃，条形脊上起一道竖棱，援后接管銎内，椭圆形銎孔中有木柄残留。长19.1、援宽8.1、銎孔长径3、短径1.8厘米（图五，1；图七）。铜削 1件。标本M6：3，直柄，直背、弧刃，横截面呈三角形。柄部有纤维状缠绕痕。长15.5、刀身宽1.7厘米（图五，4；图八）。小玉斧 1件。标本M6：4，青绿色玉。柄端平直，长方形斧身，双面刃。通体抛光，一面有一道切割痕。长5.1、宽2、厚0.5厘米（图五，3；图九）。（1）墓葬形制 东西向，方向285°。口大底小，四壁斜直，壁面较规整，底部平整。墓口长2.1、东宽0.94、西宽0.88米，墓底东西长1.48、东宽0.7、西宽0.6米，深3.3米（图四）。墓内填土疏松，土色红褐。葬具为单棺，已朽，位于墓底中部，平面呈“
”形，由侧板、端板组成，长1.4、宽0.3米，高度不详，侧板、端板厚约0.04米。墓主人骨保存一般，头骨呈粉末状，初步鉴定为4岁左右幼儿，仰身直肢葬，头向西。（2）随葬品 2件。均位于棺内，陶鬲放置于墓主人右趾骨上，项饰位于墓主人颈部。陶鬲 1件。标本M8：1，夹细砂灰陶。残。方唇，微侈口，高直领，腹下垂，高分裆，三乳状小袋足，短柱足跟。器表大部施纵向绳纹。口径9.9、腹径11.4、高13.3厘米（图六，1；图一二）。项饰 1组。标本M8：2，由红玛瑙珠、海贝、螺壳串成（图六，2；图一一）。红玛瑙珠 2件。标本M8：2-1、2，肉红色，扁圆形，双面钻孔。标本M8：2-1，直径2、厚0.7、孔径0.5厘米。海贝 10件。标本M8：2-3～12，白色间褐色沁。背面圆鼓，有孔，腹面两唇内卷，唇缘有细齿。标本M8：2-3，长2.3、宽1.6厘米。螺壳 10件。标本M8：2-13～22，白色间褐色沁。有钻孔。标本M8：2-13，长1.5厘米。（1）墓葬形制 南北向，方向140°。口大底小，四壁斜直，西南、东北角向内收分，西北、东南角向外扩张，壁面较为平整、光滑。墓口长2.76、宽0.9米，墓底长2.66、宽0.94米，深1.26米（图一三）。墓内填土疏松，土色红褐。葬具为单棺，已朽，位于墓底中部，平面呈长方形，长1.76、宽0.48、残高0.22米。墓主人骨保存较好，为35～45岁男性，仰身直肢葬，头向南，面向上。1.海贝 2.铜戈 3.铜斧 4.铜蛇首匕 5.陶钵（2）随葬品 5件。均位于棺内。陶钵放置于墓主人左趾骨外侧，铜蛇首匕位于腰部，铜戈位于右肩处，铜斧位于左肱骨外侧，海贝位于头部右侧。陶钵 1件。标本M23：5，泥质灰陶。方唇，口微敛，上腹微鼓，下腹斜内圜收，小平底。上腹施竖向绳纹，下圜腹施交错绳纹。口径13.4、腹径15.7、高14.3厘米（图一五，2；图二一）。1.铜斧（M23：3） 2.陶钵（M23：5） 3.铜戈（M23：2）4.铜蛇首匕（M23：4） 5 ～9.海贝（M23：1-4、2、1、3、5）铜戈 1件。标本M23：2，长援弧形脊，两边刃，援断面扁椭圆形，有上下阑，直内呈长方形，中部有一圆穿。内端两面饰夔纹。长20.4、阑宽8.6、穿径0.9厘米（图一五，3；图一八）。铜斧 1件。标本M23：3，长方形扁体，两面弧刃，长方形銎。斧身两周凸弦纹将纹饰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饰“十”字纹，下部分饰直线三角纹。銎内有木柄残存。长11.3、刃宽5.7厘米（图一五，1；图一九）。铜蛇首匕 1件。标本M23：4，扁柄，蛇首形柄首，柄背下端有一系钮，格部两端下卷，长援一面起脊，两边刃，圆锋上翘。柄身两面饰叶脉形凹槽，援上部近格处饰三角形几何纹。长32.4、格宽4.4厘米（图一五，4；图二〇）。海贝 1组5件（M23：1-1～5）。白色。背面圆鼓，腹面两唇内卷，唇缘有细齿，部分腹面磨平（图一五，5～9；图二二）。标本M23：1-1，长2.9、宽1.9厘米。（1）墓葬形制 东西向，方向100°。口大底小，四壁斜直内收，壁面较平滑。墓口长2.66、宽0.96米，墓底长2.64、宽082米，深1.3米（图一四）。墓内填土疏松，土色红褐。盗洞位于墓室中部，平面呈椭圆形，直径约0.5～1米，自上而下范围扩大，扰乱整个墓室。盗洞填土土质疏松，土色灰褐。由于墓室被盗扰，未见葬具。墓主人骨不存，盗洞中收集部分残骨，鉴定为20～25岁女性，葬式不详。陶钵 标本M24：01，泥质灰陶。方唇，直口，上腹竖直，下腹下圜内收，小平底。上腹施竖向绳纹，下腹施交错绳纹。口径11.6、腹径12.1、高9厘米（图二三；图二六，6）。图二六 M24、M25、M26、M29、M31 出土器物1.陶鬲（M26：1） 2、4 ～6.陶钵（M25：01、M31：1、M29：1、M24：01） 3.玉璜（M26：2）（1）墓葬形制 东西向，方向122°。口小底大，四壁外扩，壁面较平整光滑。墓口长2.44、宽0.86米，墓底长2.52、宽0.92米，深1.02米（图一六）。墓内填土疏松，土色红褐。盗洞位于墓室东南部并打破南壁，平面近椭圆形，直径0.7～1.3米，自上而下范围扩大，扰乱整个墓室。盗洞填土疏松，土色灰褐。由于被盗扰，未见葬具。墓主人骨不存，由盗洞中收集部分残骨可辨认为成年个体，性别不详，葬式不详。陶钵 标本M25：01，夹砂灰陶。方唇，大侈口，短颈，上腹直下，下腹圜斜内收，小平底。上腹施竖向绳纹，下腹施交错绳纹。口径14.2、腹径13.1、高10.9厘米（图二六，2；图二九）。（1）墓葬形制 东西向，方向298°。口大底小，四壁斜直而下，除北壁外均向内收分，壁面较平整光滑。墓口长2.7、南宽1.14、北宽1.38米，墓底长2.38、南宽1.1、北宽1.26米，深2.62～2.8米（图一七）。墓内填土疏松，土色红褐。葬具为单棺，已朽，位于墓底中部，平面呈“
”形，长2.12、宽0.64、残高0.54、棺板厚0.06米，棺下有垫木。墓主人骨保存较差，头部粉碎，左下肢缺失，初步鉴定为18岁左右的青年，性别不明，仰身直肢葬，头向西，面向北。（2）随葬品 2件。均位于棺内，陶鬲放置于墓主人右肩上，玉璜放置于头骨下，推测作为口琀使用。陶鬲 1件。标本M26：1，夹细砂灰陶。圆唇，微侈口，束颈，高分裆，三乳状小袋足，短柱足跟。颈素面，袋足施竖向绳纹。口径10.9、腹径11.6、高11厘米（图二六，1；图三〇）。玉璜 1件。标本M26：2，残，褐色玉质。弧形片状，一端有单面钻孔，通体抛光。残长3、宽3.5、厚0.5、钻孔直径0.4厘米（图二六，3）。（1）墓葬形制 东西向，方向284°。口小底大，四壁斜直，壁面较规整，墓底平整。墓口长2.68、东宽0.82、西宽0.84米，墓底长2.38、东宽0.74、西宽0.76米，深1.4～1.5米（图二四）。墓内填土疏松，土色红褐。葬具为单棺，已朽，位于墓底中部，平面呈长方形，长1.69、东宽0.42、西宽0.48、残高0.1米。墓主人骨保存较好，为45～50岁女性，头向西，面向北，仰身直肢葬。（2）随葬品 1件。陶钵，放置于棺内墓主人左趾骨外侧。陶钵 标本M29：1，泥质灰陶。圆唇，敛口，溜肩，斜腹内收，小平底略内凹。腹部施竖向绳纹。口径11.8、肩径16.8、高10.9厘米（图二六，5；图三一）。（1）墓葬形制 南北向，方向300°。口大底小，四壁斜直内收，壁面较平整光滑。墓口长2.5、北宽0.74、南宽1.04米，墓底长2.38、北宽0.68、南宽0.94米，深0.4～0.86米（图二五）。墓内填土疏松，土色红褐。葬具为单棺，已朽，位于墓底中部，平面呈长方形。长1.86、宽0.6、残高0.18米。墓主人骨保存较好，为30～40岁女性，仰身直肢葬，头向西。（2）随葬品 1件。陶钵，位于棺内墓主人左胫骨外侧。陶钵 标本M31：1，泥质灰陶。圆唇，口微敛，短颈，上腹微鼓，下腹斜内收，平底内凹。颈素面，腹部饰竖向绳纹。口径11.3、腹径13.4、高10.6厘米（图二六，4；图三二）。（1）墓葬形制 南北向，方向334°。口大底小，四壁斜直内收，壁面较平整光滑。墓口长2.43、北宽1.06、南宽0.9 7 米，墓底长2.36、北宽0.96、南宽0.87米，深1.55～1.66米（图二七）。墓内填土疏松，土色红褐。葬具为单棺，已朽，仅剩少量灰痕，形制不详。墓主人骨保存较差，已成粉末状，初步鉴定为青少年，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上。泥器残片 标本M38：1，细泥质，颜色略发青。口、腹残，仅剩底，底内凹，器表粗糙不平。残底直径7.2厘米（图三三，1）。1.泥器残片（M38：1） 2.陶器残片（M40：1）（1）墓葬形制 东西向，方向297°。口大底小，四壁斜直内收，壁面较平整光滑。墓口长2.2、宽0.76～0.82米，墓底长2.02、宽0.72米，深0.22～0.42米（图二八）。墓内填土土质疏松，土色红褐。葬具腐朽不存。墓主人骨保存较好，为20～25岁男性，仰身直肢葬，头向西，面向上。（2）随葬品 1件。陶器残片，放置于棺内墓主人右胫骨外侧。陶器残片 标本M40：1，夹粗砂灰陶。陶质疏松。口沿不存，斜腹内收，平底。通体素面。残高6.8厘米（图三三，2）。三、结语
鱼塔梁商代墓葬规模、形制较为统一，葬式一致性亦较强，均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者最多。随葬陶器则在墓地的不同区域有明显区别，南部的M6、M8、M26均使用陶鬲，中部的M23、M25、M29、M31使用陶钵，北部的M38、M40则使用夹砂或泥质残陶器。铜器则更多与陶鬲组合。墓葬长宽比例多在2～3，作为对比，李家崖遗址商墓的长宽比多在2.2～3.5，两者数据接近，远远大于该墓地的战国墓葬，可能是该区域商代墓葬的一大特征。据此我们将未发现有随葬品，但长宽比例近似的墓葬，也判定为商代墓葬，共23座，该类墓葬相间分布在商代墓地内。随葬品中直内铜戈（M23：2）是典型的中原风格铜器，援作长条三角形，圭形援首，与郭妍利所分甲AaV式[1]近似，年代为殷墟一期或偏晚；銎内戈（M6：2）援面较宽，近三角形援戈，前锋圆钝，与郭艳利所分乙AaⅢ[2]近似，年代为殷墟一期或偏晚，两件铜戈分别与西北冈王陵M1001：R6824、R6825[3]也极为相似，年代在殷墟二期。而李家崖文化陶器编年序列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墓地所出陶钵（M25：01）和陶鬲（M6：1）可参考李家崖A1T36⑥a：8[4]和A1T18⑤a：60[5]，分别相当于殷墟一、二期和殷墟二、三期，考虑到兵器来源及使用时间长等因素，将墓地大致年代定为殷墟二至三期较为合适，文化面貌为李家崖文化。本次发掘信息明确，随葬品组合清楚，尤其是铜器、陶器共存，为该地区以往考古所罕见，为了解墓地丧葬习俗和组合关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材料。出土铜器中直内戈为典型殷墟风格铜器，而蛇首匕又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铜器，不仅为首次科学发掘，且位置清楚，为判定该器功用特征提供了关键证据。M8出土的红玛瑙珠在商代考古中极为少见，公开报道中仅在妇好墓中有发现，红玛瑙珠大量在中原地区流行则始于西周以后。海贝虽在殷墟时期大量出现，但一般已经演化为口琀、手握等使用[6]，红玛瑙珠与海贝组合作为项饰使用，在商代墓葬中也是时代较早的特征。本次出土陶钵是李家崖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次发现，在以往遗址考古中较为少见，为李家崖文化陶器增加了新类型。鱼塔梁墓地是一处小型商代墓地，和后刘家塔大型贵族墓有明显不同，但都是寨沟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寨沟遗址功能分区、丧葬习俗、社会结构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1]郭妍利.商代青铜兵器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35.[3]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图版贰伍零.[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家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39.[6]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44.
